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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漁:經歷特殊的一代人【轉自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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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MYC 23.04.14 8:11



○○○․○○○․○○○․ 經歷特殊的一代人    ○○○․○○○․徐友漁


  文化大革命的後果之一,是造就了一大批經歷過政治鬥爭的暴風驟雨,經歷過運動反復曲折磨練的年輕人。他們對於中國社會,對於各階層人民的狀況,對於現有體制的弊端和不可觸動之處有深切瞭解;他們之中的知識份子不像上一代人那樣從學校到學校、機關、研究單位,而是對社會、對工廠、對農村有親身瞭解;他們不像上一代人,大多只與同自己學歷、職業、地位相同或相近的人打交道,他們在文革中,在下鄉的日子與自己的戰友、同學形成了密切的聯繫,以後雖然前途各異,職業、地位不同,但相互間的聯繫仍然較為密切;他們經歷坎坷,能吃苦耐勞,意志堅強,只要有可能就要達到自己的目的。
  相對于其他人群,文革在學生身上打下的烙印較深,因為在文革期間,他們沒有生計和職業問題的約束,思考的空間大得多。同樣經歷文革的學生中,文革之後對社會產生影響更大的是中學生,這不僅因為他們人數要多得多,而且因為當大學生步入生活的正軌之後,中學生仍然處於掙扎和探索的狀態。
  當局在運動後期搞秋後算帳,對大學生的追查和處理比中學生嚴厲,這使大多數大學生對政治感到畏懼,自願或被迫遠離政治,許多人發誓一輩子再不過問政治了。從運動後期開始,大學校園內戀愛成風,在分配前後,大學生們紛紛張羅婚事,而中學生則完全不是這樣。大學生在分配後領取工資(在當時中國社會中相比而言還算相當可觀),進入國家幹部行列,而中學生則上山下鄉,這迫使他們正視中國社會的苦難,思索中國的政治和社會問題。雖然大學生中也有許多人下到農場,或分配到基層,但大中學生在經濟地位上的巨大差別使得他們對社會的感受會有所不同。另外,大學生有自己的專業,雖然許多人只念了一、兩年書,但他們在文革後已另有奔頭,他們力爭找到適合自己專業的工作,希望通過進修和自學完成專業訓練,其中的佼佼者還想在科學技術上有所作為,這些說起來不算庸俗的打算把大學生的興趣從政治和社會問題方面轉移開了。而中學生談不上專業,他們之中聰明、有上進心的人大多把興趣放在便於自修的文學和社會科學方面,只有極少數人自學數理化和外語。
  由於文革前所受的政治教育和經歷的政治審查少於大學生,由於生活經歷更坎坷,瞭解社會更深,中學生後來對現存體制的批判強于大學生。他們之中後來學文科的更多,當教師的比例相當大,成為作家、畫家、詩人、導演、社會科學研究者的人也很多,所以對社會的影響是很大的。其中尤為值得注意的是1977年恢復高考後上大學的那部分人,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解放思想、批判文革、引入西方新思潮的環境和氛圍使他們和以前的大學生大不相同,他們的知識結構,對中國社會和世界形勢的瞭解,對原有意識形態的態度,使他們成為中國社會轉變時期的一代新人。
  就總體思想傾向而言,經歷過文革的這一代人是向右轉了,因為文革暴露了以前所憧憬的關於“革命事業”、“革命鬥爭”、“社會主義”的種種問題。最突出、最普遍的特點是他們有了獨立意識和批判意識。北京一個中學生(文革後是中級官員和作家)說:“在文革前和文革中,全國十億人就只有一個腦袋,也就是說,只有毛澤東一個人能夠思維,其他的人只有服從。其結果是,毛澤東想對了,則全國的事都對,毛澤東想錯了,則全國的事都錯。文革後,每個人都發現原來自己肩上也長了一個腦袋,也可以自己動腦筋想問題,不能夠以別人的思維代替自己的思維。”
  文革前,人們的依順心理還表現在每一個單位的人都盲目地服從或者敬畏領導,他們和領導的關係幾乎成了人身依附關係。文革後,這一切都改變了。首先,人們再也不像文革前那樣,把反對一個小小的支部書記或工作組長當成“反黨反社會主義”,更何況,人們在文革中見到了無數事例,知道即使被扣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也並非真正的罪人,沒有什麼了不起。在文革中,人們看到,不論哪一級領導,不論領導人地位多高,聲望多大,並無神聖性可言,並不天然代表真理。人們對領導的神秘感和敬畏感消失了,在文革中經歷了大風大浪,增強了自信。一位曾當過市革委常委的學生說:“以前當學生時,覺得黨委辦公室裡的活動和會議很複雜、很神聖,自己當了官,而且是很大的官之後,才發現這些事很簡單。以前覺得領導凜然不可侵犯,文革後才發現他們也會點頭哈腰,你有權力時他們也會討好你。”另一個前紅衛兵則說:“我在文革中和省委書記平起平坐,現在對領導也不買帳。”
  在獨立意識、自我意識大大增強的同時,這一代人拋棄了文革前盛行的道德至上主義,看清了那是一種虛偽的、奴化的道德說教。文革中揭發出來的大量事實說明,當那些道貌岸然的領導要求人們“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時候,他們卻在過著享受特權的,腐化的生活,並竭盡全力為子女安排高人一等的前程。因此這一代人認為,應該理直氣壯地維護和爭取自己的權利和利益,只有傻瓜才會繼續相信,可以指望來自黨、國家、領導的無微不至的關懷。

  也許是上當受騙的感覺過於強烈,也許是轉向做得過了頭,代替虛偽的道德主義的,是道德的相對主義和道德虛無主義,人們往往把任何道德的勸告都當成是虛偽的,把對於生活意義的追求視為是幼稚可笑的。正如石文安(Anne?F?Thurston)對文革後果作總結時所說的:“潛藏在對於文革後果各種反映後面的是一種深刻的失落感——文化和精神價值的失落;地位和榮譽的失落;前途和尊嚴的失落;希望和理想的失落;時間、真理和生命的失落;總之,幾乎一切使生命有價值的東西的失落。”
  與此相關的是人際關係向前現代方式回歸,正如傅高義(E.F.Vogel)在《從人情到同志關係:共產中國人際關係的變化》一文中分析的,自1949年以來,中共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把人際關係的標準和行為特徵從中國傳統的人情式轉變成了同志式,這種價值的轉變主要是通過恐懼而達到的,文革極左派領導以極端、粗暴的方式改造人,超過了人性忍耐的界限,使以前的價值和典範失去信譽。文革使人什麼也得不到,迫使人們去尋找非正常管道。以前革命的、階級的關係變成了重視私人關係,於是有現在的走後門,拉關係,請客送禮,等等,這表明中國的人際關係又回復到傳統模式的趨勢。
  這一代人比其他群體具有更強的整體意識和自戀傾向,他們把自己命名為“共和國的第三代”、“老三屆”等等,以小說、回憶錄、電影、電視劇、展覽、文藝演出、學術研討會、回鄉專列等等形式來表現自己,相比於有類似經歷而默默無聞的“回鄉知識青年”、文革前支援邊疆的農墾戰士,這代人在社會上的喧嘩是夠厲害的,他們的喧嘩本領是夠大的。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他們的立場、思想、感情、喜好形塑了中國社會的文化態度。
  這一代人的政治化傾向或社會責任感在歷經劇烈的社會變動之後仍然強烈,甚至帶有鮮明的自我中心的印記。他們認為這一代人會在中國社會發展的進程中起關鍵作用,是承先啟後的一代。他們自認為具有前一代那樣的理想主義和社會責任感,但不像前一代那樣教條和僵化,同時具有後一代那樣的開放性,對新知識、新技術的興趣與喜好,但不像後一代那樣極端利己和玩世不恭。他們認為自己的最大優勢是吃過苦,瞭解中國國情,曾經生活在社會底層,關心民間疾苦。當中共十八大之後一些有知青經歷的人登上最高權力之位時,這一代人認為在工程師掌權時代之後,知青一代掌權的時代終於到來了。其中有人不但對新局面喋喋不休,而且有躍躍欲試之情。其實,種種期望可能只是一廂情願,因為這一代人的年齡已過,許多人已經退休,剩下的人即將退休,他們的自我期許只能表達於飯局,消化在餐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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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evachan 23.04.14 13:14


歌曲《我们这一辈》歌詞:

『  我们这一辈, 和共和国同年岁。 有父母老小, 有兄弟姐妹。

      我们这一辈, 和共和国同年岁。 上山练过腿, 下乡练过背。

      学会了忍耐, 理解了后悔; 酸甜苦辣酿的酒, 不知喝了多少杯;熬尽了苦    心, 交足了学费。

      我们这一辈, 真正的尝到了做人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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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rb1606 23.04.14 15:55

evachan 寫到:歌曲《我们这一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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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evachan 23.04.14 19:57

謝謝 rb1606。

此歌詞基本上寫出了我們知青特有的青春经歷,但也只有親歷者才有可能体会其中的感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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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MYC 24.04.14 8:12

你和我會後悔嗎?

○○○․ 你和我會後悔嗎?

○○○․EvaChan那份幾乎不由自主而且「也只有親歷者才有可能体会其中」的感慨,真讓人感慨又感慨,一個老掉了牙的問題又擺上來了——對於當年事,我們會後悔嗎?
○○○․MYC屬於六零年前後回國的僑生,而六六、六七年回去的,我們習慣地稱之為「新僑生」,他們當中很多人幾乎無可避免地成了上山下鄉的「知青」。MYC老伴、一個妹妹和一個弟弟也都是「新僑生」,他們都是巴中或新華校友,EvaChan都認識,所以,MYC跟EvaChan在網友聚會上一見如故,這恐怕是一種潛在的一種「基因」所致罷?
○○○․當初,其實先行者們已身在國內了,他們早知真實情形,怎麼還會讓弟弟妹妹步了後塵,「傻乎乎」地變身成為「新僑生」呢?日前跟妹妹聊起最近看過《北風那個吹》、《雪花那個飄》等大陸電視劇,她說知青題材讓人回想當年,心情忒雜……。MYC能理解,其實我們仨多年來經歷很多事,互相之間交流過很多很多想法和感受,唯獨沒有點破一點,當年我們「回到祖國懷抱」,後悔過嗎?
○○○․我們大都已各自飽嘗酸甜苦辣,相互糾結,反復迴旋,對于此,至今,卻是仍無一個乾脆明晰的結論。後不後悔,那是隨著自身處境不斷的變化,答案也會不時變化著的。也許一條線直落,後悔到底;也許并不:有什么好后悔的?沒得後悔的!
○○○․如今人老了——還好,還活著,再問這樣的問題,MYC仍然無言以對,的確一言難盡,難以一言以蔽之。
○○○․捫心自問,自答自解:一切歸結於命運。MYC時或反復尋究一些往事,試圖尋找「應該怎樣」、「結果怎樣」、「早知怎樣」,然而,最終還是會陷入「宿命」的「輪盤」,再也轉不出去了。
○○○․要不,您也試試,若是可以的話,竭誠恭請予以開導。





MYC 在 24.04.14 12:28 作了第 1 次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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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evachan 24.04.14 11:35

世上沒後悔藥賣,路是自己走的,雖然我們在最美好的年華被裹挾入時代的洪流,無從隨心所欲做出選擇。

當時的我們,也懷揣著夢想和期望,收獲的也不光是失落和傷感,還有那化了很大代價換來的經驗和教訓。

普希金說:"一切痛苦的經歷,都會變成美好的回憶。" 我不認為是。因為每每追憶那段經歷,心裡總是有那麼一種味兒。但那段經歷是刻骨銘心的、難以忘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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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漁:經歷特殊的一代人【轉自微信】 Empty 為甚麼是荒謬?

發表  古月語 24.04.14 23:59


一個荒謬的民族,荒謬的領袖,荒謬的年代,造就了一代青年荒謬的遭遇,竟然還留下了荒謬的......。是不是說得過分?古月語無意得罪自己的民族。

應該在一九六一年吧,大學的高音喇叭整天播兩報一刊的社論:「四個偉大」:偉大的人民,偉大的國家,偉大的黨,偉大的軍隊。這四個「偉大」如雷貫耳,古月語相信我們這些在香港的那個年代的人,應該不會忘記。但古月語當時有一種震撼感。因為,古月語聽了通篇的社論,確實是一種由心肺裡掏出了的話,至少古月語是這樣認為的。

這四個偉大,在古月語心裡一直揮之不去。兩報一刊為甚麼非常感慨的喊出了這四個「偉大」?

幾年荒唐的施政,在和平時期死了幾千萬人,這個民族竟然還是那麼服服帖帖,世界上有哪一個民族像中華民族那樣?統治者真的從心裡喊出了這四個「偉大」:人民竟然沒有造反,國家竟然沒有動亂,廣大黨員竟然沒有離棄,軍隊竟然沒有叛變。

更荒謬的是,在這之後的歲月,人們為了自保,家庭成員相互攻訐向統治者獻媚表忠心。天下亂糟糟,但大家都看到,亂得怪怪的,矛頭都是對準身邊的人,沒有共同的敵人。真的世界上有那個民族是這樣的?古月語當時就想,外國人怎麼沒有入侵?據說,老蔣有意乘這樣的亂局反攻,但被美國制止。顯然,美國人看錯了中華民族,以為,他們會有一天槍口一致。或許,老外想看這個民族如何墮落。

全國經濟近乎崩潰,物質極度匱乏。古月語當時見到街市的貨架上突然堆滿了商品,打聽之下,原來像是尼克松要來參觀,過了兩天,貨架上又空空如也。一個民族竟然習慣了這樣被唬弄、忽悠,世界上有沒有第二個這樣的民族?

無疑中華民族有幾千年的文明歷史。最古的文明是美索不達米亞,古埃及、古希臘、古印度,和中華民族。美索不達米亞早就消失了,古埃及也消失了,現在埃及土地上生活的不是埃及人,而是阿拉伯人。希臘人還在,但已經沒有古希臘那麼輝煌。只有印度人和中華民族仍然在,並且都是以人口著稱,而不是以現代思想著稱。

道德經和儒家的著述幾乎涵蓋社會生活的任何方面,現代生活的一切行為指引,都可以在中華民族的古籍裡找到說法,不可謂不博大,但卻不精深。道德經和儒家告訴族人甚麼甚麼,卻沒有告訴族人為甚麼,族人幾千年來也從來不問為甚麼。對於古希臘,西人是這樣總結的:

事實證明了,幾乎所有早期希臘哲學家提出的各種宇宙論是極度和明確的謬誤,但這並不會降低它們的重要性。因為即使以後的哲學家立刻拋棄了前人假設的答案,但他們不能逃避前人所提出的問題:
· 一切事物從哪來?
· 它到底是由甚麼架構的?
· 我們如何解釋大量事物組成的本質?
· 為什麼我們能用單一數學來描述它們?
而希臘哲學家所追隨的形式和傳達他們的答案方法,變得與他們所問的問題一樣重要。前蘇格拉底的哲學家拒絕傳統的神話對他們周遭所見現象的解釋,而贊同更理性的解釋。換言之,他們依靠推論和觀察來闡明圍繞他們周圍的真實自然界,而且他們使用合理的論點突出他們的觀點來告訴他人。儘管哲學家對關於理性和觀察相關重要性尺度有所爭論,但2500年來他們基本上一致使用由前蘇格拉底學派最早發明的方法。

古希臘所具有的,正是中華民族所欠缺的。古月語想,這個正是中華民族擁有了古老的文明,但一直停滯不前的原因,朝代更換了一次又一次,社會輪迴了一次又一次。而西方在二百五十年前年前的法國大革命找到了社會進化的路向,也是在這個之後,不到五十年,一個姓馬的憤青卻跑出來錯誤解讀社會進化史,重新倡導*極*權*主*義*(插入*號是為了避免網#的敏感詞,避免被封*鎖,下同。呵呵,還那麼敏感啊,可憐),我們的民族卻奉為圭臬。

極*權*主*義*是社會*腐*敗的根源。英國歷史學家、自由主義者,英文常簡稱「Lord Acton」(阿克頓勳爵1834年1月10日-1902年6月19日)的名言:「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權力本身是不會將自己關*進*籠*子*裡。將權力無條件的交給人民,就等於是將權*力*關*進*籠*子*裡。不將權力通過真正建立*分*權*制*度*無條件的交給人民,而高唱「將權*力*關*進*籠*子*裡」是對社會進化的無知,唬弄和忽悠人民。

中華民族沒有欠缺甚麼,但是卻極度欠缺為甚麼。欠缺一個撕破臉的膽量。正當族人的思維開始活躍起來,那個長袖善舞姓李富商就出來放聲:稍安勿躁。這是一個只會等待恩賜,而不敢去爭取的民族。


古月語 在 26.04.14 8:17 作了第 1 次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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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漁:經歷特殊的一代人【轉自微信】 Empty 補充

發表  古月語 26.04.14 8:13


我們只有對荒謬問一個為甚麼,找到真正的原因,才能埋葬荒謬,才能將「荒謬民族」的污名洗脫。古月語過去曾經說過:「甚麼樣的人民產生甚麼樣的領袖」。荒謬的領袖來自荒謬的民族。說自己來自一個荒謬的民族,確實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古月語只是將自己理解的社會進化說出來,相信人人都這樣的問為甚麼,才可以避免那個荒謬的年代再一次重演。

「上山下鄉」根本就是沒有制衡的施政失誤後無恥的將後果由一代青年去承擔,美名掩蓋下的污穢勾當。這一代年輕人怎麼可以「心安理得」?匯豐銀行的總裁也是從底層做起,但這和「上山下鄉」這樣的一個廣泛社會現象是完全不同性質的事,不應該混為一談,不要忘了多少無名的這一代人遺骨在荒嶺山溝的異鄉裡(請直擊 《上海札記——青春祭》)。古月語重寫和補充前帖寫過的下面這段話:

古希臘所具有的,正是中華民族所欠缺的。古月語想,這個正是中華民族擁有了古老的文明,但一直停滯不前的原因,朝代更換了一次又一次,社會輪迴了一次又一次。而西方在二百五十年前的法國大革命找到了社會進化的路向,也是在這個之後,不到五十年,一個姓馬的憤青卻跑出來錯誤解讀社會進化史,重新倡導極*權*主*義(插入*號是為了避免網#的敏感詞,避免被封*鎖。呵呵,還那麼敏感啊,可憐),我們的民族卻奉為圭臬。

極*權*主*義是社會*腐*敗*的根源。英國歷史學家、自由主義者,英文常簡稱「Lord Acton」的阿克頓勳爵(1834年1月10日-1902年6月19日)的名言:「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權力本身是不會將自己關進籠子裡。將權力無條件的交給人民,就等於是將*權*力*關進*籠*子*裡。是人民將權*力*關*進*籠*子*裡,而不是權力自己。不將權力通過真正建立*分*權*制*度*無條件的交給人民,而高唱「將*權*力*關*進*籠*子*裡」是對社會進化的無知。也是在唬弄、忽悠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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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漁:經歷特殊的一代人【轉自微信】 Empty 民族的罕見例外

發表  古月語 29.04.14 9:32


古月語:這個民族也並非絕對的服服帖帖,例如陳少敏和張志新就敢說不,呵呵,還是女性呢。所謂人類最壯麗的解放事業,呵呵,就是這麼一回事。所謂馴服工具,作繭自斃。這裡,古月語僅僅是論一個人不敢說不,但不應為虎作倀,就像有校友說的,你可以不說話,但不要說假話。互聯網的滲透性魅力沒法擋,下面是關於網上流傳的陳少敏資料。

老髦開除劉少奇唯一不舉手的人 - 陳少敏
(2012-01-12 06:34:34)

1966年10月1日左起李納、陳少敏、林豆豆、葉群


說到“文化大革命”中國家主席劉少奇冤案時,胡耀邦曾不止一次地說: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大家都犯過錯誤,都舉了手。就是陳大姐沒有舉手,沒有犯錯誤……

這位陳大姐是何許人也?她是否有什麼特殊的背景?她怎麼就敢公然唱反調?她是一時衝動還是深思熟慮?

1968 年11月1日,寒冷的北風襲擊著京城。全城的廣播喇叭裡都廣播著同一個聲音:
中國共產黨八屆十二中全會於10月31日在北京勝利閉幕。隨著蕭瑟的寒風,人們斷斷續續可以聽到“這次無階級文化大革命……完全必要……非常及時。”“劉少奇……叛徒……一致決議,……永遠開除……一切職務……”

就在全國的宣傳機器宣傳“一致通過”的時候,這位1928年入黨的七屆、八屆中央委員,原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像農村老太太打扮的老戰士,用手中的拐杖敲著地,對來探望她的老同志說: “一致個屁,我就沒舉手!”

那時,很少使用投票的辦法進行表決,也沒有當今的電子電腦顯示計票,通常採用的是鼓掌通過或舉手錶決。播音員宣讀完《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便是舉手錶決了。

“同意的請舉手!”

齊刷刷的手臂先後舉了起來。有人舉過頭頂,有人借助桌面舉起,也有人不那麼情願地抬起臂膀……

“好,一致通過。”此時此刻,趴在桌上,用莊嚴的右手捂住左胸的陳少敏,用這種特定的方式,表示自己鮮明的態度。

不知是工作人員的疏忽,還是出於對陳少敏大姐的愛護,反正沒有人在會場上把這一情況講出來。

事後,那位戴眼鏡的“康老”(康生),陰沉著臉找到陳少敏。“你為什麼不舉手?”

同康生打交道,已經是多少年的事情了。陳少敏對身居高位的他並不懼怕。她回答說:“這是我的權利。”

陳少敏的態度,令不少關心她的人擔心。在她身邊工作的同志尤甚。司機項懷璽至今記得清楚,散會那天,他去接陳大姐,見她臉色很難看,就問:“大姐,你不舒服?”

“不是。今天開會開除劉少奇的黨籍,我不同意。”

項懷璽擔心,這是中央的全會,不能有不同意見啊!“你不舉手,他們……”

陳少敏還是那句話:“這是我的權利。”

她得到的評價是:政治覺悟還不如農村老太太高

全會結束後,陳少敏回到家裡,把孩子們召到一起,心情沉重地說:"孩子們,我最近可能要被捕。你們記住,我被捕是因為在全會上沒有投票。我被捕後你們要好好想辦法活下去。”

  當天深夜,兩輛吉普車開到陳少敏的住所前,從車上下來幾個軍人,敲陳少敏家的門。陳少敏問道:"誰?"來人答道:"查戶口的。"陳少敏明白了,打開門,伸出雙手說:"請吧。"那些人也不說話,給她戴上手銬押走了。


按照“文革”期間的說法,擴大的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是在“全國山河一片紅”的大好形勢下召開的。全國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相繼建立了新生的“革命委員會”,此時召開全會,解決中央的問題不正是大好時機嗎?

可是,原八屆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中,被定為“叛徒”、“特務”、“裡通外國”等罪名的占總數的71%。中央委員不夠半數,無法開全會。但是,事在人為, 從候補中央委員中補了十人,就過了半數。把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軍委辦事組成員、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的負責人等,都“擴大”進來,總數達到133人。

陳少敏是黨的八屆中央委員,是會議的當然代表。然而開會的前一天,她還沒接到任何通知,甚至是一點消息都不知道。

她怎麼能知道呢!從1967年開始,她就成了受衝擊的物件。扣在她頭上的帽子很多,什麼“劉少奇在全國總工會的代理人”,“中原突圍時的叛徒頭子”等等。在全總機關挨批鬥,還拉到中山公園音樂堂去坐“噴氣式”……

周恩來想到了她。當他發現報到名單上沒有陳少敏的名字後,就派中央辦公廳的人到中華全國總工會去問明情況。

掛著軍用車牌號的北京吉普來到復興門外的全總大樓時,得到的答覆是:陳少敏是叛徒,不能讓她參加中央的會議。中辦的人說,會議馬上就要開了,周總理要我們來問情況、送通知的。造反派還是不同意她去開會。但胳膊扭不過大腿,在中央辦公廳的催促下,他們還是放行了。

陳少敏後來回憶說:當我拄著拐杖走進人民大會堂時,全會就要開始了。周總理叫我的名字,我答了一聲:“到!”

全會圍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問題,展開“討論”。名曰“討論”,實際上是對陳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同志進行分組圍攻。

上一次(八屆十一中)全會時,她才明白這場運動要打倒劉少奇等黨內一批高級老幹部。陳少敏很憤懣。她從理智到感情上,都不能接受“劉少奇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說法。開會休息時,她有意坐在劉少奇同志身邊,同他談一些工作和生活上的事情,以此安慰少奇同志。

十一中全會散會後,全國總工會的一些同志到陳少敏家中,想請她談談十一中全會的“內部情況”,她告訴同志們,少奇挨批是真的。說著說著,她眼淚流了下來。她想不通,她有意見。

後來不知怎麼回事,她流淚的消息傳了出去,“她是劉少奇黑線上的重要人物”這一帽子,又有了新的材料。

不管怎麼批判和圍攻,陳少敏拒不寫揭發劉少奇的任何材料,對來要材料的造反派說:“劉少奇同志不是中國的赫魯雪夫。”

在10月23日的小組會上,討論《審查報告》,陳少敏做了一個“檢查”。與其說是檢查,不如說是給劉少奇開脫所謂罪行,這必然招來嚴厲的批評。有人說她“根本沒有同劉少奇劃清界限”。有人說她“思想上不通,和中央的精神有抵觸。”……

儘管如此,陳少敏還是不明確表態。

二十四日,繼續開會。陳少敏成了江青、康生一夥的重點攻擊目標。

“陳少敏,對中央專案組的審查報告,你到底是什麼態度?”

“這是路線鬥爭的大是大非問題!”

“劉少奇的罪行,你應該清楚,你和他在一起工作過那麼長時間!”

陳少敏抬抬眼皮,回答一句:“少奇同志有錯誤可以檢討嘛!”

她居然稱叛徒、內奸、工賊是同志! 被激怒的康生站起來,惡狠狠地說:“這就是你的態度? !你要考慮後果!”

“你這個人,連鄉下老太婆的覺悟都沒有哩!農村老太婆的覺悟都比你高!”這是同一小組的一位人士對她的評價。這句評價印在了當時的簡報上。

這時,陳少敏已經下了決心,要在開會時不投贊成票。於是,就有了本文開頭的那一幕。

在“文革”最緊張的歲月,陳少敏為什麼能敢講真話,敢於同江青、康生等人唱“對臺戲”?


 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僅有三位女委員,她就是其中之一


   陳少敏是黨內長期負責一個地區全面工作的女領導幹部之一(這在中國共產黨內屬鳳毛麟角)。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僅有三位女委員,她是其中之一,另外兩位是鄧穎超和蔡暢。

   在豫南、鄂中等地,人們不叫她的大名,而稱她為“陳大腳”。那一帶的傳說更是聳人聽聞:紅軍中有一女將,腳有一尺長,走起路來一陣風,日行千里。騎一匹千里馬,手使雙槍,左右開弓。日本鬼子聽說“陳大腳”來了,聞風喪膽……她被描繪成一個“巾幗英雄”。而在革命隊伍中,則傳說她愛罵人。“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陳大腳來談話”……

   陳少敏1902年出生在山東省壽光縣範於村。她父親是個有“反骨”的漢子,是全村第一個剪辮子的人。他具有反抗意識的個性影響了陳少敏,使她成為全村第一個反對裹足的大腳閨女。

   後來,21歲的陳少敏外出求學,在文美女中,她參加了馬列主義演講小組,第一批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曾舉行罷課,抗議校方,被學校開除。

   離校後陳少敏回到壽光縣,擔任共青團縣委婦女部長。1928年入黨。

   有人說陳少敏一生不嫁,是個花木蘭式的人物,其實這是誤傳。直到晚年,陳少敏還把愛人的照片掛在臥室內。同別人說起愛人來,更是很動感情:“他呀,任國楨,任國楨!魯迅的愛雛!他寫的《蘇俄文藝論戰》一書,就是魯迅先生給寫的序!”

   任國楨是中共早期的地方骨幹之一。是1925年中共奉天市第一個支部的書記,後當過哈爾濱的縣委書記、滿洲省委委員、臨時常委、中共山東省委書記、河北省委駐山西特派員等職務。陳少敏同他組織過一個假的家庭。他們假扮夫妻在青島展開工作。那時上級同陳少敏談這個問題時,她還有點發怵呢!

   他們後來結成了的伴侶,組織批准他們結了婚,並且生了一個女兒。後來,任國楨犧牲在山西,陳少敏非常悲痛。從此,她再也沒有對任何的異性產生愛慕的情感。

   在抗日戰爭的烽火中,她的身影出現在豫南地區,後又向鄂中挺進,與李先念等同志一起,組建了豫鄂獨立遊擊支隊。

   解放後,她成為新中國第一任的紡織工會主席。

她在給毛澤東的信中說:去年一年中,我們賣了很多狗皮膏藥……

   1958年,紡織工業戰線上也放起了“衛星”,陳少敏卻保持了清醒的頭腦。她到鄭州的一個紡織廠視察,廠裡有關人員興高采烈地向她介紹創高產的情況,想得到她的表揚,她聽完彙報,說:“到車間看看。”

   細紗車間,看到紡出來的紗很多不合格,陳少敏指著引她進來的幹部,氣憤地說:“你們不要想蒙我,一聽你們的數字,我就知道有假。你們這樣搞大躍進,這是胡鬧! 你們就是這樣領導生產的?生產出這麼低撚度的紗,織出的布一穿就破,你們對得起誰?”

廠領導被她罵得抬不起頭,一句話也不敢說。

   解放初期,一些紗廠還有童工,工資低,待遇差,問題拖了好久,不能解決。她給毛澤東劉少奇寫信,說:“有三千餘十來歲的童工,每天站在車邊上,扯九個鐘頭的熱繭,所得工資是一升二合小米,除飯錢外,僅餘三百元(人民幣三元)連買鞋襪都不夠!資本家和政府工作人員的孩子怎麼不去做童工?!”

   她對政府遲遲不能公佈勞動保險條例更是毫不留情地提出批評:“我們的政府則愛把粉擦在屁股上,費了一年工夫,起草一個勞動保險條例,人民眼巴巴等中央人民政府公佈……但至今不見公佈。”

   1958年,她在給毛澤東的信中說:“去年一年中,我們賣了很多狗皮膏藥(指浮誇風),狗皮膏藥被我們賣完了。如再不解決此問題,只好賣西北風, (這個不要成本)……”

   好在那時毛澤東還聽得進這些話,對她的這些過激的話,毛澤東也沒有怪罪她。

   瞭解了她的個性也就不難理解她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的表現了。

   陳少敏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的舉動,大大觸怒了林彪康生等人。從此以後她的處境越來越艱難。文件停發,該參加的會議也不讓參加了,就連五一國際勞動節的遊園票也沒有了這位老革命家的份兒。

   她的心情越來越壞,身體也越來越不好。林彪又發佈了所謂“一號命令”,對老幹部、老同志實行緊急疏散。陳少敏當然在之列。

   此時,她的心臟病、關節炎及腎臟的疾病已相當嚴重,臥床不起,已不能行走了,她硬是被幾個人抬著上了火車。

   陳少敏被“疏散”來到河南羅山后,心臟病和關節炎越發嚴重。又缺醫少藥,很快癱瘓了。沒有人扶,她坐都坐不起來。
 

   她是在林彪死後回北京的。情況稍有好轉,但心頭的陰雲依然不散。她看到“四人幫”等人的形象在電視上出現,就用手敲床頭櫃。    

   1976 年元月,周恩來總理去世。這位老黨員想去看週一眼。然而,這點願望也根本無法實現。她氣得把床頭櫃拍得咚咚直響。恰巧有一位老同志來看她,她怒火沖天地說:“向總理遺體告別,還要資格,憑什麼資格?我憑共產黨員的資格!”    

   當時,上海出現了要張春橋當總理的大標語。消息傳到陳少敏耳朵裡,她氣不打一處來,高聲說:“我不贊成,不投票!”“他要當了總理,我們國家就完了!”    

   一些老同志問她:“如果選總理,大姐準備投誰的票?”    

   她提高了嗓門,說:“我選毛主席說的那個人才難得的人的票。”大家都會意地笑了。

   陳少敏有幸看到了“四人幫”的覆滅。那時她興奮得像個孩子,揮動著能動的右手,叫道:“拿茅臺來!乾杯!”

   她惟一的遺憾,是沒能看到中共中央給劉少奇同志摘掉那三頂“帽子”。

1977年12月14,陳少敏去世。

原文自: 北京青年報

古月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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