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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視頻》:“叛国者” 关愚谦【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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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視頻》:“叛国者” 关愚谦【轉載】 Empty 关愚谦自述:一个倒霉的爱国者【轉貼】

發表  ymchen 03.04.17 8:42





【轉貼】


关愚谦自述:

一个倒霉的爱国者

《多维历史》

(2016-06-27 )


【在相当长时间里,逃往西德的关愚谦是与逃港音乐家马思聪齐名的“可耻”的“叛国者”。但关愚谦也曾是个爱国的热血青年,他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这么爱国还如此倒霉?即便在叛逃后,他发现自己“还是特别爱国”。本文由《中共经营报》记者谭洪安根据作者在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的讲座记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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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愚谦在“文革”时叛逃至西德(图源:浙江图书馆)



我这辈子经历很复杂,可以说是中国的一个“怪人”。

日本侵略时期,我当过亡国奴;抗战胜利后,我在上海。那时候,我看到英美的战舰停靠在上海滩,美国大兵在霞飞路(就是今天的淮海路)荷枪实弹巡逻,头盔和臂章上写着MP(military police,宪兵)。我年纪还小,就想:我们国家不是胜利了吗?为什么美国大兵要在大马路上来管我们的治安!?外国人不应该到我们家里来啊!

我也亲身经历过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那天我们燕京大学、清华大学,还有各个学校的同学,通宵没睡,从学校一直走路到天安门。下午3点钟,看到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那一刻高兴得真是热泪盈眶,我们终于有自己的国家,有自己的政权啦!

今天也许有些朋友会觉得我在倚老卖老,但这些重要的历史画面,我确实都亲眼看见过。


“一扭、再扭、三扭”


回想那个年代,我很年轻,很喜欢文化和文艺。一开始,英美文化对我影响是很大的,1946到1949年之间,我们都在唱西方的爱情歌曲。到了1949年革命胜利,我们又唱起“我们的队伍来了,浩浩荡荡,饮马长江”。

我从上海到北京报读燕京大学外语系,是学英文的。可组织上突然找我说,你英文不错,决定分配你去学俄文,我就从燕大外语系转到外国语学校,即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主要的学习课程,也从西方文化和文学,一下子转到了苏联文学。大家都知道,那段时间我们国家的基本国策发生了很大转变,向苏联老大哥“一边倒”了。这种情况下,我个人的思想也只有“一扭、再扭、三扭”。

你们设身处地替那时候的我想想:一个中国人既带着从小受熏陶的东方文化传统,又受过英美系统的西方教育,然后接受了苏联的马列主义的再教育,是不是有点像思想观念上的“混血人”?总之,那会儿脑子里是一片混乱的。这为我后来有机会在欧洲长期生活时,总是带着一种多元化的眼光看世界,观察对比中西方文化,思考世界为什么会变化成这个样子,有意无意地埋下了伏笔。

后来很多人会问我:像你这么一个爱国的热血青年,经历了不同时代的变化,为什么最后还是跑到西方去了呢?他们确实都不太理解。

我先说说,那时候我爱国爱到什么程度?毫不夸张地讲,如果地上有一颗定时炸弹,我会为了保护祖国和人民,奋不顾身地扑上去,宁愿牺牲自己!

到了1957年“整风运动”,鼓励群众向组织提意见。我那会儿年轻,才20多岁,单纯可爱,既然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积极响应号召,向组织坦白了自己的想法和困惑:比如为什么“三反”“五反”把工商企业资本家都打倒了?为什么搞“肃反”让老干部及他们的家庭遭殃?好家伙出问题了,“反右运动”一来,我就打成了极右分子。

事后回想起来,很可能是我所在单位的党支部书记,早就对我有成见。那时候我负责陪同苏联专家,在天安门城楼边上,如今的国家博物馆对面的一栋小楼办公,天天跟部长们一起打交道,大概也自以为了不起吧。我的领导是从山沟沟里出来的革命干部,实在看不惯我们这些上海来的大学生。

我当然不服气,是领导主动让我提意见的,而且我父亲抗日战争时参加革命,我是名副其实的“红五类”(通常指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编注)家庭的子女,怎么可能反对党反对革命?我父亲那时候在上海,后来当过副部级干部(关锡斌,又名管易文,1954年起任上海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1958年任国务院参事——编注),一听到消息很吃惊,赶紧打电话到北京问:我儿子啥时候变成极右分子了?最终我的“罪名”有所减轻,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但还是要发配到青海去劳动改造。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跌入低谷。


北京—开罗—汉堡


我在青海下放四年,当过牧民又当过农民,还差点饿死。到了青海后,我确实感觉自己资产阶级思想太浓厚了,很自觉地跟贫下中农一起,参加劳动,进行改造。

但我的生活又一次出现转机。有一天接到通知,国务院外事办要调我回北京,我摇身一变,从最最基层的小人物,成了很受重用的人。毛主席、周总理和刘少奇主席接见苏联外宾时,我曾给他们当翻译,因此毛主席我一共见过三次。跟周总理关系就更接近,他叫我“小关”,他和我父亲是一起留法的,邓颖超对我也很好。可这样一来,我们单位的领导对我又不满意了,人的嫉妒心理就是这样,总看不得别人好。

1966年5月“文革”发动,派别斗争很厉害。一开始时,我就暗地里告诫自己,关愚谦你是犯过错误的人,说话一定要小心。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50万红卫兵,即有名的“八一八”。那天我在天安门城楼最高层上,陪同常住北京的外国友人,包括路易·艾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爱泼斯坦等等。周总理看到了就招呼我,我问总理:您怎么看起来那么累啊?他回答说:哎呀,我一夜没睡。原来,为了保证毛主席的安全,要求红卫兵三个小时内通过天安门城楼,他夜里亲自监督让全体预演了一遍。周总理做事一向细致周到,到今天为止我都是很佩服他的。

那天周总理还问我:造反了没?我回答“没有”。他就讲了一句:毛主席现在说造反有理啊。那是个很特殊的年代,总理这么说,也许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可是我听到心里踏实了,回去就贴大字报,揭发我所在单位——当时叫“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即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前身之一——都有些什么什么问题,结果我又出名了,卷入了派别斗争,到1968年初,我也成了被斗争的对象。

我想这可怎么办?我一个那么爱国的人,为什么如此倒霉?我最害怕的是,再把我弄到青海那样边远艰苦的地方去,于是把心一横,干脆找个刀片割脉自杀算了,这种事“文革”中很常见。命运真有巧合,我打开抽屉找刀片,一看,里面居然有一本在华日本友人西园寺一晃(时为北大毕业生,其父西园寺公一1958年举家来华居住,曾担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常务理事等职——编注)的护照,还办有到埃及和法国的签证。我转念一想,事到如今,不如冒险拿着这本护照离开中国吧!我熟悉外事规矩和各种渠道,历经惊险周折,居然真的跑出去了。我写的回忆作品《浪》(德文版名《生活在两个天空下》)里,对这件事的经过有详细记载,在此不再赘述。

总之,我一下飞到了埃及首都开罗。“文革”期间国家干部私自外逃,可是件天大的事情啊。到了开罗机场,海关认出我拿的护照并非本人,把我监禁起来,我在埃及监狱里呆了一年半。狱友中有不少穆斯林兄弟会的人,他们大都会说英文,我从他们那学了些阿拉伯文,还会唱几首阿拉伯歌曲。

然后,再经辗转,我抵达欧洲,最终到了德国。那时候我不得不改名换姓,但发现自己虽然在国内有过那么不愉快的经历,却还是特别爱国。很多人来问我,要不要做“反共斗士”?可以到英国、法国甚至苏联去,我一概都拒绝了,因为我知道这些国家对中国不友好,我不能干对不起自己祖国的事。过了一段时间,汉堡大学方面知道了我的事,找到我,可我能干什么呢?连护照都没有!校方通融,同意我以同等学历进入汉堡大学读书,但要求必须有两位知名教授推荐。我初来乍到,哪里认识人呢?

幸好,我初到德国时写过一本《中国十八年变迁》,介绍新中国的建设情况,他们就让我去见汉堡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系的刘茂才教授。刘教授来自中国东北,人特别可爱,对我非常友好,见了面马上开证明,我就上学读书了。三个月后,他的儿子到处找我,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中文系刚好需要一个中文讲师,想聘请你当临时讲师,我一听当时激动得都要晕倒了!给我的薪水是400马克一个月,对德国人来说少得不得了,但已经足够我日常生活开销了!

就这样,我这个非常时期的“叛国者”,经历人生的第二次低谷后,在万里之外的德国汉堡落下脚来,努力开始一段新的生活了。

(栾泠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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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m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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