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五十二年来》———阿光

（1） 深厚的情谊 
在六年的共同生活中，我和班里的同学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我们班同学之间的和谐关系，让其他班的许多同学见了都十分羡慕。尤其从外班插入我班的同学，感受就更深了。
我们现在在上海有三位同班同学，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相聚一次。其中一位是分配在上海中船总11所的来自福建同学，每次都是他最积极，由他发起，由他安排（由他秘书给我们定好饭店座位），由他买单。头两次，我们还和他相争要采用AA制付费，可他执意不肯，强调这是他的心意，算得那么清楚就不亲了。我们不好意思在公众场合争争嚷嚷，后来就这样成了规矩。他的经济条件也确实远远超过我们，也就随他去了。每次碰头自然都会回忆起读书时期的一些往事。他是在休学一年以后，复学时插入我们班，几乎每次碰头都要和我唠叨来到我们班的感受。他说在他原先的班级里，同学之间似乎有一种人人自危，个个相互戒备的气氛。那一段生活里，他感到很孤单，心情很压抑。来到我们班以后，就感受到完全不同的和谐气氛，同学之间的真诚和亲切让他心情十分舒畅，在我们班很开心。
活泼是我们青年人具有的重要特性，我把班里同学的和谐关系，归结于经常喜欢集体结帮游玩，无形中就使得大家的关系更加融洽；当然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在我们班的干部和骨干中，过左思想的影响很小，更没有发生过极左的行为。这使人人都敢自由敞开自己，不需要时刻抑制着自己，为提防受到侵害而过着那怕是一点点伪装的生活。而这两个方面似乎还是孪生的。 
同学中，我自然会有几位更加要好的，他们是：潮州的阿牛、玉门的同学、乌拉尔的同学、海南岛的同学、广西的泼辣姐和天津的乐天妹。可谓是来自祖国东（天津）南（海南岛）西（甘肃玉门）北（内蒙海拉尔）的七人帮。至今大家平时都相互惦念着，毕业四十多年来一直经常联系。
阿牛和我的缘分，我在下面要单独讲。我有两次从香港回上海时，特意转到汕头去见他。在他家里住上两天，愉快地回忆当年大学里一起渡过的难忘时光；玉门的同学是我们班团支部书记，当时是七人中的唯一党员。在我们毕业分配的方案中，绝大多数单位都是在大城市，而他选择到艰苦的新疆克拉玛依油田，足见他思想境界的不错，把会给今后一辈子带来困难的命运留给了自己。他退休后，大部分时间是在北京与儿子一起住。我经常收到他发来的问候短讯或告诉我北京同学的一些活动；
泼辣姐嫁给海拉尔的同学，在哈尔滨一所工学院当教授，他们平时住在哈尔滨，退休后冬天常常到广州和儿子一起住。儿子还在珠海为他们买了一套房，让他们在那儿过冬。我有次到广州，正好他们在珠海，听到儿子转告说我在广州，当天便赶回和我相会。海拉尔的同学分配在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所，虽然已经退休，有时还要带几个年轻人在北京搞一段时间的研究工作，这时就会住在北京。有次我到北京参加国家科技奖的评审，正巧他们也在北京，我们便和玉门，以及北京的六、七个同学（我要好的六人中来了四人）高高兴兴地相聚一堂，痛痛快快地玩了一天。大家又有多年未能相见，自然不会放过这一难得的机会；
乐天妹嫁给海南岛的同学，他们分配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都在北京。现在身体都欠佳，又有高血压，住在四楼，没电梯，就感到出门也很吃力，便整体呆在家里玩电脑。我很担心这样对他们的健康更加不利，但劝说无效，又给不出更好的建议。我几乎天天要收到乐天妹的邮件，最多时一天就会有十好几封。她和润和的邮件每天都要向我的邮箱狂轰滥炸，他们好像是在进行比赛，看谁炸得凶。如果他们的每一个邮件都要认真去看，那我别的什么事情都不用干了。不过，对他们的“比赛”我还是很开心的，一说明他们还一直想到我，二其中有不少邮件我还是很感兴趣的。至于不感兴趣的那些，也不用费多少事，随手扔进垃圾箱就可以了。我就很懒，极少给人家发邮件，但我可以发誓，我也一直在挂念着我的伙伴们。尤其现在人老了，闲着的时间多了，就越爱回想起往事，便越是想念那些和自己一路走过来的伙伴们。
（2） 预防“圈套”
那是在五年级时发生的一件事。入学时我们班原有的五位女同学这时就剩了两位，广西的泼辣姐和天津的乐天妹。男、女同学的比例是十比一，严重失衡，女同学就显得特别珍贵，她们自然是逃不过我们班多名男同学的追逐，最后“肥水”都没有“外流”。这年我们班又“输入”了两位女同学，至少可以缓解一下男女比例不均衡的状况，减轻过分激烈的竞争。可惜这两位都未能为我班男同学所“捕获”，都没有那个缘分。新来中的一位是从另一个力学班转来的，矮矮胖胖的个儿；另一位是上一班留级下来的，人长得比较漂亮，而且说起话来十分细软，“女性味”比较足。她还参加过学校文艺队，可能与舞台表演的经历有关，对自己的形象打扮就比较注重。小胖的性格和我们班“本土”姑娘们相似，可谓气味相投，自然很快就结成了要好朋友；而漂亮姐则和她们性格差异较大，“本土”姑娘们对她可有点看不顺眼，她就显得有点孤立，到我们班来有点“水土不服”。那年我们在十三陵水库下面的一个鸭场劳动，在那儿种菜，喂养北京填鸭，放鸭子到水塘里戏耍 ….. 。当时的劳动和我的第一次劳动相比，那是天壤之别，这时特别强调劳逸结合，因此安排得十分轻松，劳动强度不大，空闲时间不少，我们就像在休假一样，经常还上十三陵水库玩。这时漂亮姐正好遇上一件烦心的事，有位助教在猛追她不放，而她对他没有“那个感觉”，反而就有点讨厌他，可对老师还得装着客气，于是就十分苦闷。由于其他女同学似乎都有点不爱理她，男同学又都还不熟悉，想找个说话解闷的人也不容易。凭良心说，我对大家一向态度都比较友好，又是班主席，她实在闷得慌时，很自然就想到来找我解闷，空闲时就会主动来和我聊聊。几次下来，自然逃不过“本土”姑娘们的眼睛，引起了她们的“高度警惕”。经过慎重商议，决定出面干涉我的内政。她们专为此事找我“谈话”，告诫我要注意提防，漂亮姐是另有所图，明确表示她们反对我和她好，她对我不适合，千万不能上她的圈套。我很感激她们，心里明白，她们确实出于对我如同姐弟、兄妹一样的感情，是为我好。她们没有其它任何想法，当时她们自己都有“主”了，切切实实就为了提醒我，漂亮姐对我不适合。我和她们交换意见说，漂亮姐其实人并没有什么不好，只不过比较娇，爱打扮，性格和你们有点不同。她们也知道漂亮姐苦恼的那件事，知道她要找个人说话、解闷也很不容易。所以我对她们说，我觉得她需要得到我们的关心和帮助，并建议她们是不是能做做这个工作。我感谢她们的好意，告诉她们我也觉得她对我并不适合，请她们不用担心，向她们保证绝不会上她们所担心的“圈套”！

（3） 海拉尔的妹妹
“海拉尔的妹妹”故事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它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我们班同学之间的和睦相处。故事发生在我们还在北大老校的时候，有一天内蒙古海拉尔市同学的妹妹到学校来找哥哥，她是路过北京特意来看哥哥的，不知他们联系上出了什么差错，她上午来到学校时，哥哥已经出去了。我们自然把广西的泼辣姐和天津的乐天妹找来（我们班此时只剩她们两位女同学），理所当然由她们负责接待工作。她们见她还带着行李，知道她要住上几天，就安排她和她们一块住。放好了行李，两个姐姐有说有笑地领她到校园玩，中午陪她一起吃饭 ……，直到下午哥哥回来，交回他哥哥。她就这样和我们班同学相处了两天时间，可就在这两天的时间里，让她感到很温暖，对我们班的同学产生亲切的感情。前几年，前面提到的福建同学到海拉尔，知道她还在那里，便和她取得联系。这位妹妹虽然仅在四十多年前，自己还是少女的时候和这位哥哥见过一面，而如今大家都已步入老年，但她对我们同学的亲切感情仍然依旧。这回轮到她呈现东道主的好客热情，她把这位福建哥哥带去观赏海拉尔辽阔的茫茫大草原，仰望那清澈碧绿的蓝天，他敞开胸怀大口大口地吞吸着那旷野的清香气息。这是他从未有过的体验，同样给他留下一辈子也难于忘怀的经历。她的亲切热情和大草原的秀丽景色，都给了福建同学留下极深的印象。这两年来他一直极力推荐到海拉尔大草原去，在那里搞一次我们同学的聚会，那里有我们一位好妹妹可以帮助安排一切。我是很想去，也许那一天我们真的有机到那儿搞聚会，那就太美了！
去年这位妹妹来到上海，自然也和我们取得联系。福建同学不让她再住旅馆，他的办公室原来就是住宅楼的一个套间，还留有一间卧室，条件也还可以，就让她住在他办公室里。办公室还离他家很近，照应起来更方便。我们相聚时，她回忆当年我们在一起的日子，虽然只有两天，却给她留下一生难忘的美好回忆。她尤其提到那两位姐姐的亲切款待，还告诉我们，她背地里曾问他哥哥，那一位是她未来的嫂子？她对哥哥说，自己很喜欢这两位姐姐，尤其那老挂着笑脸的姐姐，希望她是自己未来的嫂子。他哥哥不辜负她的期望，只是后来娶的是另一位，也许这就叫缘分吧。

（4） 我的大学哥儿们 ——
阿牛在大学的哥儿们中，我和阿牛最有缘分。在大学的六年生活中，我们两同住一个宿舍，同一张双人床，我个儿比他小，睡上铺，他睡下铺。毕业后我们一同分配到同济大学研究所，还是同住一个宿舍，同一张双人床，我睡上铺，他睡下铺。这种同窗生活，我们一起过了整整十年，一直到我1969年结婚后搬出集体宿舍。
1970年我们研究所被撤销，人员全部并入上海耀华玻璃厂，我两都下放到车间当工人。1978年文革结束后，成立独立编制的上海玻璃钢结构研究所，我们又都回到研究所，分在同一个研究室，同一个研究课题组。一直到1983年他离开上海调到汕头，我们亲密相处了整整24年。在这二十四年相处的日子里，我们彼此都摸透了对方的思想、性格和脾气，遇到一件事情，对方会有怎样的想法，会做出怎样的反应，不用沟通就可以猜得出八、九分。如此知己，一生中能有几个？我们彼此都对分开感到十分惋惜，深厚的情谊怎能舍得分离。况且，他对我们的研究工作十分有兴趣；而他是我们课题组的重要成员，研究工作很需要他。但为了家庭和女儿，他不得不做出这样的选择；而我，能理解他的困难，也不能不放他走。阿牛父母早去世，一个妹妹也已离开了家乡农村。无论从那个角度考虑，他都应该，而且有很好的条件在上海成家。然而他却回到自己的家乡讨老婆，在农村成了家。原因只有一个，就因为他人太“土”了，实在太老实，以至于在上海很难找到对象。上海同事要给他介绍女朋友，首先自然要相互见面认识，就和他相约一起上公园去会会女方，但就连这样的安排他也感到很为难。他觉得明确就是为了找老婆的交友，就像要他演戏一样，他感到心中有“鬼”，就十分尴尬，因此很难做到。我们小研究所里只有那么几个女孩，男的还比女的多得多；在文革期间，他更没有机会能很“自然”地认识所外的其他女孩。就这样，不得不在家乡结了婚，过着婚后夫妻分居两地的生活。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件事情愈发困扰着阿牛：他乡下的三个女儿学习都很差。作为北大毕业的父亲，他对此深深感到内疚。将来三个女儿都成了文盲，无论如何他是无法接受的。直到1983年，看到要将家属户口调入上海是毫无希望，而女儿的前途要比他自己的事业更加重要，便下了决心调到汕头市。到了汕头，单位以及上级主管领导都对他很看重，当年就帮他把家属户口从农村调到汕头市，第二年他便当上汕头市计量测试所的所长，直到退休。他的三个女儿后来都很不错，一个当幼儿园老师，一个是外资企业的中层管理员，还有一个像是在他们计量测试所工作，而他常常领着外孙一起游玩，享受着天伦之乐。

“在大学的六年里”结束语"： 
2000年7月退休时，由于和所长合不来，我没有接受他要我留下继续工作的要求，便回家休闲。休闲在家做的头一件事情，便是理理自己保留下来的，从出生到大学毕业的所有照片。心想，自己快到了人生的终点，糊里糊涂地还不清楚这六十年究竟是怎么过来的！在整理过程中，一边看着照片，一边就回忆着当年的情景。从新华小学纯真可爱小伙伴们，巴中风华正茂的少年帅哥靓女，直到北大意气风发的一群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男女，一张张的照片，都让我触景生情，咀嚼回味着往事的甜美，沉浸在莫大的享受之中。
我突然间意识到，我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在最好的学校里读书，才使我有机会遇到了许多最好的老师，和这么多最好的同学，让我此生受益不菲。这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运。
同时我还发现，在自己这六十年的人生历程中，最无忧无虑、快快乐乐的一段生活，就是在大学的这六年里。在印尼时，由于家境的贫困，自己从小就不但感受到，而且还需要承担一定的生活压力；大学毕业后踏上社会以来，环境和人事间的复杂，工作上的困惑和家庭的负担，都不时会让自己感到疲倦和无奈；而在大学里，同学之间的友情还是那么纯真，生活是那么简单、愉快，而且一切都已为你安排好了，你只有一项责任：好好读书。这是很容易，而且可以在愉快中做到的一件事。你有老师们循循善诱的耐心教导；有很多年轻伙伴们在一起陪伴着你；书本又是那么的听活，任你随意摆布，从不反抗，毫无怨言；而你又那么渴望着吸收新的知识。
借用牛顿的比喻：你就像一个顽童，面对着那无边无际的浩瀚大海，顶着广阔的蓝天，迎着海面上吹来的阵阵轻爽微风，不时地在低着头，用好奇的目光，环视着四周雪白的沙滩，专注地寻觅着一个个造型奇特，色彩绚丽的各式贝壳。每当有新的收获，都会让你欣喜若狂，久久地陶醉在那兴奋不已的欢乐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