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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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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rb1606 12.09.15 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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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冊日期 : 2012-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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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evachan 14.09.15 16:30


『他們在該讀書時,沒書讀。

他們在該結婚時,沒房子。

他們在該生育時,沒指標。

他們在找工作時,沒文憑。

他們在謀發展時,沒實力。』


應該加上:

他們長身體時,遇上三年自然災害,不得不忍饑挨餓;

他們正當年時,遇上改革開放,可命運偏安排他們下崗!

他們的青春期沒有浪漫,沒有花前月下的愛情,沒有隆重的畢業禮。他們是背上行裝,灰不溜秋地走出校門,承受命運的多重折騰和考驗,默默地為國家分了憂、擔了愁!

中國的改革開放也得益於這樣一代勤奮、堅忍的人!

我也是知青,我們特有的青春經歷,不是幾句話可以說得清楚的,非親身經歷者是很難理解的。

evachan

文章數 : 506
注冊日期 : 2012-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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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ymchen 15.09.15 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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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高三”群体的悲剧人生


吴敏(2014-03-20)

資料來源:《华夏快递》《共识网》




1966年:

“老高三”心头的一道渗血刀痕



在新中国的编年史上,作为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高、初中在读学生简称的“老三届”,是一个同幼稚、盲从、狂热、不幸、磨难、倔犟等字眼,同“红卫兵”、“大串联”、“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返城”等历史事件,紧密联系着的一批人。而在这一批人中,作为1966年高中毕业生简称的“老高三”,因为在“老三届”中届次最高、年龄最大,是当年的一群正在“跳龙门”而又被重重地摔到了无底深渊的“鲤鱼”,其经历更坎坷、更具有悲剧性,在心理上遭受的创伤更明显、更严重,可以作为“老三届”的典型和代表。

  在绝大多数“老高三”的心目中,1966年是一道渗透着殷殷血迹的深刻刀痕,是一个使其人生轨迹骤然转向彷徨、痛苦和不确定性的命运“拐点”。俗话说“六六大顺”,然而,1966年对于“老高三”、“老三届”乃至整个中华民族而言,无疑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劫难。我虽然不知道其他“老三届”和似乎很健忘的一般中国人,会不会将1966年牢牢地铭刻在自己的心里,但是,因为我也是一个“老高三”,所以,我真切地知道,绝大多数“老高三”几十年来的人生道路都走得很崎岖、很艰辛,都有一种终生难以痊愈的一想起1966年就会隐隐作痛的“心病”,就像因刀斧棍棒砍击而留下的深重疮疤,会在阴雨天难以忍受地剧烈疼痛一样。

  “老高三”毕业至今将近半个世纪了,这个“心病”没有因时光消磨而淡化和减弱,仍然是往事“不堪回首月明中”。当然,极少数“老高三”或因出身于豪门、或因个人运气好而在几十年来的大部分时间里活得很顺利、很滋润,他们的1966年情结可能比较淡薄一些。但是,1966年也是他们人生道路上的一次挫折,对他们日后的发展也具有负面意义。我在和此类“老高三”接触时,一谈起1966年,他们亦是耿耿于怀、感慨系之。显然,这种古今中外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老高三”情结,浸洇着浓重的社会文化内涵,很值得思考和分析。



“老三届”及“老高三”:

一群被利用的傻小子、傻丫头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绵延半个世纪之久的“老高三”情结呢?对于人的一生来说,参加高考和上大学深造无疑是一种关键性、根本性的际遇和基础。然而,当“老高三”们走到这个重要的人生“关口”之时,“文化大革命”的爆发需要缺乏理性、易于冲动的青年学生去冲锋陷阵,去造那些“牛鬼蛇神”、“资产阶级权威”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而“老高三”以及整个“老三届”正处于青春躁动期,是一群吮吸着“狼奶”长大的傻小子、傻丫头,最适合于被利用。因此,正常的教育秩序因“革命需要”而被打乱了,高考制度被废弃了,包括“老高三”在内的全国数以百万计的中学生被推上了“文化大革命”第一线。显然,在当时的最高决策者看来,为了实现“文化大革命”“反修防修”的崇高目标,几十万“老高三”、几百万“老三届”牺牲自己的学业,到“文化大革命”中去“经风雨、见世面”,不仅义不容辞,而且是一个锻炼成长的“好机会”。“红太阳”自己就没有上过大学,仅仅在师范学校毕了个业,可他连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都看不上眼,古今中外有几个人能与之相比呢?

  记得1966年6月17日清晨,我们班的同学们像往常一样早早地就起了床,兴致勃勃地准备开始新一天的冲刺。我们的毕业考试、体检、填报志愿等程序早就搞完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等着十来天后就要冲上高考的战场了。由于1965年的高考升学率几乎是百分之百,所以,我们这些高三学生大都没有什么考前的畏惧感,而是满怀着愉悦的心情企盼和设计着美好的未来。尽管同学们复习功课都很认真、很下功夫,但这主要不是出于害怕考不上大学的后顾之忧,而是想力争考一个好学校,以检验并证明自己的底功、能力和价值。有的已经被提前选送到新华社、外交部等单位去做“机要工作”的同学,这些天来已经不怎么看书了,只等着过些时候接到通知去上班。突然,就在同学们刚刚坐到教室里准备复习时,学校广播喇叭里播送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高考推迟半年”的消息,同学们一下子都愣住了。大家的心里像是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味味俱有,很不是个滋味。这就像是喜滋滋地正准备迈入“洞房花烛夜”的“新郎官”、“新嫁娘”,猝不及防地被绑架到了黒云翻滚、风狂雨骤的荒山野岭。而且,同学们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按当时“文化大革命”风雨乍起、惊雷闪电的态势,半年之后进行高考的可能性很渺茫,很靠不住。

  形势发展果然不出大家所料。“推迟”高考和“停课闹革命”以后,全国各地中学里“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气氛陡然升级,“红卫兵”、“破四旧”、“红色恐怖”等均由中学生发起,在中学里折腾得最厉害,中学里被学生批斗、羞辱和折磨致死的教师的比例较之大学里要高很多。我们的化学老师赵崇印,就是在被其他班同学批斗之后忍受不了突如其来的极大侮辱,硬是在单身宿舍里用榔头砸碎自己的脑壳而自杀的。同学们知道这个消息后去到现场,只见屋子里的墙壁上尽是血迹和脑浆,惨不忍睹。我们的老校长郑云萍在挨批斗后不甘受辱也跳进了学校的水井里想自杀,因被发现得早而没有死得成,又遭受了多次更严厉、更残酷的批斗,弄得他真是“活着比死了还难受”。“文化大革命”初期,长治市各个中学几乎都发生了教师被批斗致死的惨剧。有所中学的一位女老师经历了多场批斗,疲累至极,不能走路,仍被一群学生拖在地上四处批斗,拖得血肉模糊、奄奄一息还不罢休,终于被活活地拖死了。全国各地中学里发生的情况,基本上大同小异。而且,中学里的“革命造反组织”很快就同社会上的其他造反派联系到了一起,又是游行示威、围攻党政机关,又是到工厂、农村煽风点火,将原来正常的社会秩序搅扰得狼烟四起、天昏地暗,“走资派”、“黒权威”和“牛鬼蛇神”们都被搞得威风扫尽、“臭不可闻”。实践证明,被“红卫兵小将”等高帽子和受“红太阳”检阅等荣耀激励得晕头转向、不知天高地厚的“老三届”、“老高三”们,的确是给“红太阳”交上了一份成绩斐然的答卷。




上山下乡:

“革命小将”被利用后的悲惨结局



高考“推迟”半年之后,“文化大革命”由“批斗牛鬼蛇神”、“大串联”升级为翻来覆去的“夺权”和愈益剧烈的“全面内战”。晋东南地区和长治市的“夺权”和“反夺权”(并不是反对“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而是反对由另一派夺权,要求由自己这一派夺权)争斗得非常激烈,在相当长时间里你来我往地呈僵持和胶着状态。与此同时,两派的“武斗”也逐渐升级,发展到了动用迫击炮、装甲车等武器装备真枪实弹地互相开火、攻城略地,双方背后的军队实际上也卷进去了。有的军人常常换上便装、带上抢枝弹药,参加到所在一派的“武斗小分队”里去“执行任务”。在武斗最厉害的那一段时间里,三天两头有打伤人、打死人的消息传来,大家当时似乎都麻木了,习以为常了。我校的一名初中生返回住地时不小心踩上了自己这一派埋下的地雷,当场就被炸死了。我的两个初中同班同学在本市的另一所中学读高三,他们都曾被对立一派的“武斗小分队”抓去当了俘虏,被打得死去活来,险些丢了性命。据各方面传来的消息,全国各地的情况都差不多,不少地方和城市的“武斗”甚至比我们这里还要厉害得多。在这种愈来愈恶劣的情况下,最高决策者原先关于“高考推迟半年”的许诺根本没有人再提起了,早被扔到爪洼国里去了。

  到了1968年后半年,严重混乱的局面稍微平稳了一些,“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已经胜劵在握,不再需要利用“革命小将”们去上火线、打头阵了。但是,小将们业已被激发起来的亢奋心态和“天不怕、地不怕”精神不可能在短期内被遏制,这对于刚掌权的新贵们反而成了一种负面威胁。为了把这股凶猛的洪水疏散开去,最高决策者采取了一种很便捷的策略,就是把“革命小将”们打发到农村去“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广阔天地里炼红心”。山西省的工矿企业比较多,中学生原籍农村的也比较多,所以,1968年没有将“老三届”整体发配到农村去,而是将其分作了两部分:父母系农村户口者回老家务农,父母系城市户口或极少数情况特殊者被分配至厂矿当工人。父母亲都是农民的我,本该回老家“修理地球”,侥幸遇到了一个机会,被分配到一个偏僻县城的小企业里当了一名月工资18元的学徒工。那一段时间,我们这些“老高三”为了生存而“飞鸟各投林”,累累若丧家之犬,1966年6月17日之前忙着准备高考的情景完全成了遥远的隔世之梦,想都不敢想了。我们班的同学们散伙分别、各奔东西时,大家的心情都沮丧到了极点,连一张临别的全班集体合影照都没有留下。同学们谁也没有想到,自己初中毕业后踌躇满志、兴致勃勃地上高中、奔前程(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刚过,除师范之外的中专学校概不招生,高中的招生数量也很少,许多县都是只招一个高中班,很难考),五年之后竟然落了这么个下场。至于恢复高考,那已经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第二年即1966年之后11年的事情了。但此时的“老高三”们已到了“而立”之年,绝大多数都挣扎在社会最底层,所得收入极其微薄,而且是上有老下有小,要养家糊口过日子,生存状况很艰难、很窘迫,有几个人能重振鸿鹄之志并丢老弃小、抛妻别子、义无反顾地去考大学呢?植物开花亦有时节,如果开花时节遭遇冰雪严寒的惨重袭击,枝叶凋零,花蕾尽落,过几个月以后再让其重新开花,那委实是“咦吁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了!



 “老高三”群体

在社会底层的痛苦挣扎



我爱人也是一个“老高三”,她的一个同班同学1977年时正在一个乡村小学当民办教师。他下了很大决心准备参加高考以改变自己眼下的穷困处境,但步行几十里来到县城以后,左思右想,实在不忍心把务农的老婆和嗷嗷待哺的孩子扔在家里受煎熬。于是,他去到我爱人办公室絮叨了一番自己的苦衷后,身心疲累,情绪茫然,靠在椅子上休息了一阵子,根本没有去考场就打道回府了。我爱人的另一个同学倒是参加高考并被省城的一所大学录取了,但他上了不到一年的学,老婆、孩子在家里的日子苦不堪言,他只好办了退学手续。类似此二位的经历,在“老高三”中决不在少数,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我们班30多个同学,我所知道的在恢复高考后参加高考并上了大学的只有4位,约占十分之一。而且,恢复高考后各大学录取学生有一个未成文的默契,都不愿意招年龄大的考生。“老高三”是参加高考队伍中的年龄最大者,他们即使高考成绩很好,一般情况下也不可能考上自己理想的好大学。可以想像,当绝大多数“老高三”看着比自己年龄小很多者纷纷走进自己11年前就应该走进的考场和大学时,其内心的苦涩和酸楚是终其一生都不会忘记的。

  比“老高三”早一年的1965年高中毕业生近乎全部地顺利考上了大学,但他们只上了一个多学期的课,“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就“停课闹革命”了。1963、1964年考上大学者,基本上都到农村去参加了一年左右的“四清”,其在校学习时间和1965级大体相同,比“老高三”多不了多少。这一批“文化大革命”爆发时的大学在读学生,通称“老五届”。有一个和我很熟悉的1964级“老五届”曾亲口对我说:“我们这些人实际上就是个高中毕业,和你们差不多。”然而,改革开放初期,中央大规模地实行领导干部“四化”,既年轻又有文凭的“老五届”被整体性地提拔到了各级各类领导岗位上,并且在此后20年间越来越成了全国各层次、各领域领导干部队伍的主体。他们不仅在领导岗位上呼风唤雨、大显身手、官运亨通,而且由于他们的荫庇,其亲属们也大都生活得很优裕、很风光。相比之下,“老高三”却是“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他们较之比自己年龄稍大的“老五届”,因为没有文凭而在各方面越来越被摔到了社会底层;他们较之比自己年轻的同事,因为在年龄方面处于劣势,竞争力又越来越趋于弱化;他们要得到自己应有的“社会回报”,一般都得付出比其他人多几倍的奉献和辛劳;而改革开放的“成本”和“代价”,则往往要摊到他们的头上。因此,在企业职工“下岗”的队伍里,在小学教师“裁员”的队伍里,在各单位分配住房老也轮不上的队伍里,在孩子上大学需要交学费、家里买房子需要讨腰包而自己实在是囊中羞涩的队伍里,在以年龄划线必须提前退休的队伍里,以及诸如此类“倒霉事”的队伍里,大都能看到“老高三”的身影。当“老高三”们远远地仰视着并不比自己在校读书时间多多少的“老五届”们飞黄腾达、鲜花着锦的身影时,他们心里无疑充满了难以言表的压抑、郁闷和烦躁。



“老高三”群体

在世界教育史上独一无二的悲怆命运



人的心理承受力是有限的。过于巨大和强烈的精神刺激、心理压力,使得相当一些“老高三”愈来愈承受不住了。我们班的团支部组织委员宋克功,是一个比较内秀的文弱书生,他学习很用功,成绩很优秀,而且在政治理论上比较早熟。记得大约在读高二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利用课余时间啃大部头的马列著作了,被同学们戏称为“宋克思”。若不是“文化大革命”,他必定能考上名牌大学。1968年以后,他到一个工厂当工人,被分配的工种是开天车。因其胆子比较小,对高空作业很恐惧,他多次向领导要求改换工种,但他的顶头上司以“不安心工作”为由硬是不同意。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下了很大功夫自学中医,并在晋城县的统考中名列前三,具备了行医资格。他以此为据要求到厂医务室去工作,领导上还是不批准,仍然让他开天车,这使他觉得自己实在是无能为力了,熬不出头了。再加之其他一些难以承受的痛苦和压力,所以,他于1976年一气之下回到乡下老家,关起门来上吊自尽了。我们班还有一个同学文静而寡语,学习成绩也很好,1969年被分配到煤矿当工人,在井下当了一年多挖煤工后被抽调到了本矿的科室工作,命运应该说还是不错的。但其妻子没有上过什么学,双方缺少共同语言,家庭关系很紧张。这位同学到煤矿工作本来就憋着一肚子的气,回到家里又难免要受老婆的窝囊气。在气上加气、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终于在1980年代跳楼自尽了。这两位同学寻短见的直接原因都与其特定的工作和家庭环境以及性格弱点有关系,具有某种偶然性,但这只不过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导致他们如此结局的真正根源还是1966年那场灾难。可以想见,在他们两人最后下决心走上绝路、命归黄泉之前,一定作过长期、反复、痛苦的思想斗争,一定会多次诅咒1966年那个令其命运发生根本转折的可恶的年份。如果没有爆发“文化大革命”,他们两个在1966年正常地上了大学,必然能有一个很好的工作和家庭环境,决不会年纪轻轻就走上不归路。

  我们班30多个同学,1968年离校后各奔东西、自谋生路,迄今为止我知道下落并或多或少有些联系者只有20多个人,这些同学几十年来的人生之旅大都很坎坷、很悲凉(不知道下落的那7、8个同学,现实处境可能更加不如意。因为,按一般常规,处境较好者都会主动与同学们联系的)。在这20多个同学中,除上述已自杀者2人之外, 20岁出头因公致残、双目失明、终身吃劳保者1人,40多岁、刚50来岁就病逝者3人,占了约四分之一。这个比例,在全国的“老高三”中决非偶然,应该是具有一定的典型和普遍意义,可以说是“老高三”生存状况的一个缩影。显然,将“老高三”群体同1960年代以来毕业的任何一届中学、中专更遑论大学本专科毕业生相比,同近现代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包括战乱时期在内的任何一届中学毕业生相比,其命运的持久悲怆性都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自1966年以来,在漫长的半个世纪里,幸运之神一次也没有顾及过“老高三”群体,而尴尬磨难遭罪之事则一次也没有把他们遗忘和落下。




“老高三”群体:

研究新中国磨难史的“活化石”



“老高三”这批人出生于新中国成立之前两三年,在1950年代伊始就朦朦胧胧地有些记忆了,是牵着共和国衣襟长大的一代人。新中国成立初期灿烂的朝霞,给他们的幼年、童年带来过短暂的欢乐和幸福,但“反右派”、“大跃进”、“大炼钢铁”的风烟和“三年困难时期”的饥饿,使他们少年时就尝到了生活的不测和艰辛;“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混乱、动荡和阴谋、诡谲,在他们青年时期的心灵深处留下了重重的创伤和烙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社会转型的巨变及其愈益显露的负面代价,让他们的中年既觉得重逢机遇、愉悦欣喜,又感到不堪重负、心力憔悴和无可奈何。现在,“老高三”群体已是将近“古稀”之年了,已经步入了“夕阳红”的队伍。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而言,他们显然早就被“边缘化”了,不可能再有什么作为和贡献了。但是,在他们的身上,真实、清晰地保留和展示着新中国成立65年来寒暑冷暖、阴晴雨雪的“年轮线”。本文描述、储藏和展示这些“年轮线”,不是为了炫耀,不是在发牢骚,更不是像祥林嫂一样喋喋不休地念叨自己的苦难,而是想真实地倾诉和记述这段历史,想为对其感兴趣者特别是正对社会实践进程承担并发挥重要责任者,提供一份进行研究和参照的“活化石”。细细观察和琢磨这块“活化石”,透视绵亘半个世纪之久的“老高三” 群体的悲剧人生,能对正确反思新中国成立65年来曲折、艰辛的历史进程及其经验教训,正确认识和解决现实中国社会因处于转型关键时期而产生的诸种矛盾、困难及问题,得出一些有益的感悟、启迪和警示。

  导致“老高三”群体半个世纪以来悲剧人生的祸根是什么呢?就是“文化大革命”。呜呼,时运不济的“老高三”!呜呼,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

(2006年5月初稿,2014年3月修改)

来源: 共识网



















ymchen 在 17.09.15 17:02 作了第 1 次修改

ym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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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ymchen 17.09.15 1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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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无悔,从何谈起


何家声(2015-07-28)

資料來源:《华夏文摘》




来到美国之后,最伤心的事莫过于总以为我再也找不到那帮共患难的战友了,尤其是再也见不到那些一起长大,一起上中小学,又一起上山下乡的六九届初中同学们了。我们一起共过患难,有一种永远也剪不断的情怀,在如今金钱利益当道,虚假吹嘘为常的社会环境中,这种诚信是非常可贵的。

我们在一起渡过了人生极其宝贵的和痛苦的青少年时代。1973年我趁着评水浒批投降派的机会读了水浒传,从来没弄明白宋江投降有什么不对的,只是看到那些被逼造反的好汉们也能够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感到非常地羡慕。要说那些都是些不太守法的一般百姓,很多人还不富裕,林冲一个看草料场的配军还能买些牛肉酒饭。我们树林公社的供销社里,连白糖都没有得卖,别说酒肉了,我们的生活根本比不上宋朝。

互联网的连接,地球变得小了,时空变得近了,尤其是他能把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战友们又重新联络起来。每次收到来自微信的问候,感觉都是那么的亲切和温暖。看到他们的聚会,虽然我远在地球的另一边,还在上班,可感觉就像再次回到他们中间,打闹着,调侃着,无忧无虑在一起消磨着时光,有永远说不完的笑话,讲不完的故事,道不尽的情意。



上山下乡是空前绝后的经历



知识青年的经历的确让人感觉不一般。虽然没有当过老红军那样到处受人尊重得到照顾,也没有当过援缅远征军那样刻意被人忽略,但是当过知青的经历的确让人感觉到是受过苦的,是个过来人,就像当年落草过瓦岗寨,入伙过水泊梁山一样,有过不一般的经历。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经历是中国历史上千年都碰不到的,这机会绝对是前无古人,如果人类社会正常发展,应当不会再有第二次,所以知识青年是可以有能够自豪的经历的。

几千万的人口,持续十年的大迁移,在中国历史上实际上实在是不多见的。大概只有明朝山西洪洞县大槐树移民的故事才可以和他相比。

另外,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一个移民活动是要求全体适龄青年都参加的。历史上的移民不可能把适龄青年百分之九十九都移出去的,一般读书在校的学生可以不参加,世家子弟,皇亲国戚,也都不会参加到这种针对平民百姓的整城整年的移民动作的。然而我们经历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却是包括了几乎全部从社会上层到底层的适龄青年的。因为这是个没有经过社会筛选的团体,所以部长的孩子和城市贫民的孩子可以住在一个土炕上,抢吃一个盆里的饭菜,这是在一般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是很难出现的情况。

最后,一般移民的行为都是有经济和战争的需要作为前提的。例如,隋炀帝征东,修大运河,秦始皇修造长城,阿房宫。可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却是以教育青年的思想为目的,这更使得他成为独一无二的历史事件。唯一可比的只有玉皇大帝把孙悟空送进炼丹炉的处理,目的是一种惩罚。




上山下乡是一种惩罚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种惩罚,不是什么奖赏。当时让知识青年下乡是为了受教育,是因为他们还不够好,得经过再次的教育。然而,教育到什么程度就好了,就合格了,毕业了,上面没有讲,大概根本就没有想过,也根本就没打算让知识青年再回到城里来。这就像玉皇大帝把孙悟空扔进炼丹炉的过程一样,根本就没有想让他活着出来。

当然,这个教育人的目的并没有达到。知识青年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是这个再教育的合格毕业生。每个人留下的都是自己对苦难,饥饿,寒冷的回忆,眷恋的是战友互相救护,掩护,保护的情意,从来没有为创造出什么领先技术带来的骄傲,也没有成为什么第一所带来的荣耀。

在现在社会的职业场中,如果你标明了知识青年的经历,很多人马上就会把你放在半废品的档次中。只有那些成功人士,偶尔会显示一下自己上山下乡的经历,说明自己也是苦出身,然而之后那个研究生的学历,大公司或者政府部门的工作和管理经验才会真正显示他们的实力。对大多数知识青年来说,这上山下乡的经历除了给他们贴上年龄大,没文化,没技术的标签之外,没有任何优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像文化大革命大串联一样,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

知识青年真的对祖国建设有很大的贡献?打的粮食自己不够吃,根本不能自己养活自己。经济上是完全的失败。从来没听说过什么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力挽狂澜,拿出多少亿给国库做贡献的事。

知识青年真的给边疆人民带来先进的文化?要知道那时候知青接受的是再教育,根本不是什么先进文化对落后文化的教化,而是在接受边疆人民的文化。

知识青年真的能够保卫边疆? 1971年冬天去前旗拉羊粪,每个兵团战士都是,蓬头垢面,食不果腹,衣衫褴褛,面黄肌瘦,一百多里地路程就让最精锐的男生排丢盔弃甲,狼狈不堪,掉队的散落在几十里的路上,一半以上是被别人拉回连的,别说还能参加什么战斗了。宋朝明朝都有军队日行百里,奔袭取胜的记录,我们那里有人家的体力。如果真有苏修特务对七连兵力作一标定,当被标为:号称一连实为难民营一座,因为全连四百兵力估计对付不了人家一个班加一辆坦克。

知识青年返城的事发生在最高领导人逝世之后,是知识青年拼命抗上才把自己的利益争取回来的。后来的领导人根本没有改正这个错误决定的意图,只说是今后不再上山下乡了,并且在执行中央决定上打了马虎眼,才让每个知识青年都以个人病退的名义回城的。



青春无悔无从谈起



虽然在教育,经济,政治层面上山下乡是一个完全的失败,很多人还是希望通过个人的成就而体现上山下乡的正面作用,不然这些年不都浪费了。

比如很多人认为上山下乡让自己得到了锻炼,从此任何困难都不怕了,意志得到了锻炼。上山下乡使自己能够见到那么美丽辽阔的疆土,那么实实在在勤劳勇敢的人们,增长了见识。上山下乡的经历使自己对事情的估计更加实事求是,因为说大话是要饿肚子的,因此对假话空话有一种天生的防御性,对假的东西的识别有了更高的辨别能力。在兵团建立的友谊,是自己一生的宝贵财富,在社会中充斥着各式各样假的东西的当今,这种在战友中才能找到真情是非常可贵的。另外,你不是看见,当今的最高领导人,不也上山下乡过吗?我们自己人中不是后来也有人当了大官吗。

然而,这是把原因和结果搞错了。孙悟空最后变成了火眼金睛并不是玉皇大帝的本意。秦琼是瓦岗寨的英雄,但是他的功劳是帮助李世民打江山挣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收获和结果都不是上山下乡决定者最初打算的。

判别你是否真的认为自己是青春无悔其实是可以测验的。如果认为是青春无悔,你是否打算让你的小孩到你插队和兵团的地方去锻炼几年?

在美国很多名校,很多家长愿意把小孩送到自己的母校去学习。尤其是像哈佛,斯坦福之类的学校还给这些小孩在入学上提供些优惠。我没有见到过任何一个知青愿意把自己的小孩再送到他们所去过的农村边疆锻炼七八年,青春无悔从何谈起?

我们宝贵的青春是在打黄土坷垃中渡过的。我们当中应当出现更多的科学家,工程师,艺术家,画家,作家,名演员。在应当受教育的时候,我们受教育的机会被剥夺了。

有的战友会说我们也搞过科学种田。从现在看,那时讲的科学种田根本就没有什么科学内容。我们每年春天下种的时候总会把尿素和种子掺在一起种下去,我们当中有几个人知道,这尿素和种子一起种到地里是个浪费。

我们现在有多少人是在家等小孩回来修电脑,发照片,而不是手把手教小孩安装电脑,修改他们写出的电脑软件。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会对着打开的汽车前盖发懵,不知道这些方的圆的到底是干什么的;这车除了烧油之外还要加水。当时我们应当去念书,上学,学习能够再生本领的能力,社会没有给我们这个机会。



六九届上山下乡是个没人指出的错误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要求的是知识青年。六九届初中生,即没有知识又不是青年,根本就不该上山下乡。学校给发的那个毕业证书,一生中从来没有过用处。所以,让六九届上山下乡本身就是执行政策时的错误。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六九届初中生是小学还没毕业,什么当红卫兵,破四旧,大串联,都因为太小不让去。就是有个别的参加了大串联,也是自己瞎跑,弄上个温饱,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就不容易了,大字报都不会写,甭说干什么革命了。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没有我们的份,就连这个最简单跟上起哄喊口号的事都不让参加,怕人多给踩坏了。到了农村,边疆,一帮十五六的毛孩子,根本未成年,不单是农活不会干,文章不会写,而且连取暖,洗衣,等基本的生存本领都不会。睡觉尿炕的事也绝对不是什么稀罕事,因为根本就没有长成人。

六九届是最没有文化的一届。当时的文化水平也就小学毕业,仅仅扫盲而已。来自北京的知识青年,因为学校都关门停课,都没有学过什么初中的文化课。可当时在兵团附近内蒙古地区的中学并没有停课。1973年我们复习高考时,树林公社放电影的就是个高中毕业生,对我们绞尽脑汁去解的初中数学问题,他都不费力可以解决,我感到非常的惭愧。因为我们在自学初中文化课,中国的课本是需要老师在课堂演示的,是很难自学好的。当然后来很多人自己学习了些文化知识,尤其是文科知识是可以自学的。但是再难些的数学,英文,日文等外语在乡下绝对是学不好的。

估计那时候也应当有人发觉了这个错误,可那时候谁也不敢提出来反对执行这个最高指示,所以也就跟上大家一起推动这辆规模浩浩荡荡,目的莫名其妙的大车。我们知道,后一届,北京七零届的初中生就不用再到边疆来了,可见有人察觉到这个错误,偷偷地把政策改了。

当今许多当年的知识青年希望从政府得到些补偿,特别提出要对当时年龄比较小的,也就是对六八,六九,七零届,重点补偿,原因是他们在国家危难之际,以上山下乡的方式承担了义务,减低了社会的动乱,使国家得到了稳定。然而,这个理由并不充分,因为只有把最捣乱的迁移到农村去才能使城市更加安定。可这些未成年的六八,六九,七零届初中生是最没有捣乱能力的,怎么可能承担了更大的义务?要我看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对稳定政局承担了更大的义务,也不是他们承担了更多的保卫边疆的责任,而是他们根本就不该去。因为他们未成年,政府的错误使得他们遭受了比一般知识青年更多的苦难。这就像大夫给病人吃错了药,刑场上枪毙了赔绑的,法官把旁边起哄的和打架的一起判了刑,是执行政策上的错误,所以政府应当承认当时的错误和对其错误决定所造成的伤害予以赔偿,才为合理的要求。

然而最让人害怕的和匪夷所思的就是这个牵动千千万万家庭的大事件,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像个没有车倌的马车凭着惯性逛荡了好几年,没有人知道他到底会去哪儿,没有人指出那车上拉着些不该上车的孩子,没有人能让这辆车停下来。




知识青年历史之责任



其实知识青年的困难并没有随着回到城市而彻底解决,新的问题又一直缠绕着过去的知识青年。

当一个人拿上病退的文件回到曾经居住的城市,知识青年所面对的已经不再是班长连长,熟悉的战友,面对的是一个曾经熟悉,但是已经变得冷酷的社会。他们和这个飞速发展的社会是那么的不和谐,对这个要求“革命化, 年轻化, 知识化,专业化”的社会,除了革命化之外他们是一无所有。工作上他们要领更少的工资,管年轻人叫师傅学手艺,被那些上过大学比他们年轻十岁的毛孩子管着。在家里既要照顾老人,又要培养下一代,还要一起挤在小小的屋檐下。当不能找到技术含量更高的活,他们就去修马路,当搬运工,看仓库,要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才能勉强活下来。当没有那么多国营企业的工作岗位时,他们没有灰心丧气,伸手向国家要,而是自己摆小滩,当个体户,发挥了无与伦比的对生活的创造力。同时,他们还要忍受着社会上各种歧视藐视甚至敌视,承受住新旧文化产生的撞击,他们用自己的行为实践着自己的理想。

我们的一个战友,已经故去的王孝武,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在我妈妈家门口的那家豆制品厂工作,我每个星期回家的路上经常看见他在库房里收拾麻袋打扫卫生。那次看见我回家来,他兴冲冲地跑到我家跟我说,他被提拔当车间主任了,我的确为他高兴。他说:我在兵团呆了七八年,连个副班长都没让我当过;上了八年学,连个学习小组的副组长都没让我当过,因为我下过乡去过兵团,干活实在,被选中当了车间领导。在那个时代,这是个及其普通的例子;我们常常听到过如此的评价:这人说的可信,出的主意可行,做的事可靠,因为他下过乡,去过兵团。这是口颂的丰碑,我们在在各个角落里发射着自己的光芒。

知识青年的苦不应当白受。要郑重地告诉大家和下一代,我们不应当再去重复那不堪回首的历程。作为每个曾经的知识青年,最重要的是应当尽自己的努力,避免让这种悲剧再次发生,这才是我们的苦没有白受的硬道理。

来源:作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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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ymchen 20.09.15 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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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毛泽东时代的个人悲剧


栾泠(2015-08-19)

資料來源:《多维历史》




【纵观知青一代人的命运转折,国家始终是一个关键词。知青上山下乡是毛泽东时代政治运动的产物,最终成为一代人的历史记忆。在一部分知青得到磨砺与成长的同时,也让其他知青成为历史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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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月,云南知青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打出了“我们要控诉,我们要告状”的标语



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在地图上无法查到的边远农场会引发一场波及全国的大事件。1978年11月10日,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的上海女知青徐玲先因难产母子双亡,此事刺激了长期遭受不公待遇的云南知青。他们串联起来,喊出“回城”口号,“云南知青大返城”事件就这样爆发。12月28日,近百名知青代表组成北上请愿团,在昆明火车站附近集体卧轨,长达三天三夜的卧轨行动致使昆明连接京沪、京广、陇海干线的铁路大动脉中断。消息传出,整个中国为之震惊。12月31日凌晨,北京电告云南,同意请愿团赴京反映情况,知青的回乡路终于打开。【相关阅读:云南数万知青集体跪求请愿返城的真相】




上山下乡



195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提出,“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知青,这个中国独有的群体,开始在“反右”的背景下进入中国政治话语体系。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如何既利用这些革命小将从“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手中顺利夺权,又管控好这群已经头脑发热到无法无天的激情少年,成为毛泽东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毛泽东把目光投向农村。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被推向高潮。

有一种说法认为,当时的城市承载能力有限,所以毛泽东要把大量知识青年赶下乡。但也有人认为,这是后人为掩盖毛泽东决策错误而找的托辞,因为当时农村的承载能力也很有限。不管如何,最高指示发出后,是否下乡迅速变为衡量一个知青革命不革命和对毛泽东忠不忠的标准,正如北京市革委会1969年1月25日《关于知青和城镇居民上山下乡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中指出那样,各级革命委员会和安置机构,在上山下乡工作中,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

随着下乡成为政治任务,全国各地实施各种方法动员,包括政治动员、频繁家访、向学生和家长施加各种压力、在工作单位施加压力、注销城市户口、停发父母甚至兄弟姐妹的工资……手段不一而足。办学习班尤其受欢迎,也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他说:“办学习班这种办法很好,应该提倡。”

一位知青记述了她亲身经历的动员大会:会场坐着各级领导,下面是全校学生。前面是初三的,后面是初二、初一的。开始是领导讲话,然后是初三红卫兵代表说响应毛主席号召,自愿报名上山下乡,讲完后拿一朵小红花就算报名了。同学们为他鼓掌,高呼口号。在这种氛围下,不断有学生前去拿小红花。但是,一半初三学生报名后,就没人再报名了。这时,初二、初一的学生开始拚命喊:“忠不忠看行动!忠不忠看行动!”边喊边拍巴掌。那些没报名的学生如坐针毡。直到所有初三学生都“自愿”报名了,这场动员大会才圆满结束。

这样的手段到1973年才停止使用,但下乡已经变成了一项规定。1975年下乡的天津知青张虎臣说:“当时没有选择,按照当时的规定,我必然要下乡。”后来移民美国的作家巫一毛是1976年下乡的安徽知青,她回忆说:“当时,叫你去,你就得去。当时,能够扫马路都情愿啊,不要下乡。没办法。”

就这样,占中国城市人口十分之一的知识青年几乎全部到了农村。在当时,中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与知青上山下乡联系在一起。



夹缝生存



无论自愿还是被迫,“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是知青下乡时最普遍的感受。但他们很快就被现实击倒了。为了保证改造效果,上山下乡的目的地通常是边远地区或经济落后的县份。由于口粮不足,他们经常处于饥饿或半饥饿状态,不少知青要靠城中亲属的救济生活。

前往各大农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算是分配正式工作,好过下乡插队。但多数知青的生活仍然艰苦,普遍存在住房、学习条件差,生病无钱医治,劳动所得难以维持个人生活的情况。

下乡插队知青则是直接到农村生产队当农民。他们分占土地、分摊口粮,让本来就不宽裕的农民觉得他们是一种负担,对知青的态度自然不好。可以说,不受欢迎是插队知青的集体记忆。

另外,插队没有后勤保证,一些尚未成年在当地又无亲属帮助的知青,首先要面对生存困境。上海知青作家叶辛说:“我插队所在的砂锅寨是方圆二三十里最富裕的寨子……在插队后期,所有知青的共同心愿就是要活下去。”在美国定居的作家凡草回忆,“每天想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怎么能够尽快离开。可是,回城似乎比登天还难。”为了实现这个愿望,凡草亲眼目睹了最好朋友之间互相竞争、走后门。她自己也是凭借关系,提防其他竞争对手,最终通过招生离开农村回城。

在经常吃不饱的情况下,一些知青不得不靠偷鸡、偷菜来填饱肚子,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又常常被上升为政治问题。每逢类似于“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来临,一些“有前科”的知青就成为整肃重点,处罚手段有拳打、脚踢、掌嘴、跪板凳、木棍打、皮带抽、嘴啃地、吊房梁、枷子夹、光身冻(包括女知青)、火棍烫、火炭烧等。1969年,重庆涪陵双河大队因一些知青偷生产队和农民的东西,大队党支部书记将其定性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8名知青在聚会时被农民打死。消息传出,当地知青集体罢工。两个星期后,政府逮捕主谋人员并安抚死难者家属,此事才平息。

不少知青下乡后都遇到婚姻问题。当招工、招生、招干、征兵从不征招已婚知青时,他们明白,如果结婚意味着将在农村过一辈子。结婚还是单身,这就成为摆在插队知青面前最艰难的选择。而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连这点选择权都没有,他们到兵团的任务是“屯垦戍边,反修防修”,谈情说爱被视作“资产阶级的思想”,“男女大防”被奉为金科玉律,任何越轨行为都将受到惩罚。直到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将与农民结婚的大学生白启娴树立为“反潮流英雄”后,才开始鼓励知青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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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1979年迫害知青案件數及知青死亡人數



与此同时,女知青却频遭奸污。四川巴中一个林场,只有10名重庆女知青,她们全部被当地干部强奸,其中两人跳水自杀,而官方的调查结论是游泳“溺水致死”!吉林九台某生产队长齐殿发先后强奸、奸污、猥亵女知青23名,公开宣扬“好汉霸九妻”。沈阳军区第一师二团六营连长张国良任连长3年,奸淫了几十名女知青,其中数人多次堕胎,直到李先念点名斥责“女知青听见喊一声连长来了就会吓得簌簌发抖”,张国良才得到应有的惩罚。频发的案件惊动中南海,尽管中央三令五申要保护女知青,但风头一过,案发率又重新攀升。



挣扎回城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中央开始允许知青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父母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名义返回城市。于是,知青们找关系、走后门……为了回城,他们不惜一切手段。

著有《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的法国汉学家潘鸣啸(Michel Bonnin)总结道:“上山下乡运动破坏了社会风气,因为那么多人想回城,父母找一些办法来解决问题,就变成了腐败。1971年随着林彪在中国政治舞台的消失,大批干部子女通过走后门得以返城。当时也有一些女知青使用性贿赂的方法回城。”

没有后门的知青也有自己的办法。当时政策规定,患有肝炎、肺结核、心脏病、胃溃疡等重大疾病的知青,可批准回原居住地分配工作。肝炎需要验血无法做假,知青便发明了在后背贴牙膏皮装肺结核、用绳子紧扎大腿装心脏病、吞铅皮棍装胃溃疡等“绝招”。

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边读了一封来信,让这位上山下乡的始作俑者也忍不住潸然泪下。这是福建莆田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师李庆霖“告御状”——哭诉自己下乡的知青儿子口粮不够吃、没钱看病、没钱理发。毛泽东立即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为了贯彻毛泽东指示,中国国务院在1973年6月到8月召开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起草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和《一九七三年到一九八〇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初步规划草案》,使已经沉寂了几年的上山下乡再次掀起高潮。从1974年到1977年,又有750多万知青上山下乡。

文革结束后,在“两个凡是”的指引下,知青的命运并没有改变。1977年中共十一大仍然强调上山下乡“必须坚决贯彻执行”。1978年大约有220万知青下乡,而且计划在1979年让80万知青下乡。尽管邓小平已经意识到知青问题的严重性,胡耀邦也明确表示上山下乡这条路走不通了,但1978年秋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通过的《知青工作四十条》仍然强调,今后要“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工农相结合”。此外还明确规定,今后农场(兵团)知青一律按照国营企业职工对待,不再列入国家知青政策的照顾范围。正是这一条,彻底浇灭了滞留边疆的200万兵团知青回城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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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分布圖(1962-1979)



全国知青彻底失望了。对贫困生活的不满,对十年间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厌烦,以及对个人前途的忧虑,种种情绪交织在一起。一些了解知青尤其是兵团知青内情的人不无忧虑地说,“知青状况如果不从根本上加以解决,我看迟早要出乱子!”果然,就在1978年年底,震撼全国的“云南知青大返城”事件爆发了。迫于压力,中共作出了由原动员地区尽快分期分批接收云南农场知青回城的决定。但是,知青们已经等不及了,不到3个月,云南10万名农场知青走得所剩无几。就如同10年前下乡的大潮一样,10年后回城的大潮也没人能挡得住,就连已任黑龙江省团委副书记的著名知青烈士金训华的妹妹金士英,也放弃副厅级的官位回上海做一名普通工人。曾经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终于走到了它的尽头。



历史余音



1979年6月,北京前门月亮湾,一处低矮的木棚里,27岁的返城知青王秀辰高声吆喝着卖大碗茶,与她一起忙活着的是二十多名从大栅栏街道办“派来”的返城知青和待业青年。

返城知青迫切需要一份稳定的工作,成为一名国营工厂职工是当时所有返城知青的梦想,可是,“工厂的招工指标太少,一个指标有几十、数百人在抢,有关系有门路的才能拿到,而且还要排队。”王秀辰如是说。

插图:1981年,北京故宫午门前大碗茶茶摊。这种安排返城知青就业的茶摊曾经是北京街头一景。

面对摊派下来的解决返城知青就业的任务,大栅栏街道办供销组组长尹盛喜想出了摆茶水摊的主意。事实上,就连这种工作的机会也不多。当知青陆续返城时,农民也获得了进城务工的自由,与他们一起争夺就业机会。城市待业人口越聚越多,一度超过两千万。以北京市为例,当时待业人口40万人,平均每2.7户城市居民中就有一人在街头混。

为了解决形势严峻的就业问题,1979年10月,邓小平提出要扶助城市安排知青就业。1981年10月,国务院知青办发布的《二十五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中说,知青上山下乡是“我们党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次大试验”,因为在文革中被当成政治运动去搞,“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人民不满”。11月,中共决定由劳动部门统一管理知青工作,基本解决了知青子女上学、已婚知青的安排、插队知青的工龄计算等遗留问题,为上山下乡运动画上了句号。

实际上,知青问题一直在延续。错失教育机会的他们在招工时要面对文化考核、择优录取的难关,好不容易挤进国企后不久,却又赶上国企改革下岗潮。据中国官方统计,1996年共有750万工人下岗,其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占71%。最大工业城市上海下岗工人最多,其中56.8%的年龄在35岁至45岁之间。下岗工人的教育程度与年龄结构清楚地表明,知青一代是下岗的主要对象。

这不代表知青中没有成功者,对于成功人士来说,知青岁月的磨难会给他们的故事增添一抹亮色。但绝大多数普通知青,他们的总体状况低于任何一个年龄段人群的平均水平。其中最突出的是那些下岗与内退的工人。如同徐友渔在《上山下乡运动和知青经历:一代人命运的大转折》一文中所说,回到城市的大多数知青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边缘化了,他们在自己的故土成了外人,看着大街上飞奔的私人轿车,看着拔地而起的新型住宅,既无奈,又无助。

(栾泠 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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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evachan 20.09.15 15:29

留給我們自己的只應該是:

無論歷史,給予過我們怎樣的幸與不幸、榮光或苦痛、激昂還是悲傷,它都會過去,它已經遠去!

珍惜如今,積極地面對每分每秒。樂觀地看這世間的紛紛擾擾,淡寫那人生的有聊無聊!

因為,我們是知青!

eva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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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ymchen 28.09.15 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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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下乡是政治歧视下的制度性安排

——透视“文革”前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唐龙潜(2015-04-21)

資料來源:《華廈文摘》《共识网》




文革以前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论最初的动因是为了“大办农业”、“建设农村”,还是为了减轻城市就业压力,减少由国家供应商品粮的人口数量,但从实际运作的情况来看,便是一种政治歧视下的制度性安排。也就是在国家垄断全部社会资源的情况下,宣扬阶级斗争,贯彻阶级路线,对大批青年人实行政治歧视性处理,直白的说就是放逐农村。




1,文革前下乡知青的构成



文革前下乡的知青,根据现在统计的数据为100万左右。在这些人中,又主要是64、65、和66年上半年下乡的,也就说下乡时间主要集中在从64年开始到文革前的两年半时间里。这些人在下乡前笼统称谓是“城市社会青年”。其实就是家居城市,既不能上学读书,又不能就业工作的闲散人员,无业人员。

  那么这批人是怎样形成的呢?他们的基本构成情况是怎样的呢?其实在1963年之前,城市基本上是没有社会青年的。因为在58、59年的大跃进期间,实行的是“扫地出门,全民就业”,不要说城市,就是从农村也抽调了大批的人炼钢炼铁,挖矿办厂。只是“跃进”没有跃起来,随之而来的是大饥荒,这才紧急调整压缩,除了农村来的重回农村去,原有城镇人口也采取各种方式强制性地调压了部分去农村(62年的精减压缩城镇人口,很多是借各种各样的政治历史问题,举家遣返原籍农村的)。经过这样的清理整肃,到63年,城市实际还留下的无业社会青年已经很少了。所以后来大批新的社会青年的出现,其实就是63、64、65年这三年中,在城市高、初中毕业(包括部分小学),未能升学又未能安排工作就业的人。这些人的主体部分有一个共性就是:或家庭出身不好或父母亲、直系亲属有政治历史问题(包括相当部分的右派子女)。总之,是因为贯彻阶级路线而不能升学、并且不能就业的人。事实上,正是这批人成了文革前100万下乡知青的主体。之所以造成这样的状况,是和那几年特定的政治环境和政治运作方式分不开的。

  六十年代初,对上山下乡的宣传和对阶级斗争的宣传差不多是同时开始的,即都开始于1962年下半年。进入1963年以后逐步趋向高潮。现在我们明白了,原来在62年发生了两件重要事情:一是9月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从意识形态的需要出发,高调重提阶级斗争,并宣称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二是十一月成立了中央安置城市上山下乡青年领导小组,主持政府经济工作的周恩来随即主持制定了国务院“十五年规划”,大概从总结教训的角度,为了控制城市人口的过快增长,决定把动员城市青年上山下乡作为一项长期工作,后来还上升到基本国策的高度。逐步从中央到地方成立了专门机构——中央成立了高级别的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和常设机构安置办公室,各省市直到县一级都设立了相应机构——予以落实。

  一个主席,一个总理,一个从政治出发,一个从经济出发,看是互不相干的两条线,结果却诡谲地扭结和交错,共同启动和实施了文革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现在来看一下这两条线在宣传层面和实际操作中是怎样互相渗透、扭结和相互作用的。




 2,阶级斗争的大力推行



 先说阶级斗争的这条线。通过广播、报纸,各种影视文艺作品的渲染和连篇累牍的大块理论文章的灌输,应该说宣传效果非常成功。阶级斗争尖锐激烈,阶级敌人无处不在,可以说把全社会都笼罩在沉重的阶级斗争氛围中。但这时毕竟还未出现像57年反右和后来文革那样的运动,在现实生活中除了对已经标定的地富反坏右等阶级敌人更加强了压迫和管制之外,还没有开始大批挖掘和制造出新的阶级敌人(64年开始的农村“四清” 运动,挖了几个所谓漏划的地、富,搞了几个所谓蜕化变质的干部,但在城市基本上没有动,没有搞出成批的新的阶级敌人)。

  这时期意识形态上高调宣传的阶级斗争理论,落实到实际操作上主要体现为“贯彻阶级路线”。贯彻的领域表现在:1、大中专学校招生中;2、城市(特别是军工企业)招工中;3、所有厂矿、机关、学校对入团、入党、提拔、重用等方面。其中最主要的也是影响最大的就是在教育领域里贯彻的阶级路线。从63年开始,64、65年达到高峰。差不多在高等院校和高中、中等专业学校升学录取过程中实行对所谓“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学生”,“一刀切”式的“不予录取”。而这一切的操作过程和操作方式是秘密进行的,不要说学生本人不清楚,就是一般的任课教师也不清楚,这是由专门的政审班子按相关内部文件规定进行的,即使是在负责录取的学校中也只有少数党员政工干部可以参与。

  63 年以前,也贯彻阶级路线,但还不算严厉,也不算严密,还没有形成若干具体的刚性的规定。
也就是说当时这张“贯彻阶级路线”的网还没有编织就序,还有一些漏网之鱼。从另一面说,也就是被列为贯彻对象的也还可能会得到一些公正和机遇。另外,63年以前,在公开的媒体中从未出现过“贯彻阶级路线”这样的话语,策略上属于内部掌握,只做不说。

  但在63年以后,在公开的报刊和广播中,开始出现了“贯彻阶级路线”的话语和字样。以我当时所在的成都为例,63年成都出的《四川日报》在报道当年全省大中专学校招生录取工作时首次提到在招生工作中“贯彻了阶级路线”。而在64年的相同报道中说的是在招生中“进一步贯彻了阶级路线”,加了“进一步”三字。65年是怎么说的,不知道了,我已经下乡去了。我想,这时公开地说出来,大概有两种考虑:其一是因为贯彻阶级路线使能否上榜升学的实际结果与以成绩、考试为标准的取舍相去太远,考生本人、家长、任课教师皆大出意料,惊异莫名。这需要有一种解释。在公开报道上透露一点,知道这是政策使然,这既可以消解人们的莫名惊异,还具有令人除了默默接受之外,不敢妄加评说议论的威慑作用。就是这么语焉不详的几个字,“贯彻了阶级路线”,“进一步贯彻了阶级路线”,其威慑作用便已是雷霆万钧。怎么贯彻的,标准是什么,谁敢问?在当时的政治生态下,谁敢对“阶级问题”,“路线问题”说三道四?现在已有当时如何贯彻的一些相关文件披露出来,人们可以窥见那严厉性的冰山一角了。其二是随着阶级斗争理论的深入研究和发挥,对于贯彻阶级路线也找到了更丰富的理论说明和道义支撑。似乎说也无妨,可以显得天经地义和堂堂正正了。这理论后来不就被解释成为这样几句话了么:“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尽管在执行中其实只有前四个字,第一个字还得改一改,即实际执行的是“唯成分论”。

  在招生中因“政审”被不予录取淘汰下来的人,在招工中大多又被第二次淘汰。最后从学校回到街道社区,成了社会青年。63年以后城市社会青年的队伍就是这样壮大的。本来63年以后城市经济开始复苏,用工量也在增加,逐年解决这批人的就业问题原本是可能的,但他们偏偏过不了“
阶级路线”这一关。对于这些因过不了政审,被升学和就业“双开”的人怎么办?总还得要有一个解决办法,安置办法,或者说叫做给一条出路的办法吧。这出路终于来了,那就是上山下乡。从另一面说,就是他们为上山下乡运动提供了实际的操作对象。




 3,“十五年规划”—-具体地贯彻阶级路线




现在再来看第二条线,关于上山下乡的宣传和组织实施的情况。按照周恩来主持制定的“十五年规划”来宣传,明确的说是为了控制压缩城市人口,减少由国家供应商品粮的人口数量,这显然是不行的。且不说这在那时是由高层掌握的对外秘而不宣的国家机密,试想一想,如果这样直率的公诸于世,哪个下乡知青接受得了?文革中曾有下乡知青到北京造反,从中央安置办公室发现了相关文件,顿时群情哗然,他们的第一感觉是:被骗了!什么“大有作为”,什么“移风易俗”,原来这所谓风光无限的革命行动,其实就是“不予录取”之后再把他们处理到农村去。

  实际的运作是:给这个从经济视角考虑的问题包裹一层美丽的政治宣传外衣,于是毛泽东被请了出来。毛泽东在1955年12月,看到一份介绍河南省郏县大李庄乡的材料《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时,针对该乡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后所发挥的作用,写了一段这样的批示:“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可以看出,这是明确针对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讲的。在那时农村合作化高潮中,广大农民还普遍处于文盲和半文盲状态,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参与合作社的组织和管理工作,当个记工员、会计什么的,确实还可算“大有作为”。然而到了六十年代,已是公社化多年后的农村,毛的话还适用吗?

  然而宣传是不顾这些实际考量的,经过周密策划,砍头去尾,大家能看到的就是一句话了:“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被抽象的结果,似乎成了不受任何时间地点条件限制的绝对真理。在以后的时间里,冷不丁冒出来的“最高指示”,大多沿用这样的抽象法。

  于是一场空前浩大的关于上山下乡的宣传开始了。《中国青年》杂志连篇累牍刊发大块文章,《人民日报》专门开辟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整版专栏,各地方媒体全面跟进。周恩来频频发出相关指示,文化官员、作家记者、社会名流也争相参与其中,一场全国范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交响曲奏起来了。几个具有全国知名度的“大有作为”典型推出来了:徐建春(51年小学毕业回乡)、吕根泽(51年初中毕业回乡)、邢燕子(58年初中毕业回乡)、董家耕(61年高中毕业回乡)、候隽(63年在天津高中毕业下乡)等。各省市跟进,也相继推出了几个自己的地方典型。名目繁多的各种档次和级别的上山下乡宣传会、动员会、表彰会、现场会、经验交流会也纷纷登台出笼。

  然而谁来下乡?目标就是城市的“社会青年”,如前面的分析,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就是63、64、65年被阶级路线贯彻下来的人。但是他们愿意吗?

  随着宣传的扩大和深入,上山下乡的政治意义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包装和延伸。沿着“大有作为”的方向延伸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移风易俗的革命行动,是消灭三大差别(脑体、城乡、工农)的重要举措,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途径等等。其重点是强调光荣、伟大、崇高、和意义深远。另一面沿着“阶级斗争”的方向延伸:农村是三大革命的熔炉(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农村需要我们,我们更需要农村”,“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可以选择,重在政治表现”,有时干脆直接说“上山下乡是背叛家庭,走向革命的第一步”等等。很明显,这第二方面的宣传,简直就是针对那些潜在的下乡对象量身定做的。

  这些宣传很有蛊惑性,很成功。对于那些在升学和就业中被“双开”,走投无路的青年来说,无疑是指出了一条出路,在那时差不多也就是唯一的出路。文革前下乡的知青,从形式看都是志愿的,甚至并没怎么动员,就主动报名,主动下了户口。而且他们中的很多人,是真诚的接受了那些宣传,抱着理想主义的高尚情操,脱胎换骨的钢铁意志,意气风发,高高兴兴到农村去的。至少在当时,他们并没意识到这是政治歧视下的制度性安排。




 4,上山下乡是“阶级斗争”

和“十五年规划”双线交结的产物



几十年后现在再来想这件事,我觉得文革前的上山下乡,其真实的动因和目的,既不是那些关于深远意义的乌托邦宣传,也不是城市已经不能解决更多的就业,需要向农村转移劳动力。其实几年加起来也就100来万,当时经济已在复苏,逐年安排解决是不成问题的。反倒是文革后的下乡有这方面的原因—-一下子几百万人失学失业,经济又受文革冲击,哪里消化得了这么多的高初中毕业生!

  那么是一种政治安排?是用上山下乡来处理消化贯彻阶级路线留下来的人的问题?造成文革前下乡知青的基本面是城市里出身不好的青年这一状况,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还是一种预设的安排?如果是一种预设的安排那目的是什么?是按当时左的执政思维,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清洗和纯洁城市?把潜在的不可靠分子都放逐到农村去?

  现在还没有材料来证明这是预设安排,我也宁愿不这样想。更可能的情况是一种巧合:,一方面是大跃进破产后威信下降、自称“大权旁落”想要重新夺回权力主导而祭起阶级斗争的毛泽东,一方面是对于大饥荒反省后想要控制城市人口的周恩来,毛周看起来是各唱各的戏,各吹各的调,结果却诡异交融,从实际结果看这时推行的上山下乡就演变成了一种政治歧视下的制度性安排。

  可以想见,如果没有文革,这种客观上的制度性安排还将继续,而且会愈演愈烈。不同于后来“接受再教育”的知青,文革前下乡提的是安家落户。按照这种方式运行,这些知青将就此被逐出城市,终其一生在农村安家落户了。应该说是后来千百万知青的下乡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使他们有可能逃过既定命数。由于人数众多,涉及面太广,从而使知青问题演化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这才有了后来的招工、招生等举措和上山下乡终结后的知青问题大解决。虽然对于文革前下乡的老知青来说,还是一直处于这个流动性知青群体的底层,但他们毕竟搭上了这个庞大群体的车。

  最后,我想指出一种流传甚广似是而非的误解:多年来,一说到文革前下乡的知青,人们很容易就联想到当时大力宣传的那几个家喻户晓的标兵。就他们个人而言,我不怀疑他们回乡下乡建设农村的真诚,他们也可以不为那场声势浩大的欺骗性宣传负责。但是相对于那100多万知青的实际情况而言他们并无代表性,区区几个精心包装出来的典型,不过是在社会公众面前展示上山下乡的“展示模特”。虽然,在当时的下乡知青中也有一些和那些标兵们情况类似,确是被宣传所陶醉,放弃升学、放弃工作而下乡的,但就总体而言还是数量很少的。然而直到现在,由于强势宣传的结果,在公众的印象中他们还是文革前下乡知青的当然代表。谁当代表并不重要,问题的关键是:这种宣传和误解的结果从当时到后来到现在,掩盖了最重要的一个基本事实,模糊了文革前下乡知青就主体而言最根本的特色,即:他们是贯彻阶级路线的受害者,他们的下乡,客观上是具有政治歧视性质的放逐。

来源:共识网








ym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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