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繼無：文革實乃千年未遇之大惡【轉自微信】

MYC 01.05.14 13:37

唐繼無：文革實乃千年未遇之大惡【轉自微信】
2014-04-24 南方評論一胡賽萌

【對話萌友】導讀：本期嘉賓是重量級的學者唐繼無老師，老師此次講述了他個人的文革經歷以及對文革的看法，並且比較深入了分析了後極權社會的一些現象，看完不禁讓人大呼過癮。文章有點長，不過的確值得一讀！

○○○․唐繼無：1949年出生，學者，出版人。1982年獲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碩士學位後便開始編輯生涯，先後任職於上海人民出版社及上海遠東出版社，直至退休，策劃、編輯圖書數百種。崇尚精神獨立、思想自由，以探求真理為喜好和職志。與人合著有《宋氏家族第一人--宋耀如全傳》（東方出版中心）、《上海--近代化的早產兒》（臺北久大文化）、《飛地》（上海遠東出版社）等。

○○○․萌：作為共和國的同齡人，您在文革結束後不久就考取了華東師範大學的研究生，可以說是非常不容易，跟廣大萌友談談您的這段經歷吧！

○○○․唐：這要得益于我的文革經歷。我屬於紅衛兵一代中的“思想探索者”，較早就開始了對文革的反思，下鄉時生吞活剝卻如饑似渴地讀了大量歷史、文學和哲學著作，就如朱學勤在“尋找思想史上的失蹤者”一文中提到的那群人。
○○○․有意思的是，我發現我們這些人當年身處不同地域的人，所看的書卻是高度重合，而且不僅是上海知青，北京的、四川、湖南的、廣東的……各地在進行思想探索的知青幾乎都不約而同地看過相同的一批書。不過我倒是沒有失蹤，後來還與朱學勤、徐友漁等同時代人在八九十年代成了意趣相投的好朋友。回想起來，這段下鄉時的讀書經歷，對我後來在1979年考上研究生起了重要的知識鋪墊作用。

○○○․萌：作為上海人民出版社前副總編輯，您親歷過許多文化事件，如《顧准文集》的出版，除此之外，還有沒有一些值得跟大家分享的事情？

○○○․唐：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我擔任過上海人民出版社副總編輯。當時最令我有成就感的是做了兩件事：一是主持出版了一套“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組織編寫的“人文研究叢書”【如《尋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諧：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研究》（梁治平著）、《一個絕望者的希望——薩特引論》（杜小真著）、《理性化及其限制——韋伯思想引論》（蘇國勳著）、《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陳平原著）、《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汪暉著）、《拯救與逍遙》（劉小楓著），等等】，這套書的作者在當時的青年學人中堪稱一時之選，後來也都成了人文學科領域赫赫有名的大家；二是和我的同事一起，遴選出原來內部出版發行的一批社科書籍，組成一套公開出版的“西方學術譯叢”（如湯因比的《歷史研究》、胡克的《理性、社會神話與民主》等），在80年代的文化熱中發揮了較大的影響。
○○○․由於我終究是個堅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知識份子，在體制內行事未免不合時宜，所以屢犯“錯誤”，幾起幾落，直至最後自己主動地選擇邊緣化了。除了顧准的《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還有兩本我親自組稿並花費了編輯心血的書，最後未能在我手中出版，也是我編輯生涯的遺憾，一本是楊東平的《城市季風》，一本是高建國的《顧准全傳》。

○○○․萌：您曾說，“文革的親歷者再不反思就愧對歷史和後人”。您為什麼會有如此感慨呢？去年，陳小魯在母校向在文革中被自己傷害過的老師道歉，之前宋彬彬也在母校向文革中受到傷害的老師和同學鄭重道歉。作為文革親歷者，你是如何看待這些道歉的？

○○○․唐：再過兩年，離文革爆發就是整整半個世紀了。我們這批文革的親歷者都已進入老年，按過去的平均年齡來算，說得不好聽點，都快要行將就木了。而文革這一段對現代中國產生了如此重大影響、對每一個親歷者都創巨痛深的歷史，當局至今仍在極力回避，不讓研究（不公開文革的歷史檔案），不讓公開討論，甚至把認真研究和嚴肅反思文革的人視作威脅體制的異議人士，這是極不正常的狀況。
○○○․這樣下去，不僅與改革初衷相悖，也是對歷史的極度不負責任（這才是歷史虛無主義吧），對後人的極度不負責任。而且其惡果已經顯現，如今認為文革“好得很”、公開讚頌文革的已經大有人在了（奇怪的是我從未見到官方對此類言行有過公開批判）。這時候陳小魯、宋彬彬站出來公開道歉，至少是一個正視文革和反思文革的表態，從這個意義上說，是具有正面價值的，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但是，我也要指出這種“道歉”的不足。一是文革實在是千年未遇之大惡，它對人性的墮落與泯滅，造孽之深，不是一代兩代人能夠挽回與重建的。因此，一句“道歉”恐怕太輕，我們更需要的是基於真誠贖罪意識的心靈鞭笞和良知拷問，是發自內心的虔誠的深深懺悔。這不僅是對陳小魯、宋彬彬們的要求，也是對每一個文革過來人的要求，是對整個中華民族的要求。非如此，文革的妖魔就不能從我們的內心真正驅除出去。
○○○․其二，宋彬彬們不是一般的紅衛兵，他們是文革紅衛兵運動的主要發起者，又是血統純正的“老兵”，是“西糾”、“聯動”的領袖人物，北京血腥“紅八月”的肆虐與他們有著直接的關係（據王友琴的調查，1966年八月，北京被紅衛兵打死的達一千多人——不知我的記憶是否有誤）。對於“紅八月”負有不可推卸責任的他們來說，光有“道歉”的表態是不夠的，在我看來，作為知情者，他們有責任牽頭或配合相關研究者把當年的一樁樁血案都調查清楚，把紅衛兵運動的內幕揭示出來——這麼做，不是要追究當年學生的責任，而是搞清歷史真相，以便後人以史為鏡，鑒往知來。
○○○․其三，當年的紅衛兵運動並非完全自發，而是由最高領導直接挑唆指使的（官方語言叫“親自發動”），如今卻完全讓當年十幾歲的青年來償還“良心債”，而當局卻像沒事人似的，這太不公平！要說道歉，除了當年的學生以個人名義道歉之外，我同意徐友漁提出的，我們這個民族更需要的是“國家道歉”——政府以國家名義對文革罪孽向當年的千百萬受害者、向全國人民道歉。只有在真相大白、當權者對過去的罪錯真心懺悔的前提下，文革這個“冤結”才能真正打開，民族才有寬恕與和解，國家才有健康的未來。

○○○․萌：在評價文革時，有人認為其有一定的正面作用，如在一定程度上肅清了中國人民的封建思想、資本主義腐朽思想以及官僚腐敗思想等相對落後的思想觀念。對於這個觀點，你是如何看待的？

○○○․唐：首先我想厘清幾個提法：一，中國自從秦始皇開始就已經不是封建社會了，而是中央集權的皇權專制社會，皇權專制一直延續到清朝。兩千多年沒有封建社會，何來封建思想？其實中國根深蒂固的是皇權專制思想，不僅統治者如此，被統治的子民一樣如此。所以才會朝代不斷更替，皇權專制卻始終不變，只是“城頭變幻大王旗”。這就是黃炎培當年說的“週期律”，看來兩千多年的皇權專制統治，專制思想已深入中華民族骨髓，要打破這個“週期律”還真不是容易的事。
○○○․二，“資本主義腐朽思想”這個說法有問題，我不認為資本主義思想都是“腐朽”的，他有非常生氣勃勃的進步思想（這一點馬克思也不否認），當然也有很多自身的問題，不過總的來說他的糾錯能力之強是遠出乎我們預料的，至少目前為止還絲毫看不到他“日薄西山”、“氣息奄奄”的“垂死”之狀。所以，所謂“資本主義腐朽思想”不過是一種編織出來的意識形態話語，而我們不經意地一直習慣了使用這樣的話語，可見這種意識形態對我們侵淫之深。
○○○․至於說“文革也有一定的正面作用”，我認為至少是一種極其糊塗的觀點。對事件的歷史評價必須是整體的，依據是看其起了什麼樣的歷史作用，不能挑出一些似乎不錯的細枝末節來掩飾整體性的歷史錯誤。如果可以這樣評價的話，德國的納粹統治豈不是也有正面作用？歷史上所有的罪惡豈非都有一些可以挑出來說說的“正面作用”？從方法論來說，這種分析和評價是典型的詭辯論——當我們給一件事定性的時候，他卻挑出一些對定性完全不起作用的現象來胡攪蠻纏。我以為，持此類分析方法的人如果不是缺乏邏輯常識，那就是別有用心了。

○○○․萌：近幾年，許多左派和愛國青年的呼聲似乎又高漲了起來，一些有識之士紛紛表達了憂慮之心。你覺得在當前的社會情況之下，有沒有重演文革悲劇的可能？換言之，如今是否具備發動文革的各種因素？

○○○․唐：我認為重演文革悲劇絕不是杞人之憂，而是很現實的危險。從“重慶模式”盛行一時，到如今社會上的流行的種種怪現象，真讓人有文革再世的感覺（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新君偶爾去慶豐包子鋪吃了一次包子，媒體竟然大肆渲染，民間也不乏頂禮膜拜之人，以至於將其用過的桌椅當作聖物供了起來，更有千里迢迢趕來瞻仰的——這與當年毛的“送芒果”現象何其相似！）。
○○○․由於當局在批判文革方面的不作為，導致了如今民間對毛的盲目崇拜越來越盛，甚至認為文革是中國最好的時代。受到政府默許甚至慫恿的“唱紅”之風，如今大有捲土重來之勢，君不見，連馮小剛導演的春晚都破天荒地專門安排了一組“原汁原味”的文革歌舞了！需要指出的是，當局對文革的曖昧態度是造成民間文革懷舊、回潮之風日盛的主要原因，致使文革雖已過去多年，其土壤和要素卻存活至今，且有日益活躍之勢，一旦被啟動點燃，難免不會再次爆發。這絕不是危言聳聽，而是一個理性觀察者的歷史警覺。

○○○․萌：在後極權時期，意識形態神話和領袖神話已經破滅，最高權力的代際遞減使得權力者沒有了前輩的權威與嚴酷，為了合法性而只能被動地延續意識形態。作為生活在後極權社會中的一員，你是如何看待後極權社會的這些現象？

○○○․唐：你說到“後極權時期”，我很贊同李慎之先生的觀點，他主張用後期極權制度（late-totalitarian system）而不是後極權制度（post- totalitarian system），這恐怕更準確一些。關於極權主義的問題，孫立平先生和崔衛平女士有過很不錯的介紹與評述，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找來看看。我想說的是，我國有些學者（如蕭功秦兄）主張的新權威主義，其實在當今中國是個偽命題，至少是張冠李戴，找錯了對象。
○○○․中國自從辛亥革命結束皇權統治以來，曾經有可能走上憲政民主之路，但因為種種原因（恕我不在這裡展開闡述了），民國走的仍是專制獨裁之路，如果說中國有過權威主義統治的話，大概也只有蔣介石統治時期，因為老蔣再獨裁，民國時期還是有民間社會存在，有時民間社會的活動甚至還是很活躍的。
○○○․1949年以後，由於照搬了蘇聯史達林的模式，中國說起來是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其實是是個典型的極權主義社會。這麼說，就要談一談極權主義有什麼判別的主要特徵了。簡單說來，有這麼三點是極權主義的本質特徵：第一，極權主義正像其字面意義（total）所表明的，是一種全面的、無所不在的社會控制，尤其是在經濟領域，沒有任何私有經濟活動的空間。第二，是對民間社會的空前壓制，不讓民間有任何社會生存和活動的空間，取締任何民間社會的自我組織和自然發展。第三，是對私人生活的極度控制，甚至傳什麼樣的衣服、吃什麼樣的飯，從私人談話、日記，到戀愛婚姻、家庭生活都無不受到嚴密監控，而且這種監控往往是通過人的高度自律以及人與人的互相監督來實現的。所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讓每一個人在任何時候都無所遁形（確切地說是毫無私人空間，連頭腦都不許有“一閃念”）。文革就是這樣一個活生生的樣板。
○○○․以這樣的標準來判別，經過了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如今社會畢竟有了很大進步，至少在經濟領域已經有了私營經濟合法的發展空間，這是極權社會無法維持的根本原因。儘管當局還在慣性地極力維持對民間社會的壓制和對私人生活的控制，但也已經越來越力不從心了。所以，中國當前所處的是後期極權社會，是一個極權社會正在向現代憲政民主社會艱難轉型的時期。
○○○․我們千萬不能低估了中國社會轉型的艱難性。這種艱難性，一是來自于極權體制的慣性。比如現在還在大搞一些與文革似曾相識做法，實在令人啼笑皆非。例如撓癢癢般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甚至各級幹部的過關“檢查”都有字數的嚴格規定，等等。這使我想起赫德里克•史密斯在《俄國人》一書中說的：所謂信仰，都是忽悠老百姓的，他們在意的是權力，絕對的權力。前蘇聯晚期就出現了這樣一種情況：社會上幾乎所有人，都已不相信官方的意識形態，而且對事情也並非沒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一到正式場合，他們照舊舉手拍掌，重複著官方的陳詞濫調。人們明白這一切是毫無意義的，是逢場作戲，“可是你必須玩它”——不玩也可以，那你就準備著蹲監獄或被送進精神病院吧。在這一時期，官方其實只要你個人服從聽話，不公開向意識形態挑戰，不管你信也好不信也好，都不是關鍵的，他們真正提倡的是玩世不恭，因為這是繼續控制社會的無奈之舉。這會使整個社會犬儒主義盛行，而民眾的犬儒化是消解社會轉型動力的迷魂藥。
○○○․二是中國經歷了兩千多年的皇權專制統治，之後接上的又是一個極權社會模式，在長期不知自由為何物的狀態下，臣民心態、奴隸意識早已內化為一種自覺的內心意識和精神狀態。我這麼說可能很掃一些人的興，甚至會激怒不少自以為很自由的人。建議有興趣的朋友去讀讀密爾頓•邁耶1955年出版的一本書：《他們以為他們是自由的——1933-1945年間的德國人》。作者是一位元美國記者，戰後深入德國民間進行調查訪問，最後寫成了此書。他告訴我們：身處被奴役的狀態而不自知，尤其是精神與思想的奴役，——沒有自由，這正是極權社會的表現。因此，我非常贊同資中筠先生主張的“新啟蒙”，中國的新啟蒙還任重道遠，作為理性的知識份子，除了身體力行地多做一些啟蒙工作，此外我還想不出有什麼更好的辦法。

○○○․萌：相比于極權社會毛時代無孔不入的監控，如今公民的自我空間有了明顯的提升，公民自我空間的提升必然會與相對僵化的體制產生張力，這種張力是否會推動中國政治的進步？

○○○․唐：我欣喜地看到，如今“公民的自我空間有了明顯的提升”，這要主要得益于一部分群體公民意識的覺醒和互聯網時代自媒體的爆炸式發展，而非官方的放鬆控制。公民空間的每一點成長，都是一群公民堅韌不屈抗爭的結果，就像幼苗在石縫之間艱難探頭尋覓陽光一樣。你說的這個張力，正是後期極權社會力圖把人相互隔絕、變成一個個“原子化”的個體，而民間社會的自我組織正在努力打破這種隔絕，這種張力確實會推動中國社會的進步。
○○○․我想強調的是，社會的自我組織有助於公民社會的培育和成長，或者毋寧說，一個健全正常的公民社會有賴於社會自我組織的發展與成熟。因此，任何扼殺社會自我組織的政府行為都是維護極權制度的行為——無論是自覺的還是不自覺的——最終都將被歷史證明是倒行逆施的行為。

○○○․萌：面對第三波民主化持續發展的世界潮流，後極權中國的“紅旗”究竟還能扛多久？

○○○․唐：你說的第三波民主化潮流應該是指主要發生在中東北非地區的“顏色革命”吧。我不認為他們和中國有多少可比性，因為確實國情不同。發生“顏色革命”的國家，有的是威權統治的國家，甚至是獨裁國家，但沒有一個是像中國這樣的“特色社會主義國家”。他們至少有反對黨存在並可以進行合法的活動，這就是個很大的區別。也正因為如此，你看“顏色革命”絲毫沒有波及到中國、朝鮮、古巴這樣的非典型“社會主義”國家。至於中國社會如何轉型，真正走上憲政民主之路，我也在觀察和思考。我不是預言家，更不想不負責任地妄加猜測，還是讓歷史走自己的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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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月語 02.05.14 21:33

這幾天忙著不得不幹的金錢勾當。現在才能靜下來讀完MYC轉貼的這篇對當前中華民族社會精闢見解的文章，謝謝MYC。

幾千年來的皇權(唐先生將中華民族的歷史分為皇權和極權，頗為獨到)統治，中華民族已經被洗腦。近半個多世紀以來，更是對中華民族做了置換腦袋的手術，就算是一些有自由色彩的知識分子的每一句話裡都可以找到這種手術的陳跡，遑論其他的人了。古月語會進一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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