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阿灿」的社会贡献》——陈鼎追（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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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阿灿」的社会贡献》——陈鼎追（转贴）
YC59 24.06.13 10:41
《论「阿灿」的社会贡献》——陈鼎追 （转贴）
香港作家联会会员、香港南鸿手袋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如果我是「阿灿」的话，那谁是我？ 我还是我……
编者按：
六、七十年代的香港，社会上有一群被唤做“阿灿”的人。这是特定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的产物。那时，由于大陆政治斗争频繁，生活艰难，一部分华侨子弟、沿海居民不甘你争我斗或难以忍受精神与肉体的折磨，纷纷通过各种途径来到香港。然而有些有排外心理的人却难以容纳，甚至歧视嘲笑，有部电视剧也塑造了一个“阿灿”来形容这些人，于是阿灿就成了这些人的代名词。尽管他们当时干最重的活，吃最差的饭，住最劣的房，默默无闻，与世无争，仅求温饱，但仍然免不了被有些人所嘲讽。这批所谓的“阿灿”，由于自身文化素质较好，在困境中不气馁，以顽强拼搏、艰苦奋斗、积极进取的精神求生存、求发展，不仅为香港经济的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也为自己的生活开辟了新天地。特别是八十年代初，他们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扬起风帆，挺立潮头，又为家乡、为祖国的经济建设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而今，在珠三角随便走进一家工厂，企业东主可能就是当年的“阿灿”。因此，我们应当为“阿灿”正名，说一声：阿灿，你们好！你们不愧是中华民族优秀的炎黄子孙！
一、新移民──「阿灿」的由来
六、七十年代，香港开始出现部分新型人群，即内地来的新移民，就是以后经常在电视上被人奚落潮弄的「阿灿」。
这批新移民，他们中除了小部分羡慕当时香港社会的繁华外，大部分是因各种因素被迫走上背井离乡之路的，其中相当部份人素质较高。
六十年代中期，内地发生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国进入一个非常的动乱时期。特别是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之后，斗争更加激烈，甚至真刀真枪地干起来。
那年月，相当多的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受到沉重打击，不是遭受批斗便是上山下乡接受劳动改造。这也包括50年代抱着一颗滚烫的赤子之心回国读书和参加祖国建设的华侨学生（这些学生大多已毕业分配在不同的岗位上工作）。由于他们出生南洋各国，有各种海外关系，就被认为社会关系复杂、历史不清，被打成牛鬼蛇神，关进牛棚，受尽摧残和折磨。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产生了离开是非之地、往别处谋生的念头。于是，南洋各地和香港便成了最理想的去处。
当时，国内的华侨家属受到各种冲击，华侨对国内的支持热情一落千丈，侨汇大量减少。中央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同时也意识到南洋各地的华侨大部份年事已高，后继无人。但他们有许多直系亲属生活在内地，如果不让这些亲属申请到南洋去继承产业继续经营，一段时间之后，随着老华侨的相继去世，他们在南洋苦心经营一辈子的产业将完全落入他人手中，这是一个不小的损失。再加上已有部分爱国华侨向中央政府言及此事，中央也感觉到解决这一问题的迫切性。因而决定开放，让有直系关系的亲属申请移民到南洋各地。
由于这种政策及上述的时代背景，也由于福建、广东及沿海地区的华侨关系特别多，一大批人相继申请来港，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回国华侨和前些年回国的学生（现已毕业分配工作）也有由不同地方申请前来香港。这些人当中，有相当部分只是将香港作为跳板，稍作停留后就辗转往印尼、菲律宾、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继承父辈事业，努力经营。
当然，其中也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借口往南洋继承产业而掺杂在移民的队伍之中的非华侨子弟，这些人实际上根本没甚么产业可承接，实则是想留在香港谋生，成为香港社会的新移民。
那时，许多沿海地区的人翻山越岭，最后冒着生命危险游水到香港。这称之为“偷渡”。其中以广东潮汕、海陆丰为多，而他们到香港时只是穿着一身湿漉漉衣服上岸，两手空空，一无所有。这些人每天有数百人。在十多年之中，不管申请来的也好，偷渡来的也好，总数不少于一百万之众(占香港人口的20%以上)，而这一帮人自踏入香港土地的那一天起，都必须在亲友的帮助下到工厂工作，解决温饱问题，以最短的时间融入香港底层社会。
这帮人就是后来在电视及报章上经常被奚落的「阿灿」。
二、「阿灿」的共性
在此，笔者不妨归纳一下这些「阿灿」的几个共同点，希望能改变部分人的看法。
其一，这些新移民大多是华侨的家属（或有华侨关系），在内地时，经济条件相对较好，文化程度也相应较高，大部分人接受过中、高等教育。他们自身素质并不差。
其二，这一批人中，大部份在内地都有工作单位，只是由于华侨关系或家庭成份较高(当时内地有划分家庭成份，家庭成份的高低毫不夸张地说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报国的热情被浇灭，理想的目标被打破，既然报国无门，只好另谋出路。他们并非好吃懒做之辈。
其三，这些人在内地工作时，具有一定的人际关系，这一点从他们能够获准出境来港便可窥见一斑，特别是那些没有直系亲属关系的新移民。这一点恰恰为他们日后在港所从事的各项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其四，新移民来港之前，受到的是内地的儒家传统教育，尽管作风有些因循守旧，凡事按部就班，短期内缺乏创新精神，但最起码不会乱来，不会对社会带来动荡和不稳定的因素。也由于在内地受过苦，过惯了“瓜菜代”的艰苦生活，所以始终保持俭朴生活作风。来港后，他们很快融入到香港社会底层，不求奢侈安逸，只求安定生活。
其五，被迫无奈离开祖国的这些游子们，虽被奚落为「阿灿」，但仍时刻眷恋自己的故乡。离家时的酸楚铭记在心，总希望再有机会报效祖国，改变家乡的面貌。他们不管走到哪里，对祖国及家乡的眷恋终不能改变，内心关注的仍是北方的那片热土。
三、用青春和血汗繁荣香港经济
部分香港人只看到新移民带来的所谓麻烦，完全忽略了他们的社会价值，所以常常持一种排斥的态度。
二十多年来，经常会在电视和报纸上看到关于「阿灿」评述和报道。早期的电视上更是塑造了一个典型的“阿灿”形象。奚落大陆来的新移民，贬低的形象及社会作用。「『阿灿』来港后只会吃不会做，给香港社会带来了许多负担，造成了香港经济的不景气。」声音一浪高过一浪。作为「阿灿」中的一员，有些话深藏在我的心中已将近三十年了，一直没有机会也不敢轻易说出来，但总觉得不吐不快。
我想说：「吃」是每个人都会也是必需的，没甚么错。要说有错，就是「吃」的大于创造的，这的确是莫大的悲哀。但当初的这些「阿灿」们没有什么值得谴责的，因为他们「吃」的是粗茶淡饭，干的是既重又累的活，却支撑着香港社会经济命脉的一部份。
香港从小渔村发展成国际大都市，这是铁的事实，在香港的发展过程中，包含有香港市民的共同奋斗，绝不是区区几个英国人就可以改变面貌的。这历史不容颠倒。但纵观香港一百年来发展史，主要的发展时期应始于六十年代。那时，世界经济有了较好的发展和增长，特别是塑胶制造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塑胶制造业的繁荣直接推动香港经济的飞速发展。香港商家在拥有了大量类似塑胶花、制衣和假发生产之类的订单的同时，也面临一个新的问题──如何解决生产所需的劳动力。塑胶花、服装、假发等加工属劳动密集型行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于是，大批的新移民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缺。毫不夸张地说，是他们撑起了香港制造业的半边天，没有这些新移民，没有这些「阿灿」就没有香港这些行业欣欣向荣的发展局面。
由于内地与香港的经济差别，企业给予这些来自内地劳动力并不是很高的报酬，但在他们看来已经相当不错了。于是，“阿灿”们默默地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各行业中。这既解决了当时香港社会所需，也解决了自己的温饱问题。
进入七十年代，由于贸易发展的需求，香港已开始不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这其中最大的工程莫过于修建地下铁路。而在这一时期，由内地来的新移民更多了，「阿灿」的队伍越来越强大，自然而然地成了香港基础建设的主力军。
不管他们在内地受过什么样的教育，不管他们在内地生活如何，跨入一个人地生疏的社会，必须先解决自己的吃住问题。即使是超出自己身体最大负荷的工作，他们也要咬紧牙关，坚持干下去。
据我所知，北京某医院的一位医生到港后即去某工地做苦力杂工；贵州某医院的一名医生到某纱厂「拉木骨」……。由于内地的学历在香港不被认可和重视，大家也只好忍气吞声，从最低层做起，偶尔聚在一起谈论起来，只是相对苦笑，无奈地接受这种现实。
当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积累资金，待时而飞。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到很深的地下从事劳动强度很大的工作，再苦再累也毫无怨言。让他们感到庆幸的是，尽管在这里劳动很辛苦，但比起在内地天天写检查、费尽心思去应付身边的人事斗争要强得多，因此感到莫大的欣慰。
知足就容易务实，这是人之常理。
这些新移民，不理会别人称呼自己为「阿灿」，只是脚踏实地地为香港的建设贡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四、忍辱负重，辛勤工作
努力就有回报，多年的媳妇终于熬成了婆婆。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部分移民学会了本地语言，消除了与本地人交流的障碍，再加上有较高文化水平，工作能力和领导才干慢慢在工作中充分发挥出来，倍受企业东主的赏识和信任。很多新移民逐步被提升为企业骨干，甚至进入更高的领导层，尽管他们还是很多人心目中的“阿灿”。
六、七十年代，以广东潮州人最猛、最勇敢，他们大多是偷渡来港的单身汉，由于努力工作，勤俭节约积累了少许资金，率先施展拳脚，不是开工厂（「山寨厂」）、就是开「士多店」或做其它生意，成为阿灿中第一批白手兴家、艰苦创业的人。尽管他们还是报章及电视上所奚落潮弄的「阿灿」，但他们并没有丧失斗志，他们的企业中又吸收了大量的「阿灿」，大家共同努力工作，慢慢形成了很有战斗力的新一代商业团队。
香港南安公会会长、全国政协委员林树哲先生就是众多「阿灿」中的佼佼者。
林先生来自福建南安，在内地时，曾是一位上过山下过乡的知识青年，1974年来到香港。最初，林先生在大企业家吕振万的工厂做工，不久，林先生便在工厂中便崭露头角，深得吕先生的赏识，在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考验之后，由低层逐步提升至公司董事总经理的位置，由于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加上生活在内地时的种种社会阅历及人际关系，林先生在企业的运作和发展直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他的领导下，将企业推向了新的高峰。
由于曾长期生活在内地，接受过传统的文化教育，经历过各种艰难困苦的生活，林树哲先生具有较浓厚的乡土人情意识，在新移民中培养了一大批企业骨干，在其公司各个部门发挥应有的作用。事实证明这一大批人是有能力的，能使企业如虎添翼。
类似上述情况在七十年代后期已逐步形成，在许多企业之中，不少新移民已经先后进入各企业和工厂的领导层，尽管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与他们在内地时学习的专业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难免令人啼笑皆非，比如在内地做了十几年的主治医师却出任某制衣厂的厂长等。但是，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由于他们文化水平高，适应能力强，更主要的是能吃苦耐劳，勤力工作，又从最低层做起，非常熟悉基层各项工作，所以，他们在部门的领导工作中能驾轻就熟，完全能够胜任担当相当重要的角色，对企业的经济效益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于。
从那个时候起，新移民已经对香港社会做出了更积极的贡献。
虽然“阿灿”为香港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但仍不能改变某些人对「阿灿」的片面看法，不愿从这批新移民的头上摘掉「阿灿」这顶带有讥讽意味的帽子。有些新闻媒体也不忘借助「阿灿」的素材来提高炒作热点，特别某电视剧上塑造的那个「阿灿」形象让人无法接受。剧情中的“阿灿”什么都不懂，看到抽水马桶里有水，便捧起来洗脸……在饰演“阿灿”这个角色时，经常做一些「无厘头」的动作来哗众取宠，博观众一笑，令人作呕。
对于任何新生事物，任何人都有一个认知的过程，谁 也不能例外。如果不是商家的宣传和产品的介绍，我相信第一个看到抽水马桶的人也不敢轻易脱了裤子坐上去。娱乐节目搞点笑本无可非议，但有辱人格或者有意贬低嘲笑一部分人的、有伤大雅的噱头是不是太过分？
凡此种种“阿灿”形象的出现，全拜当时个别权贵所赐。如果不是他们极端仇视新移民，那最起码也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这一部分人。
香港能有繁华的今天，离不开「阿灿」对香港所做出的社会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他们都将是香港经济腾飞的一支重要力量，应该受到政府和市民的尊重，而不是冷眼蔑视他们。
五、艰苦创业，体现自我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祖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掀开了中国历史上崭新的一页。伴随着改革春雷一声响，开放的号角也已响起。北方的那片热土沸腾了，神州上空放出异彩。改革开放如春风化雨，滋润着海内外华夏儿女、炎黄子孙的心田，无论身处何地，都又重新点燃了对夏神州的希望。他们，特别是那些流落异乡、遭人冷眼的香港“阿灿”，内心开始涌动着一股莫名其妙的冲动和兴奋，齐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的伟大而英明的变革而喝彩。他们感觉到了改革开放浓郁的气息，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吸引了很多“阿灿”。面对这一大好形势，他们认识到这将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商机。长期以来一直在内心深处的一种强烈的渴求，更加蠢蠢欲动起来……
十多年来的艰苦耕耘，他们已积累了一些资金。对于从商来说，虽然这点资金少得可怜，但他们有了实战经验。于是，在回乡、回国创办企业的洪流之中，他们走在最前头。
就福建来说，南安及晋江人较为勇敢，先后在深圳及家乡福建兴办许多企业，特别是来料加工厂。这一类工厂企业投资小，见效快，经营较为简单，只属来料加工形式，风险性相对较低，很适合小本经营。转眼之间，深圳及沿海地区这类型工厂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
例如我在前文提到的林树哲先生，率先在福建南安创办南益集团，下面有许多制衣厂及各类型的加工厂，后到自己扩展营销，直至发展成为多元化的实业集团。
南安的另一个企业家戴明瑞也于八十年代初期在深圳开办工厂，现已发展成为几千工人的大型综合性企业。
戴明瑞先生发展企业的形式又别具一格。办厂伊始，在自己工厂取得良好经济效益的同时，又由他投资部份资金，另外由家乡来的新移民拿出自己少量积累的资金参与投资。在他的带动下，新移民走进深圳，参与小型企业运作，也在其指导下积累经验，逐步发展另一些配件工厂。瑞记手袋厂先在深圳发展，已经扎下了根，订单较多，需要许多加工厂帮其生产，因而，当时那些只有少量资金的“阿灿”也利用自己有限的资金买了几部电车，办起了加工厂，专门为像瑞记这样的大型工厂加工。长年累月，工厂慢慢壮大了，逐步发展到自己接单生产。在瑞记戴先生的带动下，以这种形式发展起来的工厂又迅速发展起更多的工厂。
南安的另一位企业家黄书法先生，也是从一名“阿灿‘成长起来的。
1972年，黄书法先生只身申请来港。曾在家乡做过小学教员的他，初入香港，也只能从最低层工作做起。由于他在工作中勤劳诚信，深得东主及工友认同。在家乡时，黄先生本已对木工手艺充满浓厚的兴趣，并能自行操作，到了香港又接触到先进的机器设备和操作流程。借助这些有利的条件，一年之后，黄先生的技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提高。高瞻远瞩的黄先生看准了家具市场高档次、高品位的需求，终于在1973年用从生活中节俭下来的少量资金创业，办起了一个“山寨厂”。
1985年，黄书法先生将发展家私的根扎到深圳龙岗爱联村，创办嘉发家俬厂。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目前已拥有十余万平方米的现代化标准厂房，一千多名职工，不但导入ISO9001国际标准质量管理体系，而且采用计算机开料、计算机锣边、计算机自动雕花及计算机程控油漆等世界上最精良的现代化家具生产设备及先进技术。
发展企业是黄先生的不懈追求，回报社会、带动他人共同发展更是黄先生的毕生愿望。
许许多多在“嘉发”的干部及工人先后出来自立门户，开办家私厂。对深圳家具市场中朵朵绽放的奇葩寻根溯源，会找到他们的根都在「嘉发」。他们亲切地称「嘉发」为「黄埔军校」，当作自己的「娘家」。
如今，黄书法先生又带领着这群大大小小的当年「阿灿」进军厦门、泉州的房地产，同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业绩。
由于我是福建南安人，只能从较为熟悉的南安市这个层面去看，其它地区的情况不熟悉，难以去作剖析。但我相信，熟悉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人是会认同这一点的。即使不了解这一时期的人，你只要走进珠江三角洲任意一家企业，很容易遇见在珠江三角洲扎了根的「阿灿」。
六、南安企业协会的一组数字带来的思考
深圳市南安企业协会是福建省南安市在深圳注册的社团组织，在会员通讯录上登记的企业有591家，实际上还不能完全反映南安市在深圳注册的企业，因为还有部份企业暂未加入南安企业协会。但就在这591家企业中，有403家企业东主是六、七十年代往香港定居的新移民，约占68.18%。他们大部分在祖国改革开放之后，相继到深圳开办工厂。当时，他们仅仅是以极少量资金冒着极大风险在这片热土上披荆斩棘、一步一个脚印前进的。多年的汗水培育着不断壮大的企业，同时在他们的企业中使用培养大量内地来的新移民，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企业中的干部又相继自立门户创办新的企业，这类型的企业在这本企业协会登记册上有151家，占25.5%。如果将这两类型「阿灿」加在一起，约占93.6%达554家企业。
所有这些企业不仅创造了丰硕的经济效益，还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在此，不妨粗略估算一下：如果平均每个企业中有500名职工，仅此554家企业就为社会解决了277000多人的就业问题，大大缓解了社会就业压力，也解决了100多万人的衣、食、住等生活问题。这仅仅是深圳南安企业协会的不完全统计，试想从更大的层面去看，这类企业在珠江三角洲有多少？所以说，「阿灿」办工厂企业已成为珠江三角洲的主流并不过分，也不夸张。
「阿灿」是炎黄好子孙，为华夏美丽的明天增添了许多色彩，也促进了香港社会的繁荣，其贡献更应写入香港社会发展史册。
七、百花齐放，竞显风流
现在，我想从另一角度来剖析一下六、七十年代来港的另一部份群体──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这个「文人」群体，初涉香港时，生活更加困难，历程更加坎坷。因为他们在内地很少从事体力劳动，接受过高等教育，具备较高的文化素质，多为各行各业的骨干，致力于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工作。他们是文质彬彬的儒士，由于种种原因，无奈地来到香港，最难的是一时难以承受就业选择。
1954年由马来西亚回国并在著名华侨领袖李光前先生创办的国光中学就读的张高贤先生，是我初中时期的同学。他的成长、成功经历颇具代表性，处处折射出「阿灿」特性的影子。
张高贤曾怀着对新中国的无限热爱而回国求学，在校期间，表现突出，加入了共青团，并成为学生干部。张高贤生性耿直，说话直爽，「大鸣大放」中，他的议论被无限上纲，受到很大的打击。万般无奈，他只好到厦门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福建化工学校。但他仍与厄运形影相伴，又以诬蔑「三面红旗」而被开除团籍。文革中，可想而知地又遇到沉重打击，只得离乡背井申请来港。
可怜他下火车时，身上只剩下六角钱，遭遇了很多「阿灿」们通常都经历过的辛酸。住的是住木屋、做各种强度很大的体力劳动，都没有动摇这个“阿灿”奋发图强的意念。后经一番打拼，1980年，张高贤先生己成为一间大型制衣厂的厂长，享有高薪，终于迎来了安定的生活。可是他并没有满足现状，他洞察到祖国改革开放的机遇，抓住先机，放弃了高薪的厂长职务而开创自己的事业。经过20多年的艰苦奋斗，现已拥有几间工厂，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企业家。他翻身不忘贫困，仍然爱国爱乡，助人为乐。他更热心于各种社会公益事业，资助家乡的“希望工程”和贫困学生。
他对社会的经济贡献是有形的，可他给整个社会所创造的精神价值却是无形的。他目前担任着香港国光中学校友会会长及香港儒商学会会长等职务，未知是否还有人视他为「阿灿」？
来港的这些知识分子，还有一部份长年累月地为香港的文化繁荣耕耘劳碌，推动着香港的精神文明而不离不弃。我不禁想起一位诗人——香港作家联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诗剑先生。
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的张诗剑先生于一九七八年移居香港。来港后人地生疏，语言不通，在生活的压力之下，他只好做最粗重的地盘工。为了节约开支，每天上下班，张先生都舍不得乘车而是徒步往返。
每想到香港有些人对新移民的排斥，自己又学无所用，他感触良多。当时曾在《圣诞花》一诗中写道：“上层红玛瑙/下层绿翡翠/同生于一根枝丫/花如叶/叶如花；形影相似谁高贵/只因颜色分上下。”写出了当年新移民——“阿灿”的无奈。在最困难时，他“甘心耕荒原，不怕人穷，最怕文穷、志穷。”这位叱咤文坛、“傻得可爱”（陈娟语）的诗人坚持办《香港文学报》已十五年，为作家编辑出版文学丛书200多部，最近还主编63部中英对照的“龙香诗丛”，配合策划出版这套大型丛书的傅天虹、傅小华也都是长年坚持笔耕不辍的、著名的新移民诗人。
张先生在一九八五年就与友人创办了龙香文学社，现为香港中华文化总会理事长等多个重要文化社团的负责人。他著有《爱的笛音》、《秋的思索》等多部作品，他与陈娟的文学业绩双双被收入英国剑桥的《世界名人录》，为促进香港文学繁荣、进军世界文坛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陈娟也是香港文坛上“巾帼不让须眉”的健将。她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原是内地中学语文教师。来港时，一家三口人就租住在一间九十平方尺的小屋里，连电风扇都没有。为“稻粱谋”，来港三天就去打工，可以想象艰难情形了。她在工作之余坚持文学创作，出版了《昙花梦》、《玫瑰泪》、《陈娟文集》等多部作品，长篇小说《昙花梦》在两岸三地发行量逾100万册，并被改编成电视剧热播，轰动文坛。
张诗剑和陈娟在办报出版中很重视扶掖新进作家，最突出的是八十年代初新移民女青年蔡丽双，九十年代中有缘相识引导培养她走上文学道路，不几年已出版《星光下的情怀》、《一片冰心》、《感恩树》和《蔡丽双短诗选》等多部著作，其诗名已蜚声海内外。先生犹如一对比翼鸟，在文学的天空里比翼双飞，为香港文学美好的明天而不断努力耕耘。
在六十年代初，还是一名学生的戴方先生，他便以“团长”的身份率领一个在印度尼西亚组织的108名华侨子弟学生团回国求学，决心投身祖国未来的建设事业。他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分配任中学教师。一九七三年来港定居后，他只好靠从事体力劳动来维持家庭生活。尽管如此，戴方兄始终没有放弃文学创作，以文促商是他割舍不了的情缘。他也曾经营生意，热情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成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创作热情更加高涨，先后出版了《香港——文学的伊甸园》、《心的放歌》、《戴培贤诗文选》等著作。他重视促进香港、仙地及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如今，他还组织捐资助学，支持内地的“希望工程”和家乡建设事业他是典型的精神文明推动者。
另一位在文学方面亦具影响力的昔日“阿灿”是李远荣先生。他现任着香港作家联会副秘书长等多个社团重要职务，原毕业于广州暨南大学中文系，曾任中学语文教师。一九七三年来港后，也曾从事各种体力劳动，或从商。但最终还是转入写作。他默默耕耘，已发表散文、评论、人物传记等三百多万言。散文作品《海峡两岸一家亲》和《承诺》均荣获全国比赛优秀奖；传记《李光前传》曾列新马十大畅销书。其传被编入《世界名人录》等十六本辞书。
李远荣先生经常与张诗剑、谢纬武、巴桐、盼耕、张继春、陈娟、吴士梁、蔡敦祺、张汉基、汉闻、谭帝森、宋诒瑞、唐至量、华而实、古金、戴方等许多可谓“半边天”的香港文学界新移民一道，以繁荣香港文学为己任，为香港文学的发展献策献力。
专以香港农村生活题材创作的作家吴应厦先生，更是一位早期的“阿灿”。他来港后，就直接扎根在香港农村中生活，在大屿山农场工作20多年中，比在内地要辛苦百倍。他与当地人融为一体，非常了解农村的风俗人情，他以长篇小说《女人啊，女人》充分反映香港郊区在从“七.七事变”至今的五十年中的巨大变化，也可以说是第一部反映香港农村生活的代表作，极具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填补了香港当代文学作品中反映农村低下层人群现实生活题材的空白。这位“阿灿”生活得非常有意义。
上列这几位诗人、作家、儒商仅仅是新移民的少数例子，在香港作家联会的名单上，就有很多由内地来港的新移民的，他们从事文学创作，艰苦笔耕，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八、结束语
综合上述事例，我们不难发现，自六十年代始，先后由内地到港的新移民不下百万，不管来自何地，从踏入香港那一刻起，他们便很快融入香港低下层社会，并由最低层做起，通过各自不同的途径耕耘，最终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由昔日的“阿灿”成为大公司、大集团老总的例子真是不胜枚举，特别是珠江三角洲一带更成为这一新群体──「阿灿」创业的摇篮。
同期，由内地来港的很大一部份知识分子的传奇经历更令人无比钦佩，倍受鼓舞。虽然他们都曾经是「阿灿」，经受的酸、甜、苦、辣是笔墨所无法陈述的，但他们都能克服种种困难，最终坚强地生存了下来，并成为名副其实的企业家。还有新移民作家在香港的文化领域奋力驰骋，有力地推动香港的精神文明建设。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近三十年的时景变迁，当年的那些所谓「阿灿」已经崛起。他们为香港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跟所有的香港市民齐心协力，共同让香港始终保持了亚洲乃至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我们不应该在香港过去和将来的辉煌发展史上抹掉这些新移民的名字。新移民的作用和贡献会在香港日后的发展中得到更大的彰显。
最后，我想引用李嘉诚先生在与香港大学生对谈中的一句引人深思的话与大家共勉：「上海，深圳每天都在进步，香港人要抛开自满的心理。」希望那些曾对新移民有所偏见者能摘掉有色的眼镜，共同携手，团结一致，齐心协力，为繁荣香港社会做出贡献，共同建设香港美好的明天。
（本文中有关南安企业协会详细资料由南安企业协会秘书长王聪海提供，在此表示谢意！）
（本文发表于2003年8月29日《香港商报》，后相继被《香港文学报》《深圳经典》转载。）
香港作家联会会员、香港南鸿手袋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如果我是「阿灿」的话，那谁是我？ 我还是我……
编者按：
六、七十年代的香港，社会上有一群被唤做“阿灿”的人。这是特定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的产物。那时，由于大陆政治斗争频繁，生活艰难，一部分华侨子弟、沿海居民不甘你争我斗或难以忍受精神与肉体的折磨，纷纷通过各种途径来到香港。然而有些有排外心理的人却难以容纳，甚至歧视嘲笑，有部电视剧也塑造了一个“阿灿”来形容这些人，于是阿灿就成了这些人的代名词。尽管他们当时干最重的活，吃最差的饭，住最劣的房，默默无闻，与世无争，仅求温饱，但仍然免不了被有些人所嘲讽。这批所谓的“阿灿”，由于自身文化素质较好，在困境中不气馁，以顽强拼搏、艰苦奋斗、积极进取的精神求生存、求发展，不仅为香港经济的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也为自己的生活开辟了新天地。特别是八十年代初，他们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扬起风帆，挺立潮头，又为家乡、为祖国的经济建设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而今，在珠三角随便走进一家工厂，企业东主可能就是当年的“阿灿”。因此，我们应当为“阿灿”正名，说一声：阿灿，你们好！你们不愧是中华民族优秀的炎黄子孙！
一、新移民──「阿灿」的由来
六、七十年代，香港开始出现部分新型人群，即内地来的新移民，就是以后经常在电视上被人奚落潮弄的「阿灿」。
这批新移民，他们中除了小部分羡慕当时香港社会的繁华外，大部分是因各种因素被迫走上背井离乡之路的，其中相当部份人素质较高。
六十年代中期，内地发生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国进入一个非常的动乱时期。特别是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之后，斗争更加激烈，甚至真刀真枪地干起来。
那年月，相当多的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受到沉重打击，不是遭受批斗便是上山下乡接受劳动改造。这也包括50年代抱着一颗滚烫的赤子之心回国读书和参加祖国建设的华侨学生（这些学生大多已毕业分配在不同的岗位上工作）。由于他们出生南洋各国，有各种海外关系，就被认为社会关系复杂、历史不清，被打成牛鬼蛇神，关进牛棚，受尽摧残和折磨。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产生了离开是非之地、往别处谋生的念头。于是，南洋各地和香港便成了最理想的去处。
当时，国内的华侨家属受到各种冲击，华侨对国内的支持热情一落千丈，侨汇大量减少。中央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同时也意识到南洋各地的华侨大部份年事已高，后继无人。但他们有许多直系亲属生活在内地，如果不让这些亲属申请到南洋去继承产业继续经营，一段时间之后，随着老华侨的相继去世，他们在南洋苦心经营一辈子的产业将完全落入他人手中，这是一个不小的损失。再加上已有部分爱国华侨向中央政府言及此事，中央也感觉到解决这一问题的迫切性。因而决定开放，让有直系关系的亲属申请移民到南洋各地。
由于这种政策及上述的时代背景，也由于福建、广东及沿海地区的华侨关系特别多，一大批人相继申请来港，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回国华侨和前些年回国的学生（现已毕业分配工作）也有由不同地方申请前来香港。这些人当中，有相当部分只是将香港作为跳板，稍作停留后就辗转往印尼、菲律宾、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继承父辈事业，努力经营。
当然，其中也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借口往南洋继承产业而掺杂在移民的队伍之中的非华侨子弟，这些人实际上根本没甚么产业可承接，实则是想留在香港谋生，成为香港社会的新移民。
那时，许多沿海地区的人翻山越岭，最后冒着生命危险游水到香港。这称之为“偷渡”。其中以广东潮汕、海陆丰为多，而他们到香港时只是穿着一身湿漉漉衣服上岸，两手空空，一无所有。这些人每天有数百人。在十多年之中，不管申请来的也好，偷渡来的也好，总数不少于一百万之众(占香港人口的20%以上)，而这一帮人自踏入香港土地的那一天起，都必须在亲友的帮助下到工厂工作，解决温饱问题，以最短的时间融入香港底层社会。
这帮人就是后来在电视及报章上经常被奚落的「阿灿」。
二、「阿灿」的共性
在此，笔者不妨归纳一下这些「阿灿」的几个共同点，希望能改变部分人的看法。
其一，这些新移民大多是华侨的家属（或有华侨关系），在内地时，经济条件相对较好，文化程度也相应较高，大部分人接受过中、高等教育。他们自身素质并不差。
其二，这一批人中，大部份在内地都有工作单位，只是由于华侨关系或家庭成份较高(当时内地有划分家庭成份，家庭成份的高低毫不夸张地说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报国的热情被浇灭，理想的目标被打破，既然报国无门，只好另谋出路。他们并非好吃懒做之辈。
其三，这些人在内地工作时，具有一定的人际关系，这一点从他们能够获准出境来港便可窥见一斑，特别是那些没有直系亲属关系的新移民。这一点恰恰为他们日后在港所从事的各项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其四，新移民来港之前，受到的是内地的儒家传统教育，尽管作风有些因循守旧，凡事按部就班，短期内缺乏创新精神，但最起码不会乱来，不会对社会带来动荡和不稳定的因素。也由于在内地受过苦，过惯了“瓜菜代”的艰苦生活，所以始终保持俭朴生活作风。来港后，他们很快融入到香港社会底层，不求奢侈安逸，只求安定生活。
其五，被迫无奈离开祖国的这些游子们，虽被奚落为「阿灿」，但仍时刻眷恋自己的故乡。离家时的酸楚铭记在心，总希望再有机会报效祖国，改变家乡的面貌。他们不管走到哪里，对祖国及家乡的眷恋终不能改变，内心关注的仍是北方的那片热土。
三、用青春和血汗繁荣香港经济
部分香港人只看到新移民带来的所谓麻烦，完全忽略了他们的社会价值，所以常常持一种排斥的态度。
二十多年来，经常会在电视和报纸上看到关于「阿灿」评述和报道。早期的电视上更是塑造了一个典型的“阿灿”形象。奚落大陆来的新移民，贬低的形象及社会作用。「『阿灿』来港后只会吃不会做，给香港社会带来了许多负担，造成了香港经济的不景气。」声音一浪高过一浪。作为「阿灿」中的一员，有些话深藏在我的心中已将近三十年了，一直没有机会也不敢轻易说出来，但总觉得不吐不快。
我想说：「吃」是每个人都会也是必需的，没甚么错。要说有错，就是「吃」的大于创造的，这的确是莫大的悲哀。但当初的这些「阿灿」们没有什么值得谴责的，因为他们「吃」的是粗茶淡饭，干的是既重又累的活，却支撑着香港社会经济命脉的一部份。
香港从小渔村发展成国际大都市，这是铁的事实，在香港的发展过程中，包含有香港市民的共同奋斗，绝不是区区几个英国人就可以改变面貌的。这历史不容颠倒。但纵观香港一百年来发展史，主要的发展时期应始于六十年代。那时，世界经济有了较好的发展和增长，特别是塑胶制造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塑胶制造业的繁荣直接推动香港经济的飞速发展。香港商家在拥有了大量类似塑胶花、制衣和假发生产之类的订单的同时，也面临一个新的问题──如何解决生产所需的劳动力。塑胶花、服装、假发等加工属劳动密集型行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于是，大批的新移民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缺。毫不夸张地说，是他们撑起了香港制造业的半边天，没有这些新移民，没有这些「阿灿」就没有香港这些行业欣欣向荣的发展局面。
由于内地与香港的经济差别，企业给予这些来自内地劳动力并不是很高的报酬，但在他们看来已经相当不错了。于是，“阿灿”们默默地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各行业中。这既解决了当时香港社会所需，也解决了自己的温饱问题。
进入七十年代，由于贸易发展的需求，香港已开始不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这其中最大的工程莫过于修建地下铁路。而在这一时期，由内地来的新移民更多了，「阿灿」的队伍越来越强大，自然而然地成了香港基础建设的主力军。
不管他们在内地受过什么样的教育，不管他们在内地生活如何，跨入一个人地生疏的社会，必须先解决自己的吃住问题。即使是超出自己身体最大负荷的工作，他们也要咬紧牙关，坚持干下去。
据我所知，北京某医院的一位医生到港后即去某工地做苦力杂工；贵州某医院的一名医生到某纱厂「拉木骨」……。由于内地的学历在香港不被认可和重视，大家也只好忍气吞声，从最低层做起，偶尔聚在一起谈论起来，只是相对苦笑，无奈地接受这种现实。
当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积累资金，待时而飞。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到很深的地下从事劳动强度很大的工作，再苦再累也毫无怨言。让他们感到庆幸的是，尽管在这里劳动很辛苦，但比起在内地天天写检查、费尽心思去应付身边的人事斗争要强得多，因此感到莫大的欣慰。
知足就容易务实，这是人之常理。
这些新移民，不理会别人称呼自己为「阿灿」，只是脚踏实地地为香港的建设贡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四、忍辱负重，辛勤工作
努力就有回报，多年的媳妇终于熬成了婆婆。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部分移民学会了本地语言，消除了与本地人交流的障碍，再加上有较高文化水平，工作能力和领导才干慢慢在工作中充分发挥出来，倍受企业东主的赏识和信任。很多新移民逐步被提升为企业骨干，甚至进入更高的领导层，尽管他们还是很多人心目中的“阿灿”。
六、七十年代，以广东潮州人最猛、最勇敢，他们大多是偷渡来港的单身汉，由于努力工作，勤俭节约积累了少许资金，率先施展拳脚，不是开工厂（「山寨厂」）、就是开「士多店」或做其它生意，成为阿灿中第一批白手兴家、艰苦创业的人。尽管他们还是报章及电视上所奚落潮弄的「阿灿」，但他们并没有丧失斗志，他们的企业中又吸收了大量的「阿灿」，大家共同努力工作，慢慢形成了很有战斗力的新一代商业团队。
香港南安公会会长、全国政协委员林树哲先生就是众多「阿灿」中的佼佼者。
林先生来自福建南安，在内地时，曾是一位上过山下过乡的知识青年，1974年来到香港。最初，林先生在大企业家吕振万的工厂做工，不久，林先生便在工厂中便崭露头角，深得吕先生的赏识，在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考验之后，由低层逐步提升至公司董事总经理的位置，由于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加上生活在内地时的种种社会阅历及人际关系，林先生在企业的运作和发展直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他的领导下，将企业推向了新的高峰。
由于曾长期生活在内地，接受过传统的文化教育，经历过各种艰难困苦的生活，林树哲先生具有较浓厚的乡土人情意识，在新移民中培养了一大批企业骨干，在其公司各个部门发挥应有的作用。事实证明这一大批人是有能力的，能使企业如虎添翼。
类似上述情况在七十年代后期已逐步形成，在许多企业之中，不少新移民已经先后进入各企业和工厂的领导层，尽管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与他们在内地时学习的专业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难免令人啼笑皆非，比如在内地做了十几年的主治医师却出任某制衣厂的厂长等。但是，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由于他们文化水平高，适应能力强，更主要的是能吃苦耐劳，勤力工作，又从最低层做起，非常熟悉基层各项工作，所以，他们在部门的领导工作中能驾轻就熟，完全能够胜任担当相当重要的角色，对企业的经济效益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于。
从那个时候起，新移民已经对香港社会做出了更积极的贡献。
虽然“阿灿”为香港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但仍不能改变某些人对「阿灿」的片面看法，不愿从这批新移民的头上摘掉「阿灿」这顶带有讥讽意味的帽子。有些新闻媒体也不忘借助「阿灿」的素材来提高炒作热点，特别某电视剧上塑造的那个「阿灿」形象让人无法接受。剧情中的“阿灿”什么都不懂，看到抽水马桶里有水，便捧起来洗脸……在饰演“阿灿”这个角色时，经常做一些「无厘头」的动作来哗众取宠，博观众一笑，令人作呕。
对于任何新生事物，任何人都有一个认知的过程，谁 也不能例外。如果不是商家的宣传和产品的介绍，我相信第一个看到抽水马桶的人也不敢轻易脱了裤子坐上去。娱乐节目搞点笑本无可非议，但有辱人格或者有意贬低嘲笑一部分人的、有伤大雅的噱头是不是太过分？
凡此种种“阿灿”形象的出现，全拜当时个别权贵所赐。如果不是他们极端仇视新移民，那最起码也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这一部分人。
香港能有繁华的今天，离不开「阿灿」对香港所做出的社会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他们都将是香港经济腾飞的一支重要力量，应该受到政府和市民的尊重，而不是冷眼蔑视他们。
五、艰苦创业，体现自我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祖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掀开了中国历史上崭新的一页。伴随着改革春雷一声响，开放的号角也已响起。北方的那片热土沸腾了，神州上空放出异彩。改革开放如春风化雨，滋润着海内外华夏儿女、炎黄子孙的心田，无论身处何地，都又重新点燃了对夏神州的希望。他们，特别是那些流落异乡、遭人冷眼的香港“阿灿”，内心开始涌动着一股莫名其妙的冲动和兴奋，齐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的伟大而英明的变革而喝彩。他们感觉到了改革开放浓郁的气息，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吸引了很多“阿灿”。面对这一大好形势，他们认识到这将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商机。长期以来一直在内心深处的一种强烈的渴求，更加蠢蠢欲动起来……
十多年来的艰苦耕耘，他们已积累了一些资金。对于从商来说，虽然这点资金少得可怜，但他们有了实战经验。于是，在回乡、回国创办企业的洪流之中，他们走在最前头。
就福建来说，南安及晋江人较为勇敢，先后在深圳及家乡福建兴办许多企业，特别是来料加工厂。这一类工厂企业投资小，见效快，经营较为简单，只属来料加工形式，风险性相对较低，很适合小本经营。转眼之间，深圳及沿海地区这类型工厂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
例如我在前文提到的林树哲先生，率先在福建南安创办南益集团，下面有许多制衣厂及各类型的加工厂，后到自己扩展营销，直至发展成为多元化的实业集团。
南安的另一个企业家戴明瑞也于八十年代初期在深圳开办工厂，现已发展成为几千工人的大型综合性企业。
戴明瑞先生发展企业的形式又别具一格。办厂伊始，在自己工厂取得良好经济效益的同时，又由他投资部份资金，另外由家乡来的新移民拿出自己少量积累的资金参与投资。在他的带动下，新移民走进深圳，参与小型企业运作，也在其指导下积累经验，逐步发展另一些配件工厂。瑞记手袋厂先在深圳发展，已经扎下了根，订单较多，需要许多加工厂帮其生产，因而，当时那些只有少量资金的“阿灿”也利用自己有限的资金买了几部电车，办起了加工厂，专门为像瑞记这样的大型工厂加工。长年累月，工厂慢慢壮大了，逐步发展到自己接单生产。在瑞记戴先生的带动下，以这种形式发展起来的工厂又迅速发展起更多的工厂。
南安的另一位企业家黄书法先生，也是从一名“阿灿‘成长起来的。
1972年，黄书法先生只身申请来港。曾在家乡做过小学教员的他，初入香港，也只能从最低层工作做起。由于他在工作中勤劳诚信，深得东主及工友认同。在家乡时，黄先生本已对木工手艺充满浓厚的兴趣，并能自行操作，到了香港又接触到先进的机器设备和操作流程。借助这些有利的条件，一年之后，黄先生的技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提高。高瞻远瞩的黄先生看准了家具市场高档次、高品位的需求，终于在1973年用从生活中节俭下来的少量资金创业，办起了一个“山寨厂”。
1985年，黄书法先生将发展家私的根扎到深圳龙岗爱联村，创办嘉发家俬厂。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目前已拥有十余万平方米的现代化标准厂房，一千多名职工，不但导入ISO9001国际标准质量管理体系，而且采用计算机开料、计算机锣边、计算机自动雕花及计算机程控油漆等世界上最精良的现代化家具生产设备及先进技术。
发展企业是黄先生的不懈追求，回报社会、带动他人共同发展更是黄先生的毕生愿望。
许许多多在“嘉发”的干部及工人先后出来自立门户，开办家私厂。对深圳家具市场中朵朵绽放的奇葩寻根溯源，会找到他们的根都在「嘉发」。他们亲切地称「嘉发」为「黄埔军校」，当作自己的「娘家」。
如今，黄书法先生又带领着这群大大小小的当年「阿灿」进军厦门、泉州的房地产，同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业绩。
由于我是福建南安人，只能从较为熟悉的南安市这个层面去看，其它地区的情况不熟悉，难以去作剖析。但我相信，熟悉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人是会认同这一点的。即使不了解这一时期的人，你只要走进珠江三角洲任意一家企业，很容易遇见在珠江三角洲扎了根的「阿灿」。
六、南安企业协会的一组数字带来的思考
深圳市南安企业协会是福建省南安市在深圳注册的社团组织，在会员通讯录上登记的企业有591家，实际上还不能完全反映南安市在深圳注册的企业，因为还有部份企业暂未加入南安企业协会。但就在这591家企业中，有403家企业东主是六、七十年代往香港定居的新移民，约占68.18%。他们大部分在祖国改革开放之后，相继到深圳开办工厂。当时，他们仅仅是以极少量资金冒着极大风险在这片热土上披荆斩棘、一步一个脚印前进的。多年的汗水培育着不断壮大的企业，同时在他们的企业中使用培养大量内地来的新移民，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企业中的干部又相继自立门户创办新的企业，这类型的企业在这本企业协会登记册上有151家，占25.5%。如果将这两类型「阿灿」加在一起，约占93.6%达554家企业。
所有这些企业不仅创造了丰硕的经济效益，还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在此，不妨粗略估算一下：如果平均每个企业中有500名职工，仅此554家企业就为社会解决了277000多人的就业问题，大大缓解了社会就业压力，也解决了100多万人的衣、食、住等生活问题。这仅仅是深圳南安企业协会的不完全统计，试想从更大的层面去看，这类企业在珠江三角洲有多少？所以说，「阿灿」办工厂企业已成为珠江三角洲的主流并不过分，也不夸张。
「阿灿」是炎黄好子孙，为华夏美丽的明天增添了许多色彩，也促进了香港社会的繁荣，其贡献更应写入香港社会发展史册。
七、百花齐放，竞显风流
现在，我想从另一角度来剖析一下六、七十年代来港的另一部份群体──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这个「文人」群体，初涉香港时，生活更加困难，历程更加坎坷。因为他们在内地很少从事体力劳动，接受过高等教育，具备较高的文化素质，多为各行各业的骨干，致力于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工作。他们是文质彬彬的儒士，由于种种原因，无奈地来到香港，最难的是一时难以承受就业选择。
1954年由马来西亚回国并在著名华侨领袖李光前先生创办的国光中学就读的张高贤先生，是我初中时期的同学。他的成长、成功经历颇具代表性，处处折射出「阿灿」特性的影子。
张高贤曾怀着对新中国的无限热爱而回国求学，在校期间，表现突出，加入了共青团，并成为学生干部。张高贤生性耿直，说话直爽，「大鸣大放」中，他的议论被无限上纲，受到很大的打击。万般无奈，他只好到厦门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福建化工学校。但他仍与厄运形影相伴，又以诬蔑「三面红旗」而被开除团籍。文革中，可想而知地又遇到沉重打击，只得离乡背井申请来港。
可怜他下火车时，身上只剩下六角钱，遭遇了很多「阿灿」们通常都经历过的辛酸。住的是住木屋、做各种强度很大的体力劳动，都没有动摇这个“阿灿”奋发图强的意念。后经一番打拼，1980年，张高贤先生己成为一间大型制衣厂的厂长，享有高薪，终于迎来了安定的生活。可是他并没有满足现状，他洞察到祖国改革开放的机遇，抓住先机，放弃了高薪的厂长职务而开创自己的事业。经过20多年的艰苦奋斗，现已拥有几间工厂，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企业家。他翻身不忘贫困，仍然爱国爱乡，助人为乐。他更热心于各种社会公益事业，资助家乡的“希望工程”和贫困学生。
他对社会的经济贡献是有形的，可他给整个社会所创造的精神价值却是无形的。他目前担任着香港国光中学校友会会长及香港儒商学会会长等职务，未知是否还有人视他为「阿灿」？
来港的这些知识分子，还有一部份长年累月地为香港的文化繁荣耕耘劳碌，推动着香港的精神文明而不离不弃。我不禁想起一位诗人——香港作家联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诗剑先生。
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的张诗剑先生于一九七八年移居香港。来港后人地生疏，语言不通，在生活的压力之下，他只好做最粗重的地盘工。为了节约开支，每天上下班，张先生都舍不得乘车而是徒步往返。
每想到香港有些人对新移民的排斥，自己又学无所用，他感触良多。当时曾在《圣诞花》一诗中写道：“上层红玛瑙/下层绿翡翠/同生于一根枝丫/花如叶/叶如花；形影相似谁高贵/只因颜色分上下。”写出了当年新移民——“阿灿”的无奈。在最困难时，他“甘心耕荒原，不怕人穷，最怕文穷、志穷。”这位叱咤文坛、“傻得可爱”（陈娟语）的诗人坚持办《香港文学报》已十五年，为作家编辑出版文学丛书200多部，最近还主编63部中英对照的“龙香诗丛”，配合策划出版这套大型丛书的傅天虹、傅小华也都是长年坚持笔耕不辍的、著名的新移民诗人。
张先生在一九八五年就与友人创办了龙香文学社，现为香港中华文化总会理事长等多个重要文化社团的负责人。他著有《爱的笛音》、《秋的思索》等多部作品，他与陈娟的文学业绩双双被收入英国剑桥的《世界名人录》，为促进香港文学繁荣、进军世界文坛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陈娟也是香港文坛上“巾帼不让须眉”的健将。她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原是内地中学语文教师。来港时，一家三口人就租住在一间九十平方尺的小屋里，连电风扇都没有。为“稻粱谋”，来港三天就去打工，可以想象艰难情形了。她在工作之余坚持文学创作，出版了《昙花梦》、《玫瑰泪》、《陈娟文集》等多部作品，长篇小说《昙花梦》在两岸三地发行量逾100万册，并被改编成电视剧热播，轰动文坛。
张诗剑和陈娟在办报出版中很重视扶掖新进作家，最突出的是八十年代初新移民女青年蔡丽双，九十年代中有缘相识引导培养她走上文学道路，不几年已出版《星光下的情怀》、《一片冰心》、《感恩树》和《蔡丽双短诗选》等多部著作，其诗名已蜚声海内外。先生犹如一对比翼鸟，在文学的天空里比翼双飞，为香港文学美好的明天而不断努力耕耘。
在六十年代初，还是一名学生的戴方先生，他便以“团长”的身份率领一个在印度尼西亚组织的108名华侨子弟学生团回国求学，决心投身祖国未来的建设事业。他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分配任中学教师。一九七三年来港定居后，他只好靠从事体力劳动来维持家庭生活。尽管如此，戴方兄始终没有放弃文学创作，以文促商是他割舍不了的情缘。他也曾经营生意，热情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成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创作热情更加高涨，先后出版了《香港——文学的伊甸园》、《心的放歌》、《戴培贤诗文选》等著作。他重视促进香港、仙地及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如今，他还组织捐资助学，支持内地的“希望工程”和家乡建设事业他是典型的精神文明推动者。
另一位在文学方面亦具影响力的昔日“阿灿”是李远荣先生。他现任着香港作家联会副秘书长等多个社团重要职务，原毕业于广州暨南大学中文系，曾任中学语文教师。一九七三年来港后，也曾从事各种体力劳动，或从商。但最终还是转入写作。他默默耕耘，已发表散文、评论、人物传记等三百多万言。散文作品《海峡两岸一家亲》和《承诺》均荣获全国比赛优秀奖；传记《李光前传》曾列新马十大畅销书。其传被编入《世界名人录》等十六本辞书。
李远荣先生经常与张诗剑、谢纬武、巴桐、盼耕、张继春、陈娟、吴士梁、蔡敦祺、张汉基、汉闻、谭帝森、宋诒瑞、唐至量、华而实、古金、戴方等许多可谓“半边天”的香港文学界新移民一道，以繁荣香港文学为己任，为香港文学的发展献策献力。
专以香港农村生活题材创作的作家吴应厦先生，更是一位早期的“阿灿”。他来港后，就直接扎根在香港农村中生活，在大屿山农场工作20多年中，比在内地要辛苦百倍。他与当地人融为一体，非常了解农村的风俗人情，他以长篇小说《女人啊，女人》充分反映香港郊区在从“七.七事变”至今的五十年中的巨大变化，也可以说是第一部反映香港农村生活的代表作，极具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填补了香港当代文学作品中反映农村低下层人群现实生活题材的空白。这位“阿灿”生活得非常有意义。
上列这几位诗人、作家、儒商仅仅是新移民的少数例子，在香港作家联会的名单上，就有很多由内地来港的新移民的，他们从事文学创作，艰苦笔耕，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八、结束语
综合上述事例，我们不难发现，自六十年代始，先后由内地到港的新移民不下百万，不管来自何地，从踏入香港那一刻起，他们便很快融入香港低下层社会，并由最低层做起，通过各自不同的途径耕耘，最终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由昔日的“阿灿”成为大公司、大集团老总的例子真是不胜枚举，特别是珠江三角洲一带更成为这一新群体──「阿灿」创业的摇篮。
同期，由内地来港的很大一部份知识分子的传奇经历更令人无比钦佩，倍受鼓舞。虽然他们都曾经是「阿灿」，经受的酸、甜、苦、辣是笔墨所无法陈述的，但他们都能克服种种困难，最终坚强地生存了下来，并成为名副其实的企业家。还有新移民作家在香港的文化领域奋力驰骋，有力地推动香港的精神文明建设。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近三十年的时景变迁，当年的那些所谓「阿灿」已经崛起。他们为香港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跟所有的香港市民齐心协力，共同让香港始终保持了亚洲乃至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我们不应该在香港过去和将来的辉煌发展史上抹掉这些新移民的名字。新移民的作用和贡献会在香港日后的发展中得到更大的彰显。
最后，我想引用李嘉诚先生在与香港大学生对谈中的一句引人深思的话与大家共勉：「上海，深圳每天都在进步，香港人要抛开自满的心理。」希望那些曾对新移民有所偏见者能摘掉有色的眼镜，共同携手，团结一致，齐心协力，为繁荣香港社会做出贡献，共同建设香港美好的明天。
（本文中有关南安企业协会详细资料由南安企业协会秘书长王聪海提供，在此表示谢意！）
（本文发表于2003年8月29日《香港商报》，后相继被《香港文学报》《深圳经典》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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