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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畫《我的前夫》,真相驚人,哭倒無數知青!【轉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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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畫《我的前夫》,真相驚人,哭倒無數知青!【轉貼】

發表  ymchen 于 周四 11月 16, 2017 10:13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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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畫《我的前夫》,
真相驚人,哭倒無數知青!


《微文庫》《攝影交流平臺》
(2017-10-24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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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畫《我的前夫》,原名《青春之歌》,是當代知名畫家王國斌先生知青系列油畫中的代表作。畫中的新娘和新郎,端坐在土窯洞前,新娘是位回城絕望的女知青,新郎是村裡男人中的幸運兒。他們的婚姻註定被政治操弄,當回城的機會來臨,便永生不再見。

在這幅作品中,新郎穿著新布鞋和新的粗布衣褲,臉色黝黑蒼老,手指粗大扭曲,笑得合不攏嘴。知青新娘的眼神和坐姿則透出了她的無限委屈、憂傷和無奈。她已經無家可歸,她的父母也許身陷牛棚或遭不測。她腳邊的旅行包是她的全部嫁妝。標語、牧羊鏟和角落的膠鞋說明新娘是個放羊的知青。她腳上穿的一雙紅色繡花鞋與她漿洗得發白的舊軍裝是那樣的不和諧。她嫁給了老羊倌,做了那個時代的祭品。

據說油畫初展時,很多老知青泣不成聲。2007年首都博物館“融合與創造2007中國油畫名家學術邀請展”展出時,當場就有幾位知青淚流滿面,是觀眾留言最多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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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知青網友柳燕春波在其博客上發表的觀後感


靜靜地注視這幅畫,我看到女知青眼裡的恐懼;看到她無聲的眼淚,滿臉的愁容和她無助的焦慮;看到她對命運的失望,對未來前途的絕望,對自己處境的悲涼。從她歪斜彆扭的坐姿,已經看到她今後生活的坎坷,這不是青春少女應有的神情。

這幅畫讓我心頭引起一陣顫抖和轟鳴,我眼前似乎再現了那難以忘懷的40多年前的知青往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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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幅畫確實很震撼,不僅是讓人流淚,泣不成聲,還有錐心的痛。這幅畫讓我看到了我那些至今還留在農村的同學的身影。她們紮根農村,與當地農民結了婚,過完全不屬於她們的生活。

有一位女知青,被一家農民搶去藏起來,說要給他家兒子做媳婦,當女孩的爸爸去找她時,她竟然被藏在一面用掛毯遮住的牆裡的櫃子裡,周身一絲不掛,那家人說怕她跑了。看她被折磨得又黑又瘦,同她爸爸一起去找她的知青女孩難過的淚流不止。但最終,他爸爸也沒能把女兒要回來,反倒被氣得大病了一場,後來終因氣鬱過度,離開了人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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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這個女孩給農民生了兩個孩子後偷跑回家看母親和弟妹,順便看了那個知青女同學。為了隱蔽,她們約在一個公園的小樹林裡說話。她用冰涼顫抖的手握著女同學的手,邊說話邊非常害怕地左顧右盼,說怕那個男人跟蹤。看她年輕的臉頰被恐懼愁苦扭曲的沒了往日的秀美,女同學無法忍住眼淚。結果,她從公園出去還沒回到她媽媽家就已經被發現,抓回去後被那個男人吊起來打的很慘,還不容許任何人去看她,沒過多少年她就失去了她那年輕的生命。她的死,讓認識她的人非常痛心,到現在她的同學依然沒法忘記她那顫抖冰涼的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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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與農民結了婚的女孩子們最困惑的是,結婚後她們徹底地失去了歸屬感,既不是城裡人,也不是真正的農村人,她們的心被殘酷的撕裂了,她們有些人無奈地永遠地留在了農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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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幾位認識的女知青是與當地農民結婚後再上學的。其中一位上海女同學,在安徽下鄉7年,大二時,聽說她要申請離婚,她的同學奇怪她那麼年輕,怎麼就結婚了?後來才知道她在農村拼命苦幹,是縣裡的先進標兵典型。作為紮根農村的典型模範,她被迫與當地農民結了婚,生活在一個很窮很偏僻的大山裡,從她們生產隊到山外的一個小鎮要走兩天一夜。她是上海出生成長,可結婚後她的戶口被落在農民的家裡,地址是在×省×縣×公社×大隊×村×組×家。那時候,政策不容許她離婚,學校分配也是按哪裡來回到哪裡的政策,畢業後她還得回那個男人的家裡繼續她的苦日子。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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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浙江同學,也在安徽山區下鄉,因太苦,家人託親戚在山東農村說了親事,結婚後才上大學,畢業後她也要回到山東農村的家裡去。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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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人特別傷感的是與農民結婚的女知青們,結婚後為了孩子不得不再一次犧牲自己,永遠地埋葬自己的希望與渴求,永遠地失去自己想要的生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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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有三位女知青與農民結婚,生活在荒涼戈壁風沙口的地方。因為孩子,無奈地在那裡生活了四十幾年。一位現在身體多病,生活困難。另一位是年齡大了,也為了能讓孩子在城裡上大學,搬回了城市,住在父母去世後留下的一套小公寓房裡。哪想到,才剛剛回城,窩還沒捂熱,她就因癌症而匆匆地走了,留下了無盡的遺憾和悲哀。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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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位下鄉後失去生命的女孩,她悄無聲息地走了,永遠都不能再看爸媽一面,永遠都無法實現她的夢想。她的魂魄留在了農村,讓父母和親人望穿了雙眼,哭斷了肝腸。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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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曾在電視臺工作的年輕女性給我說了一件嚇壞她的事情。幾年前,她和同事去採訪,見廣場上有一群年紀大的人在唱歌跳舞,本想問他們是否幸福,如何安度晚年等話題,沒曾想一個長相不錯的五十幾歲婦女搶過話筒張口就連哭帶罵,說當時的邊疆領導和他們的政策毀了她們一生的生活和幸福。說許多被理想和美景矇騙到邊疆的姑娘不少都被強制性地與又老又醜的男人或不相識的兵團男人結婚,結果因為孩子,又不得不一輩子遠離家鄉和親人,與一輩子都沒有喜歡過的人,在一輩子都沒有喜歡過的地方生活到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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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不但知青,那時候有很多女性都是可憐人。我的姑姑,中專畢業後原本在城市有份部隊後勤部門的工作,在21歲時被動員到戈壁灘去開荒。她漂亮能幹,被硬性指派給了一位從河南農村來的比她大26歲因工作而殘疾的醜陋男人。有孩子後,作為兵團戰士,她仍要拼命地幹活。那個男人經常酗酒並毒打她,不許她與家人聯繫,她幾乎被逼瘋了。因他們的工作總輾轉在沒地址沒名字的不毛之地開荒,我家多次找她都無果而歸。後來她也曾偷跑回家兩次,最終因為惦記孩子,又回去了,才四十幾歲她就留下幾個孩子去世了。每次想到姑姑,我家人就哀傷無比。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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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知青朋友看到油畫後對我說:其實我們都差點在農村那兒過一輩子,我的幾位高中同學至今沒有回城,有兩位已經過世了。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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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我妹妹從城市去邊疆做知青,回不來城,後來只能嫁當地農民,就是油畫上的結果……不堪回憶..妹妹已經過世了!!

他說:油畫還是美化了那位男的,且是"前夫";油畫上的女知青的後半生可能會好點;我妹妹可不是前夫,而是一輩子都在那兒了,死後也埋葬在那兒!這十年,每逢"清明節",我都下鄉去祭拜她!但願她在天堂中回城!找到她嚮往的愛情。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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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還說他太太的三個妹妹都是下鄉知青,最年長的大妹妹在農村七年,2555個日日夜夜,多難熬啊!他無比傷感的寫道:看到油畫,很感觸,我和油畫中的女知青,“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我已熱淚盈框,無法繼續寫下去了,往事不堪回首。

每看到或聽到令人心碎的知青故事,我總是幾天都不能平靜。知青是一個特殊的群體,是一部還活著的歷史,每一位知青都有最深的體會和成長的故事。青春已經被揮霍,在步入中晚年之際,祝知青朋友快樂開心,健康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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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的知青地下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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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上山下乡的女知青》【轉貼】

發表  ymchen 于 周日 11月 19, 2017 11:42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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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上山下乡的女知青


作者:冯骥才
《金羊网--Sina 新浪讀書》  
(2015-11-06)



 1970年5月17日,我们在M市火车站兴冲冲登上列车,奔赴遥远的北大荒。车站上一片连哭带叫,知青从车窗里伸出手,死死抓着站在月台上那些送站的亲人的手臂,直到车轮启动也不撒手,维持秩序的人手执小木棍,使劲打才把他们的手打开,真像生离死别一样!这之中唯有我是另一个样子,我特别兴奋,起劲地敲锣打鼓,拼命喊口号。那时我刚十七岁,浑身带着在红卫兵运动中激发出的热情,脑袋里只有“在广阔的天地里大有作为”这几个字,其他什么具体的东西也没有,只是一团火热的、膨胀的、闪闪发光的感觉。再加上人在少年时那种离家出走闯一闯的傻乎乎的愿望。一路上兴高采烈,敲敲打打,又喊又叫,列车走了两天两夜,没到站嗓子就没有声音了。

  列车在深夜到达农场车站。一开门,漆黑一片,“哗哗”下雨,极冷。我们是从炎热的M市来的,身上还穿着衬衫呢!赶紧从行李包抻出军大衣穿上。下了车,在站台昏暗的灯光里,只见大家一片绿,全都穿上了棉衣,冷雨却“沙沙”打在棉衣上。

  我们是给大卡车运往农场的。农场似乎很大,好像没有边儿。他们按照军队的方式,一个连队一个地方。我们的卡车每到一个连队,便下来一些人。我在第×连下车,一同来到这个连队的知青大约有六十人。我们被领到一个很冷很黑的大房子里睡下。由于天黑,什么也没有看见,只觉得满地泥污。太累了,倒下立刻睡着,连梦也没做。

  第二天醒来一看,傻了!我们全傻了!

  哪里是房子?原来是个极大的老式帐篷,缝缝补补,撒气漏风;帐篷里边也满是烂泥,长长的野草居然从床底下长起来。这就是我们长久的住处了。吃饭要天天踩着烂泥走出一百多米到伙房去,我这才明白为什么临来时学校再三叫我们准备高筒靴。一看这情况,几个年岁小的学生就哭了,扭身要回去。但怎么可能回去呢!这大帐篷有两个,每个住三十人,相距五十米。当天夜里,大家躺下,谁也不说话,渐渐就有了哭声。先是女知青哭,后来男知青也哭,最后两个帐篷的哭声连成一片。在这荒凉的野地里,哭声和风声水声一样,谁理你?那时我们才十六七岁呀!

  我们大多被分配在“农业连队”干农活儿。这儿的农活儿可不好干。没有排水系统,到了收割时,赶上大雨,地里成了汪洋,机器下不去,割麦子就得用“小镰刀”解决问题。干活儿也是突击式的,天亮时露水一干,马上下去割,因为麦子沾露水不好割,这样一来要干到天黑露水下来时才收工,一天干下来人都快散了。割大豆时就更难了,那是在九月份,地里全是水,夜里结上冰,一脚下去,全是破冰碴子,所以毡袜、皮靴、绒裤全得穿上。但干起活儿来,太阳一晒,上边反而热得穿单褂。上热下凉,那难受劲儿就甭提了。后来许多知青的关节炎、肾炎、风湿病都是这么得的。可那时没人退缩,舆论强有力,懒汉是可耻的!我们的口号是:“小镰刀万岁!”“磨断骨头连着筋!”有时完全可以用机器也偏不用,因为用“小镰刀”才可以“颗粒归仓”,那股子精神真了不起,尤其女孩子们更不容易。农场的老职工大多是转业兵和从山东、四川来的重劳力,根本不懂得照顾女孩子们。女知青们来了例假,不好意思说,照样把双腿插在刺骨的冰水里,默默地忍着干活儿。现在想起来都心疼她们。

  至于生活的艰苦,你根本无法想象。

  举个例子吧。知青得了病才能有资格享受一次“病号饭”。这“病号饭”不过是用豆油、葱花和大盐粒子炝锅,再倒进去开水煮一碗汤面。有一次,只剩下一碗“病号饭”了,两个知青为了争这碗面,一个知青就啐一口唾沫到面里,他想用这办法独吞这碗面,另一个知青马上也啐一口,说:“我不嫌你,咱们就一人一半吧!”这一碗破面汤,不过是让肚子舒服一点吧。

  那儿人的饭食一向很粗。一个馒头半斤重,一个包子三两重,一两个月吃一次猪肉;吃猪肉那天——我那时没有照相机,真应该叫你看看那些孩子一张张心花怒放的脸儿!那脸儿才叫漂亮好看呢!没肉吃怎么办?猫肉、兔肉、鸟肉、老鼠肉……有一次,我们的拖拉机压死一条蛇,大伙儿就用小刀把蛇切成一段段的。我在地上找到一个破罐头盒,里边放点水,点着树枝,把蛇肉一块块煮了,那滋味真是鲜美极了。回去讲给伙伴们,人人听了都咽口水。

  这儿的自然环境还不错,山上是原始森林,地上是“水泡子”,水草茂盛,一碧千里,非常开阔,绝对没有污染。如果你做旅游者看一看,当然很好。如果叫你像我这样生活八年,恐怕——别说不好听的话——恐怕你早跑回来了吧!

  就说天气吧!冬天最冷的时候,耳朵和鼻子冻得“梆硬”。有时老职工搞个恶作剧,拿起洋镐对知青说:“这镐刃上怎么有点甜呢,你舔舔!”如果这知青傻帽儿,一舔,舌头就粘上了。再一拉,舌头准掉一块。这时必须赶快到屋里去,叫别人哈气,帮助“哈”开。逢到“刮烟泡”——那种雪后的大风,常常在风口的地方把雪立起三米多高,搅得周天寒彻,漫空迷雾,往往使人迷路,迷路的结果大半是把人冻僵冻死。

  我说艰苦,你别以为我们就会喊爹喊妈,叫苦连天。一次,我们从山里干活儿回来,车坏了,徒步走了一百多里路。路上渴急了,大伙儿就嚼树叶,我忽然看见地上车辙沟里积着一些雨水,便趴下去,挥手轰走水面上的一层小飞虫,去喝雨水。我这个创造发明得到大家一致称赞,大家便都这样喝个痛快。嗓子得到滋润,便又唱歌又呼口号又念语录,一鼓作气回到农场,情绪依然十分高涨。


  可以说从“文革”初期到这时,我还没有丝毫的反省意识。

  “文革”初,我们批斗一个老教师。她原先是个老校长,反右时被划为“右派”,在学校做清洁工。在逼她交代问题时,有些顽皮的同学就叫她大口大口不停地吃大蒜,她说受不了,便叫她搅和鞋油一起吃,再把蘸了稀泥的葡萄叶子塞进她嘴里。那时我们决不会认为是在迫害人,相反觉得我们很英雄,很正义,立场坚定,这便是当时学生们的自我感觉。

  在我来支边之前,还参加过动员别人插队支边。记得我们到一个不肯放子女走的“钉子户”家中做工作。所用的办法是“熬鹰”,也就是白天黑夜不停地动员,软说硬说,不让他们睡觉,直到把他们熬垮,点头同意了,马上给他们办理户口迁移手续,这法子真有点缺德!记得这家该走的是个女孩子,母女俩住一间平房。我们七八个人都挤在他们家,连水缸边都坐上人了,你一句我一句直到深夜,这母女俩就是不说话,我实在熬不住,不知不觉睡着了,天蒙蒙亮时醒来一看,嗨!被动员的和动员的全睡着了,东倒西歪,一片鼾声,大伙儿全垮了。当然,最终她们还是被我们征服了。但我哪里会多想一想,毛主席的号召既然这么伟大,为什么又要用这强制的手段呢?

  那时,没有思想也就没有痛苦,所以我一直是快乐的,意气风发。

  那时我们的业余生活主要是批判会,这也是唯一的文化方式了。干了一天活儿后,晚上就被连部集中起来,搞大批判。对于我们来说,写大字报是练书法,写批判稿是做文章,唱《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是唱歌曲,我们也写诗,当然都是按要求写的了,绝对没有个人的诗句。尽管这种文化生活充满政治气息,但也可以人尽其才,一样干得有声有色。我们是绝对不准看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之外的任何书籍的。偶然有人从别的连队偷偷借来一本小说,大家都抢着看,但千万不能叫连队领导知道。记得有一本外国小说《俊友》,莫泊桑写的吧,传到我手里是吃晚饭的时候,我瞪着眼一直看到夜里两点,两点半另一个知青就起来接着看,书的利用率可是极高的。

  要说到看电影,那简直是我们的节日!一部电影从师部借来,就一个个团部传着放映。多是到一个集中的地方,各连队的知青都来了,好像一个大聚会。老朋友见见面,也可以认识些新朋友。记得一次听说要放映香港片子《杂技英豪》,知青早早地聚在广场上,从天擦黑直等到夜里三点。片子一送到,广场上欢声雷动,那声音撼山动地,不知是表达一种满足还是一种饥渴。还有一次看朝鲜电影,电影里下大雪,广场上也下大雪,但没有一个人离开。电影里的人进了屋子,我们却在大雪里站着,这感受真是奇特又奇妙极了。

  我们有大块大块空白的时间,又寂寞又孤独,爱情便出现了。连长像个封建时代的管家,常常在晚上到桥头和道口去堵那些外出散步的男男女女。有时还躲在解放牌卡车的车楼子里,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但我们有一条由帐篷后面通往森林的秘密小路,是知青们恋爱的幽径。知青们都爱称它为“胡志明小道”。这小道弯弯曲曲穿过一片开花的草地,还有许多小白桦树遮遮掩掩,又美又静又神秘,许多知青把伴随着心灵战栗的足迹留在那小道上了。

  我不能落下这个细节,这很重要——从连队的大院子里远望,有一棵枫树。它长在平坦坦的草甸子上,周围没有任何别的树,只它一棵,也许因为它所处的地势好,单独地生存下来。它又矮又大,由于太远,平时看起来模模糊糊;可逢到秋天,它红极了,像一束火把,非常吸引人。有时心情孤独,看它一眼,似乎就好受一些。它好像是一种寄托,一种期望。有的人心里有苦难言,就跑到那树下待一会儿,静一会儿,哭一会儿,便会好些。于是人们都说它能消解痛苦,非常灵验。我吗?我——今天我特别不爱说我自己。我只想说,近来很奇怪,我常常恍惚间想起这棵树来。说不定哪一天我专为这棵树跑回去一趟呢!什么?你说我的眼圈有点红?我昨晚又睡晚了。


  我们的知青生活的重大转变是忽然出现一个意外事件,一个老职工与一个女知青关系暧昧,他晚上控制不住,钻到女知青帐篷里,被当场抓住。虽说这事在连队里炸了锅,但绝不会这么简单。在给这老职工办学习班时,一打一逼,他交代出自己的风流艳史,居然还有不少女人!有女职工,也有别的女知青。这时人们就把疑点放在我的女朋友身上。我的女朋友是副班长。那时帐篷里很冷,一个烧“半子”(一截树干立着劈成四半)的汽油桶根本不顶用。我那朋友就住到这老职工家里,跟他的女儿做伴,不过是图个暖和。中国人在这方面既有兴趣又有想象力,于是就在我朋友身上打个问号:难道他眼前放着一个有眉有眼的大姑娘会不动心?

  你问我这朋友?她是个很好的姑娘,我与她从小同学,互相印象都好,但我那时受传统教育很深,男女之间特别封建,表达非常隐晦。一次,我被氯气熏着,她来看我时,马上把自己身上的大衣和手套给了我,那可比现在年轻人随随便便一个吻强烈得多了。但这事一出,无论对我的打击还是舆论压力就太大了……我还是先不讲我自己的事吧!

  这件事之后,跟着又出了一桩类似的事,连部一看问题不小,加紧一抓,揭发检举,知青揭发知青,老职工也相互揭发,居然涉及几十人!所牵扯上的知青大多是女孩子。连部就把那些有事的男的关起来打,说是搞“群众专政”,实际上是“逼、供、信”。这样,不管是老实供认,还是屈打成招,反正愈揭人愈多。我们惊讶了,乱伦啦!这不成流氓窝了?尤其是那些女孩子最不能同情,她们是给知青丢脸!那时我们还有一种很强的集体尊严与荣誉感,对“上山下乡运动”还抱着理想精神呢!

  有一个女孩子是B市来的,她也是怕冷——你在这里,根本想象不到那儿的冷是什么滋味!她借着去马号买奶,在马号里多待一待,暖和暖和。卖奶的老职工就献殷勤,给她热奶,好言安慰,小恩小惠,再采取手段,终于把她弄到手,这姑娘怀了孕。人人骂她,谁也不去想,这个姑娘个子高,又苗条,如花似玉,非常好看;那老职工又矮又丑,还是独眼,这姑娘怎么会看上那老家伙?谁也没有同情她,都认为她无耻,给知青丢脸!她到师部医院打孩子时,医院不留她住;从医院回连队的路上,长途车不叫她坐。因为医院的护士和汽车上卖票的都是知青,没有人怜惜这个“轻贱”的女子。一次,这姑娘与另一个知青吵嘴,立刻好多人一拥而上,把她的上衣撕得粉碎,里边全露出来了。当然是为了羞辱她。从此这姑娘颓废了,接二连三,跟了好几个。最后团长看她长得特别好,占为己有。好好一个姑娘毁了!

  从这事,我眼前遮上一层黑雾。

  这样的事闹出来,往后便层出不穷。有一个团的招待所所长、参谋长和团长,把许多女知青调去,说是给她们好工作,不干农活儿,有吃有喝,实际上三个人轮流干。一百多女孩子叫他们玩了。其中有个高干子弟告到中央,才把那几个家伙毙了。

  自从发生这件事,我们才对那些无辜的女知青寄予同情。她们离乡背井,无依无靠,孤独难熬,没有出路而充满绝望,才被人使用小恩小惠与手中权力欺负与迫害。还有那些为了上大学和想离开这里的人,只好委曲求全,责任又怎么能放在这些可怜无助的弱女子身上?

  由于同情心产生,怀疑也随着产生。

  这期间,社会的不正之风到处泛滥,也刮到了连队。我从M城探亲回来,送给连长一本年历,其实我并没有别的意思,不过在这偏远的地方很难见到这种年历。连长为此居然把我调到农场小学当教员。一本年历不是瓦解了他,而是瓦解了我;神圣感没了,嫌恶感来了。我这才开始降温,我也真够笨的。


  我更笨的则是一直到一九七八年才返回M城。我几乎是最后一个离开连部的,当地人都戏称我是“珍贵动物”了。

  从一九七五年,知青可以选调上大学和办理病退返城。上山下乡这场运动走向分崩离析。当时流行一首《知青歌》,开始只是偷偷唱,渐渐连长听到也不管了,歌词已经记不全了,反正有这么几句:

  告别了妈妈,再见吧故乡,

  还有那金色的学生时代,

  只要青春进入了史册,

  一切就不再返回;

  告别了妈妈,再见吧故乡,

  我们去沉重地修理地球,

  那是我们的神圣天职,

  我可怜的命运哟!

  歌词挺粗糙,流传却很广。唱起来十分的忧郁,很适合我们内心低落的情绪,所以大家总在唱。当领导的都很灵,从这歌中听出一种不吉祥的东西。中央开始组织各地的慰问团来看我们。我还记得哈尔滨慰问团带来了“消炎药片”,天津慰问团送给每个知青一件绒衣,上海慰问团赠送的什么已经忘了。但我们有意带他们参观那些最脏最破、条件最差的住房,还让他们看看我们的厕所——这里的厕所是用木头和草围当做墙,没有上下水,只挖一个坑,大小便多了,冻成一个冰坨子,最上边是个冻得硬硬的粪尖,上厕所必须带一根棍子,先把粪尖打断,否则扎屁股……

  他们看了很惊讶,但最多只是说几句好听的话劝劝罢了。谁都知道他们来是为了安抚,而不是安慰。每个人心里那只眼睛都睁开并且愈来愈亮了。

  我和R两个人在帐篷里,脱光衣服,相互找病。我忽然发现他的胳膊有点弯,他写信给家里一问才知道从小摔断过,他就用这个“理由”办回城了。我把他送走,在荒野里一站,才着着实实感到一种被遗弃感。而实际上早在1970年我们就被遗弃了,只不过我们当时是一群傻子!

  在农场最后的日子,一般人绝对受不了。

  我们刚来时晾衣绳上晾满衣服,现在零零落落,寥寥无几;过去打饭时要排很长的队,最后只剩下几个,好像破衣服上几个没掉的扣子。在大帐篷里,如果不认真看往往就看不见人。

  从公路通往连队的道儿,来时只是一条细细的小路,八年里被我们沉重的脚步踩成一条三米宽的大道,但知青一个个走了,道路又变窄了。“胡志明小道”已经被野草埋了起来。每当我感到孤独和寂寞之时,就跑到那棵红枫树下坐一坐,但这枫树已经不灵验了,无论我怎么落泪,也难以摆脱心里的苦闷……

  有背景、有门路、有办法的人都走了。最后,我还是经人指点,用四把挂面收买了医院的化验员,把化验单改了,这才返回M城。你看,我这八年不过和四把挂面一个价钱。是啊,此时已是1978年12月30日,眼看就是1979年了。六十岁的老妈妈见我回来,高兴得居然像小孩那样双脚离地蹦了起来。但谁问过我在那生活了八年的地方,我们留下了什么?

  我们连的知青还算齐齐整整,六十个全都活着。旁边连队的一个姑娘,出窑往外挑砖时忽然窑塌了,活活砸死在里边。人弄出来早已经烧成糊干,不敢叫她家里来人看,赶紧埋在荒地里了。最惨的是一次森林大火,团长指挥知青去灭火。森林大火,别看白天都是烟,晚上看像点天灯一样,全是火,几百度高温,人一进去就烧化了。绝对不能哪儿有火扑哪儿,只能在外边打出一条防火通道。但这团长是蛮干,结果烧死了四十多知青。森林里着火,火是追人的,比老虎还猛烈;男的跑得快,烧死的大都是女孩子。可是……谁对这些无辜的白白死在里边的孩子们鞠过一个躬呢?

  如果这些女孩子知道知青最终都返回到自己爸爸妈妈的身边,她们岂不更是自觉悲哀?如果她们阴间有灵,准会发出凄惨又愤怒的呼号!

  在我即将离开农场的那些日子里,知青们已然怒不可遏。一个团部里爆发了知青焚烧劳资科长家里房子的事,因为到处传说这科长收取知青们的礼物堆成了山。后来,知青返城不再要医院证明,也无须理由了!

  知青一走,另一个悲剧就出现了,那就是有些知青在当地有了女朋友,他一走了之,把苦难结下的果子交给了女友。这很像那支歌曲《小芳》。于是有人自杀。有一个当地的女孩子在遗书上写道:“我劝本地青年千万别爱城里的知青!”于是又引起当地人对知青的反感。苦难是一种传染病,谁知“文革”的贻害究竟有多大?


  你问我对自己知青这段特殊经历怎么看,说实话,我很矛盾,一直矛盾着,这辈子甭想解开了。我想,你问任何一个知青,他也会给你同样的回答。

  从悲观的角度看,八年的艰辛苦难还在其次,我们十几岁就被赶到边疆,如今四十多岁了,心里带着很多阴影,身上带着许多伤病。许多人身体早早垮了,像肾病、胃病、腰背病、风湿病,终生终世也不可能甩掉了,这也其次。最主要是我们失去学习的机会,很多知青有才华,但知识不够,没有学历,虽然现在还算正当年,却无法和大学生、研究生们相竞争。是啊,我们是被糟蹋了。

  从乐观的角度看,八年困境锻炼了我们,我们什么都经受过了,最冷的天气、最苦的生活、最累的工作,都受过了。我们还怕什么?我们有极强的适应能力,对困难不犯愁,承受力强,还能应付各种难题。我刚返城时,电力局招人,去了一百人,大多数是知青。当时电力局想在院子里盖几间平房办公,缺木匠,立即有十多人说,我们都是木匠。再一问,全是知青。知青个个是好样的,他们都在“文革”的“老君炉”里炼过,岂不神通广大?然而最使我感到自豪的是,每一个知青都已经明白,他们为国家承担过什么——实际上,红卫兵运动之后,也就是1970年,国民经济完全搞垮了。国家已经没有力量给两千万年轻人安排工作,放在城市又不安全,怕出乱子,这才想出“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的冠冕堂皇的口号,把我们放逐四方,于是我们这支曾经为他们冲锋陷阵、赤胆忠心的千军万马,统统落入安排好了的陷阱里。尽管我们曾经悲哀至极,尽管我们吃了苦头,但连国家也挑不动的担子,叫我们十几岁孩子们瘦弱的肩膀扛住了。是我们撑住这倾斜的柱子,才避免了国家大厦的坍塌。你说,难道我们不伟大、不是功臣、不是货真价实的国家栋梁?尽管这一切一切都是事后我们才明白的。

  可是我有时又想,我们这自封的功臣又能被谁所认可?!就像前边说的,谁去面向那大火烧死的四十个女孩子的地方鞠一个躬呢?

  我的话说得差不多,现在轮到你说一说了!

  历史已经全部记住,就看人们自己是否把它忘掉。



来源: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时代文艺出版社

(责编:李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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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遭遇婚姻难题 与农民结合苦果最多》【轉貼】

發表  ymchen 于 周三 11月 22, 2017 9:2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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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知青曾遭遇婚姻难题
与农民结合苦果最多


来源:重庆晚报
《搜狐新闻》(2009-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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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下乡的知青



百万知青的婚姻难题:禁欲酿苦果



“文革”后期,越来越多的知识青年遇到了婚姻问题。上山下乡的特殊场合,使这个问题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婚姻,而成为运动中纠结着诸多矛盾的一个焦点问题。


婚姻政策:经济条件差,提倡“晚婚”



  知青下乡以后或迟或早都会遇到婚姻问题,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是运动的高潮期,新闻媒介不厌其烦地宣传在农村“扎根一辈子”的思想。使下乡知识青年“扎根”在农村的有效手段莫过于鼓励他们在农村结婚,安家落户,但有关部门却把提倡晚婚作为知青工作的一个重点。

  1970年5月14日《人民日报》报道了贫下中农积极教育插队知识青年,正确处理婚姻问题,劝导他们实行晚婚的消息。在这则消息中,是否坚持晚婚,被耸人听闻地提高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加以认识,而一些地方出现的早婚苗头则被斥责为“阶级敌人”破坏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一股“妖风”。

  1973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接见参加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时,周恩来明确指出:“计划生育,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分不开。城镇青年下去以后,要做模范。”他还特别夸奖女知青代表徐敏光是晚婚的“模范”。徐17岁时还乡务农,此时已经28岁,还没有结婚。

周恩来专门谈到知青“晚婚”与房子的关系。他说:要提倡晚婚。刚下去,不到20岁,下去后头七八年,十来年,可以不发生住房的问题。以后他可以自给了,有了积累,再给点补助,到结婚时就可以另盖房子了。


个案白启娴:一个“反潮流”典型



   第二年年初,新闻媒介对知青婚姻基调却发生了显著转变,转变的开端是由白启娴投诉报纸引起的一场风波。

  白启娴原是河北师范大学的毕业生,1968年被下放到河北省沧县阎庄公社相国庄大队“插队落户”。1972年与同队一小学文化水平的农民仓促成婚,她努力适应由大学生向农妇的角色转变,烧火做饭、喂鸡饲鸭、操持家务、侍奉公婆、生儿育女。丈夫虽为人厚道,但不乏根深蒂固的夫权观念,无故挨丈夫的打很快成了她的家常便饭。她的婚后生活毫无美满可言,也不断遇到周围人的冷嘲热讽。

  1973年底,在一次口角中,与白启娴同在公社执教的一名教师将这起婚姻说成是个“丑(闻)”。白在盛怒之下连写几封信寄给各家报社。信中称,“有人说嫁个农民没出息,依我看,那种贪图个人享受,看不起嫁庄稼汉的人最可卑”;“有人说,落在农村没前途,我坚信在广阔的农村奋斗终生大有作为,前途无量”。为了驳斥各种非议,她不惜美化自己并不如意的婚事,将偶然凑合的婚姻说成是“决心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自觉举动。白启娴的信适逢其时,当时以江青为首的极左派领导人竭力推波助澜的“批林、批孔”运动刚刚拉开帷幕,正需要造就白启娴这样的“反潮流”典型。

  1974年1月27日《河北日报》以《敢于同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为通栏大标题,发表了她的来信和《编者按》。《编者按》吹嘘她的信是“一篇生动的批林、批孔和进行路线教育的好教材”,并“希望涌现出更多的敢于与地主资产阶级的旧思想、旧传统观念决裂,敢于反潮流的人物,这对于反修、防修,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有其深远意义的”。不久,《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她的事迹。

  随着白启娴名声的鹊起,全国各地竞相树立自己的“白启娴”式人物。意味深长的是这些人物为清一色女性,而且大多是在下乡头一两年就嫁给当地农民的。本来招致非议的人生抉择却成了赢得种种美誉桂冠的政治资本,宣传喉舌关于知青婚姻政策的重心迅速由倡导晚婚转向鼓励知青在农村结婚。


婚姻率:禁欲主义幽灵在游荡



   就绝大多数知青而言,在下乡的头几年,恋爱婚姻还没有提上日程表。一种风靡的观念是:优先考虑个人问题与革命的大目标是格格不入的。许多青年憧憬的是为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奋斗献身,认为沉湎于个人的卿卿我我,意味着失去献身的资格、禁欲主义的幽灵肆无忌惮地在青年中间游荡。于是,紧闭初开的情窦,将求爱者一口回绝者有之;将热情的情书交给领导者有之;将隐秘的情爱之火熄灭在革命祭坛前者亦有之。

  生产建设兵团政治环境也助长了禁欲主义的弥漫。舆论认为,知青到兵团的任务是“屯垦戍边,反修防修”,谈情说爱被看成“资产阶级的思想”。极左思潮笼罩下的兵团,将“男女大防”奉为金科玉律,任何“越轨”行为常受到惩办。有的连队自定土政策;掌灯后男女青年接触,必须有“领导”陪同;有的干部专门稽查男女知青幽会,私拆情书,并拿到大会上宣读,作为“阶级斗争的反映”,或者扣上“侮辱妇女”的罪名。对人权的公然践踏,时常激化矛盾。有的青年不堪其辱,逃出境外,成为罪不可赦的“叛国犯”,甚至万念俱灰,走上绝路。

  相形之下,农村插队青年所处的环境则宽松得多。知青中第一批结婚者在受到知青群体冷落之余,通常能从当地淳朴敦厚的农民中寻找到慰藉。

  1974年末,全国已婚知青有48万人;1975年增至61.4万人;1976年为72.6万人;1977年达到创纪录的86.1万人,占全部在乡知青的10%。在这以后,随着运动迅速退潮,在乡知青大举返城,已婚青年的人数逐年递减。


婚姻类型:知青与农民结合,苦果最多



  知识青年的婚姻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双知青类型(夫妇双方均为知青),知青与农民类型,知青与国家职工(军人)类型。以下三份局部性资料对插队青年的婚姻类型进行了一个粗浅的统计:

  第一,1980年吉林省的统计,已婚青年中,与农民结婚的占74.9%;知青之间结婚的占21%;与城镇职工结婚的占4.1%。

  第二,1978年河北省保定地区的统计,已婚青年中,与农民结婚的占75.5%;知青之间结婚的占15.2%;与职工结婚的占9.3%。

  第三,1976年吉林省怀德县的统计:在已婚青年中,与农民结婚的占74.8%,知青之间结婚的占17.9%;与职工结婚的占7.3%。

  在三种婚姻类型中,知青与知青共结连理一般具有较为坚实的感情基础。但农村艰窘的生活却给这种“理想的婚姻”蒙上浓重的阴影。许多知青婚后只有菲薄的收入,经济上无以自立。若再生儿育女,对捉襟见肘的生活无异于雪上加霜。一首知青歌曲唱道:“人家的丈夫,当官拿数数(四川方言:钱);知妹(四川对女知青的简称)的丈夫,年终要倒补。”“人家的丈夫,都有楼房住,知妹的丈夫,光呀嘛光屁股!”

  知识青年与农民的结合在全部婚姻中涉及面最广,酿成的苦果也最多。白启娴扬名后,地位陡然变化,先由地委书记介绍入了党,继而被增补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擢升为河北省知青办副主任,地区文教办副主任,公社党委副书记。白启娴的归宿是可悲的。“文革”结束后,她调到沧州师范专科学校教务处任副主任。1982年11月煤气中毒致死,年仅39岁。



当代中国出版社《中国知青史·初澜》
 
(责任编辑:刘晓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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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堪回首的女知青血泪》【轉貼】

發表  ymchen 于 周一 11月 27, 2017 8:41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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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堪回首的女知青血泪


作者:信力建
文章来源:《凤凰博报》
《百度文库》(2011-01-22)




我在《知青运动是历史的反动》一文中指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一个“已经被历史和实践否定了的运动”。其实,否定它的不仅有历史和实践,更有知青——尤其是女知青——的血泪。

1968 年12月21日,在“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紧接着“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口号声响彻中华大地。全国二千万正值应该继续读书的适龄青年,带着淳朴的政治理想和激情与希望,豪情满怀地惜别家人、告别城市,大规模地迁徙到农村这片“广阔天地”干革命。从那时起,轰轰烈烈的火车,汽车从北京、天津、上海、哈尔滨、杭州、温州等地运载着红卫兵和学生一次次驶向北大荒、内蒙古、云南、海南岛……开始了接受比他们知识更匮乏的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窘迫、艰难、困苦的生活。

不能否认,当年的知识青年的这种生活、这种豪情、这种信念,是那个年代的狂热,那个年代的虔诚,是发自内心的,是无愧的。不是么?刚刚走出学校的小青年也不过只有适龄十七八岁,在那种严酷的生存环境里,用稚嫩的身躯、脆弱的生命,抗衡着千古荒原那巨大的自然力量,那难以想象的艰苦、困难的生活是多么的煎熬。对知识青年来说;如果打娘肚子里出来就生活在穷乡僻壤的农村、边疆,没见过外面的世界,到也罢了。苦就苦在投胎在大城市,生活在贫瘠的农村,而且要插队一辈子,自己的青春和人生将意味着被这片黑泥土慢慢消损、吞噬。

但是,最令知识青年心悸的,恐怕还不是生活条件的艰苦,体力劳动的繁重,而是人生安全没有保障。仅就吉林的九台一个县,1973年前的调查就发现迫害知识青年案件73起。其中,强奸、奸污下乡女知青案件63起,占86%。受害人83人。其中,自杀1人,自杀未遂3人,怀孕打胎5人,生孩子6人,身心遭受摧残严重疾病的12人。1968年至1973年初,湖北省天门县先后安置下乡知青1.3万余人,共发生奸污、迫害女知青案件203起。女知青的受害率比九台还高。

农村基层干部多数是利用职权,借招生、招工、上学、发展党员之机,对女知青进行奸污的。九台某生产队长齐殿发,先后强奸、奸污、猥亵妇女23名,公开宣扬“好汉霸九妻”把女知青骗到他家住宿。1971年春,在其妻子的助力下,将女知青蔡某强奸,蔡右眼被齐犯击伤。蔡受伤后痛不欲生,忍辱投河,被人救回。齐对蔡软硬兼施,一方面哄骗说:“你放心,小队有我,大队有我哥哥,公社、县里我有人,将来招工一定叫你走。”另一方面又恐吓道:“这是我们齐家的天下,你要告发,我顶多半年不当队长,我叫你骨头渣子烂到这里,也别想走!”齐对蔡某多次奸污。蔡某忍无可忍向上告发,公社办案人员竟将此案当作“通奸”问题出理。党支部只给齐犯留党察看两年处分。蔡看投诉无门悲愤交集,1972年12月写下遗书,服毒自杀,经抢救脱险。但胃膜烧坏,精神失常。

遗书写的摧人泪下,书中说:我被齐殿发害得太苦,只想和他拼了。嘱咐母亲保重身体,把自己忘掉。劝告妹妹“不要读书了,不能再下乡走向姐姐的地步。”遗书最后绝望地写道:“现在公社这样处理问题,证明了齐殿发说的话,是他们的天下,没人给我们办事,这是他们逼的。”

许多受害的女知青都与蔡某一样,她们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面对的则是由亲族关系、地域关系、权利关系盘根错节编织在一起的邪恶势力。不甘心忍辱含垢地苟活,曝光当年女知青在农村被强奸、奸污、蹂躏的吉林科右前旗察尔森公社一名女知青,被强奸后服安眠药自杀。在遗书中写道:毛主席指引的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完全正确,应该好好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但是,这里的阶级斗争太复杂,我斗不了,希望你们知识青年赶快离开,我惹不了他们,只好走这条路。不管这些自杀者的动机是什么,单凭正值豆寇年华而自寻短见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轰动舆论,引起人们的广泛同情和上级领导的重视。事情发展到这般地步,肇事者当然难逍遥法外,但女知青所付出的生命代价,却是无法弥补的。

当狂风暴雨式的上山下乡运动,将成千上万知识青年由城市席卷到广大农村、边疆以后,困厄知识青年的不仅是劳动的艰辛,生活的窘迫,还有女知青被凌辱、猥亵、奸污、强奸的,其性质是恶劣的,是骇人听闻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党委6名常委中,强奸、猥亵女知青的就有4名。党委副书记、团长张贵寿,1970年3月到兵团后,短短一年零五个月的时间,先后利用职权强奸女知青1人,调戏猥亵女知青37人。连生病的女知青都不放过。

团参谋长姜玉科,1970年调到该团,短短的8个月内,就强奸女知青5人,调戏猥亵14人。年龄最小的才十六岁。姜为人无耻透顶,知青敢怒不敢言,背后骂他“疯狗”、“活像刘文彩(四川大邑县的恶霸地主)”。这个衣冠禽兽,先后奸污岳母、嫂子、妹妹、女护士、病人家属,对亲生的女儿也不放过。“上梁不正下梁歪”,内蒙兵团的一些单位之所以发生令人发指的罪行,与该团主要领導骇人听闻的催残强奸女知青的惡行有關。兵团司令员何凤山及5个师级干部竟无一清白,均有调戏或奸污女知青的行为。某师师长,不仅奸污了2名女知青,还奸污了1名女知青的母亲。

在黑龙江的生产建设兵团,副参谋长姜利江调戏女知青7名,特别严重的是,他在带队参加了全省“甘南事件”现场会后,仍怙恶不悛继续为虐。某师十六团长黄硯田,参谋长李耀东,都是抗日战争中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到兵团后,仗侍“老本”为所欲为。奸污、猥亵女知青多达数十人。有的被黄奸污后,又落入李的魔手。两犯罪不可逭,1973年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104号文件,通告全国:“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所谓“受迫害”实际是官方的定义,举凡下乡知青人身受到严重伤害,如受到殴打、批斗,女知青受到猥亵、奸污,乃至酿成的命案等等,都包括在内。当年却有少数品质低下的农村(包括农场、生产建设兵团)的干部、地痞流氓,乘人之危,对没有反抗能力的知识青年任意欺辱、摧残、迫害。“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法制受到了空前践踏,为这种现象的滋蔓提供了适宜的气候和土壤。到70年代初,知识青年受迫害已经成为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截止1973年5月,全国24个省、市、自治去共发生迫害知青案件2.3万起。

60年代末70年代初,究竟有多少女知青遭受强奸、猥亵,确切数字将永远是个迷。在一个极重贞操、仍旧残留着封建意识的社会里,许多失去贞操的女知识青年不能永远保持缄默。她们中的某些人为了达到返城的目的,被迫屈从于权势的贪欲。1973年6月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召开前,国务院知青办曾经对各地知青状况进行了摸底调查。根据辽宁、吉林、四川、安徽等24个省、市、区的不完全统计,1969年以来共发生迫害知青案件 2.3万余起。其中,奸污女知青案件约占70%。这就是说,被官方确认的这类案件就有1.6万起。即便以这一统计为依据,也足以证明当时女知识青年被摧残的程度是何等严重了。

这样一场运动,除了把它钉上历史耻辱柱上外,还能容忍它“前度刘郎今又来”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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