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返华寻亲却意外成为全国隐痛的焦点
夏华斯
《華廈文摘》(发表于2016年04月29日)
夏华斯和养母
【前言：她叫Jenna Cook，中文名叫夏华斯。1992年3月24日，这个刚刚出生1个多月的女孩被遗弃在武汉硚口区宗关街街道办事处门前，随后被送往武汉市儿童福利院。几个月后，夏华斯被一位美国女教师收养。
20年后的2012年，昔日的女婴已经考入耶鲁大学。为了寻找她的生身父母，夏华斯从美国来到自己的故乡中国武汉。在寻亲的过程中，她见到了50多个家庭，可惜最后仍然没有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
2014年，夏华斯从耶鲁大学毕业，并成为富布赖特中国学者。最近，她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从自己的角度讲述了寻亲过程中的一些遭遇和感受。
她说：在寻亲的过程中，我见到了50多个家庭，他们每一个都在1992年3月在武汉的同一条街上遗弃过他们的孩子。这隐含的意义迫人心扉。那个月中在其它街道上又有多少被遗弃的孩子？那一年的其它月份中又有多少孩子被遗弃？其它的年份又有多少被遗弃的孩子？还有多少家庭选择沉默，没有出来同我见面？
这个问题，细想一下真的让人觉得有点恐怖。
夏华斯在文章里还写道：2012年，我去了一个长途汽车站，距离我被遗弃的那条街很近。我问那里一个年长的工人她是否曾记得在1992年3月捡到一个婴儿，她叹息着回忆道：“在那个年代”她和她的同事经常在长途汽车站捡到婴儿。
对于被不少中文媒体形容为幸运的女孩，夏华斯显然也颇有微词。要知道，她几乎是一出生就被遗弃了。夏华斯写道：中国媒体对于我的故事大肆报导。我很快被贴上了标签：我是一个“去了发达国家,” “上了耶鲁”的“弃婴”。一个中国记者对此表示赞叹：“你是如何从如此不幸变得如此幸运？在一分钟内，你的命运完全被改变了。”
“他们执拗地关注着我的幸运和常青藤名校，但却完全无视我们这些中国领养儿童的不幸。虽然我们有了新的家庭，但是我们失去了原本的文化、语言和国籍。因为在这些白人社区里很少有其他种族的人，我们中很多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遭受到种族歧视。每年都有从中国领养来的孩子自杀，他们的经历深深地撼动着我们这些人的灵魂。”
夏华斯的文章中还涉及到了中美在家庭观念上的一些差异。她在文章中说，自己经常被人问到，如果找到亲生父母，怎么同时给两边的父母养老。而这个问题对于美国人来说显然是不存在的，因为美国父母通常会自己攒钱养老，不会指望得到儿女的经济支持。
还是让我们来读一下她的文章吧，夏华斯说，我也没想过寻亲这件事会揭开一片已被遗忘许久、但是遍布中国的伤痛。】
我返华寻亲却意外成为全国隐痛的焦点 原题：A Lost Daughter Speaks, and All of China Listens
作者：Jenna Cook 夏华斯
翻译：孙韵
原载：Foreign Policy
中国武汉——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手捧着一块红色格子的破旧蓝布，“你见过它么?” 她问道，“你记得这块布么?”
我拿起那块褴褛的蓝布对着光看，它的边缘因为已经日久磨损而起了毛边。“我们当时已经有了三个女儿”，她嗫嚅着，“我们需要个儿子。我们很穷，我攒了很久的钱才买了这块布，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给你缝了小衣服和小帽子。生下你50天后，我把你丢在了一座桥边。”她说不出“遗弃”这个词。
“我给你穿上新衣服，希望它能给你带来好运。剩下的这块料子，我保存了20年用来记住你。我的孩子，你肯定见过这块布料! 你一定还保留着那套衣服吧?” 没有。我摇了摇头。我从来没见过这布料做的衣服。她的面容变得悲伤。她开始啜泣。
这一切发生在2012年夏天，空气沉闷潮湿的工业城市武汉。我在马塞诸塞州长大，当时和我的养母回到武汉寻找我的亲生父母。对于我来说，找到亲生父母是我欠他们的。但更重要的是，那是我欠我自己的。我从没想过我的寻亲之旅会引来媒体的广泛关注，还会引出几十个家庭悲伤的过去——这些家庭都认为我是他们遗失的女儿，我也没想过这会揭开一片已被遗忘许久、但是遍布中国的伤痛，这个国家至今仍在同这段历史和解。
美国妇女Margaret Cook是一名小学教师，热爱中国文化，并于1991年向中国方面提交了收养申请。图为资料照片：分别时，夏华斯(英文名Jenna Cook)的寄养妈妈（右）对她依依不舍。
当年我二十岁，是耶鲁大学的一名大三学生。我是借助大学奖学金才回到中国的，在奖学金申请书中， 我提到“我会记载寻亲的过程，以此为其他8万名生活在美国的中国领养儿童提供有用的帮助。”我本来计划前往中国三个不同的政府机构寻找我的领养记录，还计划在武汉的街头发放寻人启事。我想要寻找我的亲生父母，因为不论结果如何，经历这寻找的过程对于我来说是个解脱。抵达中国以后，我和养母如计划中地那样去了政府机构，在街头发放寻人启事。但一星期后，情况发生了重大转变：一个朋友的朋友有位记者友人在当地的《楚天都市报》工作，她表示愿意帮我们写篇关于寻亲之旅的文章。
第一篇文章于2012年5月25日在《楚天都市报》第5页见报，标题是：“爸爸，妈妈：我多希望拥抱你们，谢谢你们把我带到这个世界。” 几周之内，媒体疯狂报导着我的寻亲之旅。各大媒体都刊登了我的故事，包括《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北京青年报》。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的几台节目都播放了关于我的纪录片，湖北、湖南和重庆的地方台，还有土豆和腾讯等网络媒体也播放了我的故事。在微博上关注我的人猛增到了几十万，《楚天都市报》的热线电话也因此响个不停。
我收到了来自中国各个省份的电子邮件，包括西部的新疆和西藏，来信中还有生活在加拿大、澳大利亚、菲律宾、德国和英国的华人。有些祝我好运、鼓励我要“永不放弃”，还有一些认为我应该感激我的美国养母，建议我放弃寻找，别浪费时间。
其中一些来信饱含着遗弃孩子所带来的深切悲怆。一个大学生来信说他在街上捡到了一个弃婴，但是他的父母不许他把婴儿带回家。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写信回忆道她的父母90年代遗弃她妹妹的经历，但是她从来不敢问及此事。还有一位朋友为我写了一首歌，名叫《风中的蒲公英》，他把歌曲的MP3，歌词和乐谱寄给了我。
中国媒体对于我的故事大肆报导。我很快被贴上了标签：我是一个“去了发达国家,” “上了耶鲁”的“弃婴”。一个中国记者对此表示赞叹：
“你是如何从如此不幸变得如此幸运？在一分钟内，你的命运完全被改变了。”
他们执拗地关注着我的“幸运”和常青藤名校，但却完全无视我们这些中国领养儿童的不幸。虽然我们有了新的家庭，但是我们失去了原本的文化、语言和国籍。因为在这些白人社区里很少有其他种族的人，我们中很多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遭受到种族歧视。每年都有从中国领养来的孩子自杀，他们的经历深深地撼动着我们这些人的灵魂。
我相信我的故事之所以震撼了中国公众，是因为在他们之中的很多人或多或少的听闻或经历过遗弃孩子的故事。在寻亲的过程中，我见到了50多个家庭，他们每一个都在1992年3月在武汉的同一条街上遗弃过他们的孩子。这隐含的意义迫人心扉。那个月中在其他街道上又有多少被遗弃的孩子？那一年的其它月份中又有多少孩子被遗弃？其它的年份又有多少被遗弃的孩子？还有多少家庭选择沉默，没有出来同我见面？
在1992年到2013年间，有统计表明中国共计有139,696起国际父母收养中国儿童的案例。
他们遗弃孩子的原因繁复各异，有的是因为计划生育政策，有的是为了要个儿子，有的因为太贫困，有的则是因为未成年怀孕，还有的是因为孩子或家庭成员有残疾。虽然想要确定弃婴的数量是不可能的，但这数目可想而知非常庞大。 在1992年到2013年间，有统计表明中国共计有139,696起国际父母收养中国儿童的案例。 根据中国政府的数据，在2000年到2013年间，中国还发生了494,616起国内收养，而这些只是通过正规渠道的国内收养，非正式的国内收养并不包含在内。
2012年，我去了一个长途汽车站，距离我被遗弃的那条街很近。我问那里一个年长的工人她是否曾记得在1992年3月捡到一个婴儿，她叹息着回忆道：“在那个年代”她和她的同事经常在长途汽车站捡到婴儿。附近派出所的一个退休警察表示同意：弃婴那时候如此普遍，以至于政府都不再浪费时间进行信息登录。
即便大部分中国人没有遗弃过他们的孩子，很多人也都听说过类似的故事。实际上，我发现几乎所有人——从餐馆服务员到出租车司机——都有熟人遗弃、弃养或者收养过孩子，再或是他们本人就是领养来的。但是他们很多人从来都不知道这些孩子有可能被外国人领养。有一个男人以为他是我的亲生父亲，他说：“我们从农村来到城里（遗弃你），就是希望一个富裕的城市户口家庭能收养你。我们从来没想过你最后会被送到国外。”
作为富布赖特访问学者，我花了一年时间研究中国的国内领养制度，这才发现美国人关于领养和家庭的看法同传统的中国观念是如此大相径庭。在2012年，我记得自己完全不能够理解中国记者的问题。他们会问：“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是领养来的?” 在美国，被领养的子女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不是亲生的，尤其是像我这种同养母种族不同的孩子。
他们会问：“你的养母怎么可能支持你寻亲呢?” 在美国，领养中国儿童的家庭非常注重子女寻亲，以至于有很多讨论会、活动和书籍专门指导养父母如何寻找孩子的亲生父母。
他们会问：“如果你找到你的亲生父母，将来你怎么为两边的父母养老呢?”美国父母通常会为退休生活攒钱，而不会指望儿女给予经济上的支持。
中国人通常认为我的寻亲之举会伤害我的美国养母。
我现在可以理解，当时中国公众为什么对养母支持我寻亲的决定感到震惊不已。在后续研究中，很多大陆养父母私下表示他们觉得让养子女永远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对孩子是最好的。中国大陆的养子女在成年后如果发现了自己的身世，找到了自己的亲生父母，他们通常会被两个家庭撕裂，因为两个家庭可能都会要求养子女给予他们关心、爱护和忠诚。
这也是为什么武汉街头会有陌生人停下来称赞我养母的无私而谴责我的“忘恩负义”。中国人通常认为我的寻亲之举会伤害我的美国养母。 在后来我采访过在国内收养儿童的中国父母，他们普遍担心养子女在发现自己的身世后会不再认养父母。
一位中国老奶奶最近给了我一个解释：“你好奇怪。在中国，只有生活悲惨的孩子才会寻找他们的亲生父母。你的养母对你那么好，你上了好学校，身体健康，生活快乐，你找亲生父母干什么?” 在中国媒体报道的评论区和我收到的短信、邮件中，这种观点异常普遍。但是，在美国，领养专家和专业人士认为寻找亲生父母是被领养人群的正常发展阶段——所有人都想要知道自己的身世。
一位疑似母亲的妹妹与夏华斯（右）拥抱
中国公众对于我的寻亲决定争议如此巨大，也源于他们对我亲生父母有种种不同的看法。那些支持我寻亲的人认为我的亲生父母是善良的，只不过除了遗弃女儿别无他路。那些反对我寻亲的人将我的亲生父母视为残忍贪婪之辈。有人在信中说道：“你的亲生父母如此残忍、毫无心肝才会干出遗弃你这样的事。你根本就不该找他们，你什么都不欠他们。” 还有人警告我说我的亲生父母可能会要占我便宜：“你不应该找他们，当你找到他们后他们可能会对你不怀好意，比如向你要钱，或者要求去美国等。”
迄今为止，我仍然没有找到我的亲生父母。关于他们为什么在1992年3月将我遗弃在武汉的那个街头，我仍然一无所知。但是我可以证明，我所见过的50多个家庭都生活在深切且真实的悲怆中。他们拥抱我、他们痛哭流涕、他们对我鞠躬、他们祈求我的原谅。
见到这些家庭让我质疑这些父母是否真的在传统意义上“遗弃”了他们的孩子。他们所有人都强调他们选择了安全的地点，好让他们的孩子能够很快被发现并得到照顾。很多人在孩子身边留下字条或者特别的衣物，希望有一天这些信物能够帮助他们再找到她。一个家庭在一张卷烟纸上写下了女儿的出生日期，说“这是我们的全部”。另一个家庭为女儿起的名字结合了父母的老家城市名称，希望有一天她长大后知道到去哪里找他们。一些母亲选择了特别的衣物作为记号，比如前文中那位拿着红蓝格子布条的母亲。
当我问这些家庭为什么想和失去的女儿重聚，他们的理由是：他们想念她，想要知道她是不是活了下来。一位父亲眼含泪水的告诉我：“在我妻子心里，她非常想要找到我们的女儿。不论我们去哪儿，她都觉得街上的女孩儿’也许就是我的女儿!’”另一位父亲告诉我：“我只想看她一眼，知道她现在过得好不好。我什么都不要，我不想打扰她的生活。”来自另一个家庭的母亲说：“如果她过得好，我就不会再自责了。”
在见到这些家庭的时候，我们——失去孩子的父母和我——是相互人生中残缺的那个部分。他们会哭泣，会说：“我真的对不起你，你能原谅我吗?” 而我则答，“我原谅你，我原谅你。” 在那个时刻，我就是他们今生也许再也不会谋面的亲生女儿。
我问：“如果我没有那么爱哭，如果我长得更好看，你们会留下我吗?” 他们会说：“你是最漂亮的孩子，我们是如此想你。”
夏华斯（右二）与前来认亲的家庭合影
我也发现自己会对着这些家庭发泄我的情绪。我终于有机会问：“20年来，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你们。你们记得我吗?” 他们会说：“我们当然记得你。” 我问：“如果我没有那么爱哭，如果我长得更好看，你们会留下我吗?” 他们会说：“你是最漂亮的孩子，我们是如此想你。” 我们互相拥抱，我们彼此安慰。我们没有同样的血脉，但是我们体会彼此相同的伤痛。
在那之后过了四年，这些场景依然萦绕在我的心头。我和其中一些家庭仍通过短信和微信保持着联系，但是通常只是在春节时简单地祝福彼此“春节快乐”。
2015年夏天，我和2012年時见到的第一个家庭见面吃了午饭。他们仍然未找到他们的女儿。拥抱告别后，那位妈妈抓住我的胳膊，哭着说：“答应我你永远不会放弃，答应我你会一直寻找你的亲生父母，答应我你会尽一切努力找到他们。” 我本想说我已经把寻亲一事搁置一阵子了。现在我的故事仍然登在网上，如果我的亲生父母和我此生注定有缘再见，我们会再见。
但是在那时刻，这些话我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看了一眼站在她身旁的男人——那个本来可能会是我父亲的男人——他眼中饱含着同样的绝望。他们需要听到我说他们的女儿不会放弃寻找，正如他们不会放弃找寻。在那个时刻，站在他们面前的我，就是他们的女儿。
“是的,” 我点头说，“我永远不会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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