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黑人族群：熟悉的陌生人》（溫潤和 提供）
《广州黑人族群：熟悉的陌生人》（溫潤和 提供）
YC59 06.05.16 11:03
广州黑人族群：熟悉的陌生人 （溫潤和 提供）
来源：武云溥《生如逆旅》 作者：文：武云溥 摄影： 程泉
摘要
安娜是个漂亮的黑人姑娘，来中国四年了，对这个神秘的东方国度，她至今有很多困惑。比如，为什么广州的黑人小伙子都想追求中国女孩，却没有中国小伙子追求黑人女孩?比如，中国人居然没有信仰，天啊，上帝教人行善，那么没有信仰的人，不是很容易做坏事吗?
“广州是个大城市，有很多外国人。”在白云机场开往广州市区的出租车上，司机阿强指着路牌向我介绍：“这边出去是三元里、广园西路，往前走到环市中路、小北路，都是黑人的地盘。”
阿强说的这片地方属于越秀区，聚集着大量来自非洲和中东国家的客商，他们大多肤色黝黑，身形壮硕，几乎都从事同一种职业：国际贸易，通俗说就是倒买倒卖。珠三角拥有中国最庞大、密集的制造业，黑皮肤的商人们在广州林立的商贸城里穿梭，批量订购服装、电器、日用品甚至汽车和摩托车零配件，运到非洲去卖，通常获利不菲。“因为这里的货物足够便宜，在非洲很畅销。”一个尼日利亚商人说，“我来中国就是为了赚钱。我不知道北京在哪里，在我看来，广州才是中国的中心。”
他的中文名字叫“小吴”，2008年来中国，现在汉语说得很流利，这在广州的黑人族群里不多见。但是除了谈生意，小吴也没什么机会运用他的汉语技能，“本地人不和我们打交道。”在宝汉直街的城中村，每当夜幕降临，霓虹亮起，街头几乎全是黑人，宛如非洲市集。
“我们晚上都不去那边，全是鬼佬。”在的士司机阿强看来，即使取个中国名字，黑人也还是“鬼佬”。这个带有歧视意味的称谓背后，是外来移民和本地居民之间难以弥合的心理鸿沟。“我们的房子一般不租给黑人。”房产中介简姐说，“他们太吵，又脏，我不会讲外语，管理很麻烦。”黑人一般睡到中午才出来吃饭，下午逛市场、谈生意，然后和朋友聚会、喝酒到深夜，本地人的作息时间则刚好相反。这种此消彼长的景观，导致黑人聚居的街区被形象地称为“巧克力城”——广州人眼中的城中之城。
——黑色爱情——
在珠江新城附近的“Sports”酒吧，李秋丽翻着酒水单，点了一瓶红酒。“这是我最近的爱好。”她熟练地开启瓶塞，“没准哪天有机会做做红酒生意呢。”珠江新城地处广州的CBD，紧邻繁华的天河北，酒吧里坐满了老外，很多人认识李秋丽，过来跟她打招呼：“嘿，萨米拉!”他们叫她的英文名字，李秋丽也热情地和对方握手、拥抱。
“看不出来吧，我是潮汕人。”李秋丽说，父母从小教育她，女人要以家庭为重。在民风保守的潮汕地区，同龄的女孩们通常都在家相夫教子，很少有人像李秋丽这样外出打拼。“你知道我们家乡的传统有多恐怖吗?”李秋丽说，“潮汕人家一定要生男孩，我有个表姐嫁了人，已经生了三个女儿了，还在拼命生，非要生个男孩不可。她现在一怀孕就跑去香港检查是男是女，女孩就打掉，现在已经打到第七胎了，吓死人。”李秋丽有三个弟弟，都在潮汕老家呆着，“二十几岁了还活在我爸的翅膀底下。”这种“被掌控”的生活方式让李秋丽“随时受不了”。
所以等到在广州读大学时，她终于有机会离开父母的视线，过自己想要的生活。“裙子能穿多短就穿多短!”李秋丽暗暗发誓，要彻底改变已经被长辈铺设好的人生轨道。“在家里我妈妈从来不让我穿超短裙，从来不让我穿吊带背心，从来不让我化妆，从来不让我做的好多事情，我到大学里都赶紧做。”
她在华南理工大学攻读国际贸易，每天打扮得很摩登，在校园里招摇过市，梦想做个成功的女商人，靠自己努力赚很多很多钱——这是当年她能想到最出格的生活，现在看来已经实现了：李秋丽在珠江新城的高档小区买了房，经营一家电器贸易公司，晚上收工后可以到酒吧里喝酒，和来自世界各国的朋友们聊天。
“只要你想改变生活，你就能做到。”李秋丽说。
而她生活最大的改变却连自己都没想到：嫁给一个黑人。
李秋丽的丈夫大卫来自坦桑尼亚，31岁，2002年拿到中国政府的奖学金来广州留学，两人是在学校里的派对上认识的。黑人表达感情往往很直接，在小北一带黑人聚居的街区，中国女孩子很容易遇到黑人小伙子搭讪。“他们经常开口就问你要电话号码，或者直接说我喜欢你，你能不能做我女朋友之类的话。”李秋丽说，她和身边的女伴都知道不能轻易答应黑人的邀请，否则被纠缠起来很麻烦。
大卫追求李秋丽用了三个月，起初没少碰钉子。“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很活泼、漂亮，就问她能不能做我女朋友，她回答不行。后来我才知道，东方女人喜欢含蓄，追她们需要多些时间和耐心。”
大卫开始动脑筋，在校园里处心积虑地制造“偶遇”。吃饭的时候，李秋丽能看到大卫，买东西的时候又能看到他，站在宿舍阳台上看风景，这个黑黑的小伙子还是会出现在视野里，李秋丽开始对他有了兴趣。“当时我以为他是有女朋友的，因为有次去他宿舍的时候看到门口有女孩子的鞋子。”有两个广外的女孩经常去找大卫，李秋丽以为其中一个是他女朋友，心想黑人果然不可靠，有女朋友了还说喜欢我。
“听说非洲黑人可以娶四个老婆，你当心被骗哦。”女伴提醒李秋丽。
说起青春往事，大卫哈哈大笑：“穆斯林才可以娶四个，我信基督，只能有一个老婆。”再次表白的时候，他很慎重，先请李秋丽去酒吧喝酒，然后请她去宿舍坐坐，放浪漫的音乐，两人又喝了点酒。估计气氛差不多了，大卫说，请你相信，我真的没有女朋友……
好吧。李秋丽回答。
——吃在广州——
天秀大厦矗立在雨中。
这座三十六层高、镶满绿色玻璃的大厦，是小北路的地标建筑，也是广州最著名的中非贸易集散地。大厦里密布的几百家商铺和写字间，大部分经营者是非洲人，剩下的也是和非洲人做生意的中国老板。
天秀大厦门前是三条主干道的交叉口，高架桥和铁轨纵横交错，有个造型扭曲的天桥连接各个路口，天桥上有举着“PHOTO”牌子的摊贩。很多黑人来到广州，第一件事就是站在天桥上，以天秀大厦为背景拍张照片，寄给远在非洲的家人，告诉他们广州有多么繁华，遍地是金，发财指日可待。
不过2000年天秀大厦落成时，业主大都是中国人，广州还没有现在这么多黑人。“我是天秀大厦最早的租户。”沙巴餐厅老板阿里·伊士麦尔莱自豪地说，他已经在中国生活了十五年，如果可能，他希望永远不要离开中国，“我会在这里呆到死为止。”
阿里来自也门，这是阿拉伯半岛西南端的国家，隔着狭窄的红海和亚丁湾，与非洲大陆毗邻。在广州，因为各种机缘巧合，阿里本人也像他的国家一样，成了阿拉伯世界里连接中东和非洲的枢纽——在天秀大厦一层的沙巴清真餐厅里，四百多平米的空间坐满了边吃东西边谈生意的穆斯林，除了几个中国服务生，餐厅里几乎全是黑皮肤。
“这里是黑人的据点，很少有中国客人来吃饭。”阿里的助手卢小姐说，“但是我觉得我们餐厅的食物很好吃，你也可以尝尝看。”餐厅的菜单上有几十种地道的清真菜品，价格不便宜，但确实很受附近的黑人欢迎。从开业至今，沙巴餐厅的生意一直很红火。
阿里原本经营一家国际贸易公司，曾经在印度尼西亚呆了十年，十五年前第一次来广州，在陶瓷大厦租了一间档口批发服装。2002年天秀大厦的商铺开始营业，距离陶瓷大厦只有五百米，阿里敏锐地意识到了商机。
“陆续有一些非洲商人到这边来做生意，因为在广州拿货比香港更便宜。做生意的人需要一个见面谈话的地方，需要一起吃饭，有饭吃才能稳定下来。”越来越多的黑人客商来到广州，而能满足他们基本生活需求的服务业链条还未建立起来。当时整个广州的清真餐厅都很少，阿里就因为找不到习惯的食物而备感痛苦，他决定自己开家餐厅。
大卫和李秋丽也选择天秀大厦作为生意的起点，两人租下了大厦里的一间档口。那已经是2007年了，随着黑人的大量进驻，天秀大厦的本地业主开始纷纷搬走，以前定位商住一体的高档楼盘，逐渐变成非洲商人的贸易中心。
围绕着天秀大厦的小北路、登峰街、环市中路等街区，一直延伸到三元里、广园西路一带，聚集了无数黑皮肤的商人。“2008年以前最多的时候，常住广州的黑人大约有两万人，流动人口可能还有六万人左右。”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李志刚是研究广州外来移民问题的学者，但他也无法准确统计黑人的数量，因为很多黑人并没有在中国的出入境管理部门登记备案。坊间流传着另一种未经证实的说法：广州有大约二十万黑人。
有需求的地方就会有市场，如今在小北一带，大大小小的阿拉伯餐厅有几十家。在天秀大厦、登峰宾馆、陶瓷大厦之类的商贸城里，还能找到很多为黑人提供家政服务、机票预订、货币兑换、美容美发等常用业务的店面。
“我可以跟你说说这些黑人的来历。”大卫说，“有一些黑人是像我这样的留学生，在中国读完书以后发现有赚钱机会，就留下来做生意。更多的是很早就在非洲做生意的商人，他们以前在迪拜、东南亚和香港拿货，大概2004年到2005年的时候，很多人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发现了中国内地的市场。”而按照阿里的说法，商人们发现有利润的地方同时有吃有喝，就会蜂拥而至，迅速建立起各自民族和种族的商业圈。
“哪里有钱赚，我们就到哪里去。”阿里已经在浙江义乌开了新的餐厅，他雇佣的中国员工超过一百五十人。
——淘金年代——
大卫是跟着他的非洲同胞学会做生意的。在华南理工大学读书期间，经常有坦桑尼亚商人来找大卫，请他做向导，一起去市场里看货。大卫讲中文很流利，能帮这些非洲商人和中国人讨价还价，老乡爱找他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对同胞的信任感：很多非洲商人都吃过中国人的亏，在他们看来，中国人太擅长骗人了。
“本来在市场里看好的货，交完定金，等货发过来发现换成了另一种，或者是发过来的货物数量不对。甚至有些中国商人收完定金迟迟不发货，等你再去看的时候，他的档口都不见了。”类似的事情每天都在市场里发生，大卫慢慢也长了心眼，“我不再单纯相信档口老板的话，大额生意成交之前，我一定会去看他们的工厂，如果那个工厂看起来不够好，我就不做生意。”大卫说，但是有些貌似可靠的供应商也会出问题。有一次他订购了两千台电视机，因为是熟悉的厂家，大卫没有认真验货。两千台电视机运到非洲才发现，“最多有四百台能用，其他都是垃圾。”
“出现这样严重的质量问题，厂家不负责赔偿吗?”我问大卫。
“他们根本不会承认这种事，反而会责怪我为什么不验货。”大卫很无奈，说在非洲做生意，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并不会签订规范的合同，双方都是基于淳朴的互相信任来合作，这种商业习惯到中国来很容易吃亏，有了麻烦也无法诉诸法律。那笔生意让大卫亏了不少钱，最后厂家同意提供一些电视机零件给大卫，让他一边维修一边折价清货。
“这就是为什么非洲人来中国，还是要找非洲人合作。”大卫帮了同胞的忙，那些老板也不亏待他，经常会给大卫几百上千美元作为酬劳。有些人建议大卫，既然你这么熟悉中国市场，为什么不自己做生意呢?
在2007年的天秀大厦，刚刚毕业的大卫和李秋丽赚到了第一桶金：这是来自坦桑尼亚政府的订单，为一条正在修建的几十公里长的公路提供路灯。大卫在广东中山找到了符合要求的厂商，这笔生意为他打通了与非洲国家政府合作的门路。后来碰到总统大选，大卫还接了一单订制几十万件宣传T恤和围巾的生意。
“像这样的项目，交易额都在几千万美元的级别。”大卫眨眨眼睛，“我不能告诉你我赚到了多少钱，这是商业秘密。”
2005—2007，那是最好的时代，在对中国意义非凡的2008年到来之前，云集在天秀大厦的商人们快乐地数着口袋里的钱，每个人对未来都信心满满。“一条牛仔裤进货价两美元，运到非洲卖五美元，利润是150%，我认识的很多客户一单就订几万条。”大卫说，生意最火爆的时候，每天上午10点钟，商人们要排队进天秀大厦买货，每个档口前都挤满了人。“一个二十平米不到的档口，要租下来你猜多少钱?”李秋丽伸出两根手指：“二十万人民币——这是转手费!租金还要每个月五六千块。”
天秀大厦由三栋楼组成，中间一栋是商用，两边两栋本来是住宅楼，后来都被高价租出去开公司用了。即使这样，当年想在天秀大厦租间档口也非常困难。喧闹的市场，汹涌的客流，是广州的中非贸易极盛时期的景观，也是黑人移民“挤走”本地业主的商业能量。
——隔阂难消——
简姐在宝汉直街守着一个中介摊位。这条街上的房产中介都没有门面，只是在路边竖块硬纸牌子，上面写满出租房的简介和价位，城中村的房子较为老旧所以价格低廉，比如“宝汉直街二楼二房一厅家俬齐1250元”、“村前街一楼单房有床独厨500元”等等。简姐的摊位比别的中介还要豪华些，有两块大牌子，一块写着“租房找简姐”，另一块写着“租房找简姨”。我问她：“外国人来租房子，有什么麻烦吗?”
“没有麻烦，给钱就可以。”
“可是你说过不租给外国人。”
“房子不是我的。”简姐或者简姨说，“我只是中介无所谓啦，是房东都不愿意租给外国人。”
“那这满街的黑人都是从哪冒出来的?”
“我们这里都是民房，有钱的黑人不住这里，他们都住好点的小区里啦。”
大卫和阿里应该属于“有钱的黑人”，能够脱离聚居状态，有自己的家庭，和中国人做邻居，努力融入本地社会，他们是黑人移民族群里的成功人士和逃逸分子。更多的黑人则是像小吴这样，在聚居区租个房子暂且安身，并随时准备拎包离去，奔向下一个“有钱赚”的地方。登峰宾馆的客房几乎永远客满，但住客们总是来去匆匆。我在宾馆里转了几圈，看到一些敞开的房门，里面是堆积如山的编织袋，黑人们拿着手机大声讲话。小北甚至广州，都只是他们的仓库，不是家。
阻碍移民和原住民沟通的因素，不仅有语言和地域文化的天然差异，有时还来自一些莫名其妙的猜疑、恐惧和妖魔化。在搜索引擎里用“广州黑人”作为关键词搜索，很容易看到许多耸人听闻的传言，“贩毒”、“抢劫”、“轮奸”、“传播艾滋病”……诸如此类的负面消息好像都和黑人有关。
“以前我看这些帖子也觉得好害怕，其实了解情况后就知道很多说法都太夸张了，哪有那么危险。”蔡晓纯说，“我经常一个人去小北那边和黑人聊天，请他们填写调查问卷。大多数黑人都很热情、友好。”蔡晓纯是暨南大学新闻学院的大三女生，为了参加学术竞赛，她和几个同学一起准备了名为《在穗国际移民的生活状况和文化认同调查》的调研课题。这个课题主要的研究对象，就是生活在广州的黑人族群。
从去年10月开始，蔡晓纯和她的同学们在广州市内几个主要的黑人聚居区随机发放了几百份问卷，这样的田野调查做了四个多月。“从结果来看，相当多数的黑人表示，他们在广州的生活缺乏安全感。”蔡晓纯说，“就像我们害怕他们一样，他们也害怕我们。”
“确实有一些黑人在广州会惹出麻烦。”大卫说，“非洲的五十多个国家几乎都有人住在广州，可是尼日利亚人的名声就不大好。他们很早就跑到中国来，有些人很穷，以为只要到了中国就有生意做，来了以后才发现要从零开始。没办法，这样的人可能就会做些非法的事情。结果在中国人看来，黑人长得都是一样的，他们就认为黑人都不好。”
“广州人好像很不喜欢黑人，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尼日利亚人小吴说，“很多中国人觉得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赚中国人的钱，错了，我们是帮中国人赚钱，把你们生产的货物卖到世界各地。”这个说法得到了广州社科院城市管理研究所所长黄石鼎的认同，“广东作为世界制造业中心，有很多过剩的产能和库存，被天秀大厦、陶瓷大厦这些中非贸易集散地消化了。”黄石鼎认为，中非贸易繁荣事实上有利于中国的产业升级。
“你们新的国家领导人前不久刚去非洲访问。”小吴问我：“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会对非洲更好?”
他指的是2013年3月下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坦桑尼亚、南非、刚果三国的访问，习近平给非洲带去了多个重要的经贸合作项目。我倒想知道，小吴对在非洲工作生活的大量中国人有何看法。
“我的同胞都很喜欢中国人。”小吴说，“中国人在非洲修建铁路和通信设施，对我们帮助很大。当然，你们也会拿走我们的一些东西，比如石油，这很正常。”他的想法让我稍稍有点意外，小吴解释说，非洲有很多石油和矿藏，比起给美国人和欧洲人拿走，他倒更希望给中国人。“虽然我有个兄弟在美国，但我不喜欢美国，因为美国人喜欢打仗。而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这点和非洲一样。我在非洲的时候以为中国人都很友好，来到广州却发现不是这样。”小吴举例说，假如我和他同时站在路边打车，的士司机一定会选择我而拒载他——这我相信，刚到广州那天，我就问过的士司机阿强：“为什么你们不喜欢黑人乘客?”
“鬼佬很多麻烦啦。”阿强说，“有些人坐车不给钱，还有些人会砍价，说我多收他们钱。拜托，广州会堵车啊，我怎么敢保证每次都走最近的路?”
“我告诉你非洲人的习惯。”李秋丽说，“在非洲，人们认为每样东西的价钱都是固定的。今天买了一条裤子五十元，那好，以后每次买裤子都是五十元。要是有人卖六十元，非洲人觉得那是骗子。要是你敢降价到三十元，哇，非洲人会想，以前卖五十元的都是骗子。”她说现在很多中国商人到非洲去做生意，也打价格战，结果把市场都搞乱了，谁也赚不到钱。
——签证!签证——
听说我是记者，沙巴餐厅老板阿里很激动，他紧握拳头，无名指上的戒指闪闪发亮。谈话开始之前，他先用几分钟时间表达了对中国签证管理制度的抱怨：“在广州我有两套房子，两辆车，三个小孩都在中国出生，我全家都在这里，我给中国政府纳税，可是政府却不给我绿卡，这是个大问题。”阿里说，“我很不高兴。”
虽然依旧声称自己热爱广州，阿里现在却花更多的时间呆在义乌。“广州警方对黑人签证的检查太严格了，同样的签证，在广州只能呆一个月，义乌却能呆一年。”一旦被警察查到签证过期，阿里就得千里迢迢回到他的祖国也门去办理续签，对商人来说，这样的旅途浪费的不止是时间和金钱，还有很多潜在的机会。
针对外国移民的严格管控，始于2008年，这一年也是天秀大厦由盛到衰的转折之年。“那时候很恐怖的，警察在街上见到黑人就要检查护照，发现问题就会抓到派出所去。”李秋丽说，“甚至有些本来没问题，还有几个月时间才到期，警察拿过去用笔一划，七天!给你改成七天，到期必须出境，没有任何理由，警察就是希望赶你走。”
大卫有个黑人朋友当时因为签证过期被抓了，在拘留所里蹲了一个月。“出来以后他说，中国的拘留所不是人呆的地方。”2008年，大卫也经常在街头遭遇警察，即使检查不出什么问题，他也觉得，在生活多年的广州，自己一夜之间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只是因为身上的黑色皮肤。很多黑人在2008年离开了广州，天秀大厦也不复往昔繁荣。
大卫和李秋丽都记得，曾经有个非洲富商，每年都到天秀大厦拿货。他来的时候，整座大厦都会轰动。“这个老板总是提着整箱的美金，从一楼开始，挨个档口转过去，一边看货一边付现金。天秀大厦里所有人都认识他。”李秋丽说，“2008年之后，他再没来过。”
签证，成为广州黑人族群的隐秘伤痛。2009年7月，位于广园西路的矿泉街派出所被上百名非洲黑人包围，这次群体性事件让广州的黑人再度成为敏感话题。事件起因就是警察检查护照，一些黑人慌乱逃跑，在猫捉老鼠一样的追逐中，有个黑人坠楼身亡。
做调研的时候，蔡晓纯最喜欢去石室圣心天主教堂，在这里她能遇到最友善的黑人。每个礼拜天的下午，广州黑人中的天主教徒会聚集在石室教堂，虔诚地做祷告。等他们祷告完毕，蔡晓纯就过去找人聊天，请他们填写问卷，她就这样在教堂巧遇了同在暨南大学读书的坦桑尼亚留学生安娜(Anna)。
安娜是个漂亮的黑人姑娘，来中国四年了，对这个神秘的东方国度，她至今有很多困惑。比如，为什么广州的黑人小伙子都想追求中国女孩，却没有中国小伙子追求黑人女孩?比如，为什么中国人能做出以假乱真的山寨iPhone，却懒得自己努力创新?还比如，中国人居然没有信仰，天啊，上帝教人行善，那么没有信仰的人，不是很容易做坏事吗?
“我有一些建议给广州市政府。”蔡晓纯给我看她特别收藏的一份调查问卷，在卷尾的空白处有歪歪扭扭的圆珠笔字迹。填写这份问卷的黑人叫科恩(Cohen)，他认真答完了所有的选择题，还用英文额外写了一封信，希望蔡晓纯能把他的意见转达给政府。“我在广州呆了一年了，由于我的家乡正处于危机之中，我无法回家，但是我在广州遇到了签证过期的问题。”科恩写道，“我去移民局向他们解释，请求延长我的签证。可是他们拒绝了我，要求我回非洲去办理。但是我没钱回家。请你们记住，假如政府延长我们的签证，那么黑人在这里就不会继续犯罪。”科恩认为，签证问题事关广州的治安。“因为我如果犯了罪然后跑到移民局要求延长签证的话，你们就会立刻把我抓住。”
——理想生活——
对于大卫和李秋丽，2008年的回忆还有更多的甜蜜。这一年，李秋丽怀孕了，他们决定结婚。
女儿领回来一个黑女婿，这让李秋丽的父母一度很难接受。论家境，大卫的妈妈是坦桑尼亚政府公务员，爸爸在大型国企工作，按照中国家长的考量标准，这些都是加分项。“大卫和我家人的矛盾主要还是因为肤色，其次是生活习惯。”李秋丽说，“没办法，只能慢慢说服父母。我去非洲也一样要面对这些问题。”非洲人生活节奏慢，大部分人没什么时间观念，如果非洲人告诉你见面时间在“午饭后”，就意味着“等我什么时候吃完饭再说”，搞不好就到天黑了。尤其让李秋丽纳闷的是非洲人的审美观：中国女人崇尚“以瘦为美”，非洲女人却刚好相反，“非洲人的标准就是，女人的体型要像阿拉伯数字8。你长得怎样无所谓，只要有个8就行。”苗条的李秋丽跟着大卫到坦桑尼亚婆家，坐在一群说斯瓦西里语、胖得像个8的非洲女人中间，感觉莫名的自卑。
婚礼是李秋丽自己筹备的，在潮汕老家的父母没来帮忙，李秋丽就在广州找了间酒楼，摆了十几桌，夫妻俩分头去请自己的朋友。“那个婚礼我一生都不会忘记。”李秋丽说，当天来的全是年轻人，因为大卫的朋友很多，来自非洲各个国家的黑人们，把婚礼当成了欢乐的派对。他们喝着酒唱着歌，跳起非洲的传统舞蹈，直到午夜都不愿散场。
“最后酒楼要打烊了，服务员来催我们走。”李秋丽记得，那天喝了几万块钱的酒，还有个黑人喝多了，拉着服务员问：“你们是不是把酒藏起来了?”
现在，让我们回到现在，大卫已经成了被潮汕家庭接纳的女婿，他和李秋丽的混血儿子都上幼儿园了。幼儿园的小朋友觉得这个黑黑的小孩子跟别人不一样：“你的皮肤好黑，你好脏。”儿子回家委屈地告诉妈妈，别的小朋友说我脏。李秋丽说，乖孩子，你的爸爸是黑人，所以你的皮肤就是黑的，黑皮肤并不脏，再说了，难道黄色皮肤就干净吗?
儿子说，小朋友们还说我是外国人，应该说外国话。
李秋丽说，你告诉他们，你在中国长大，当然就是中国人。
写完了调查报告，关于广州黑人族群的研究也告一段落，蔡晓纯还是对科恩写在问卷上的信印象最深。“一个月内我的签证就要过期了。”信的末尾，科恩写道，“我真的想在中国多呆一段时间，拜托了。”
你的理想是什么?我问尼日利亚商人小吴。他沉吟了一会儿，大概在想词。最后他看着我说：“我想成为一个好人。”
什么样的人叫好人?
“就是善良，富有，Open(开放)。”小吴说，“我对你好，你对我好，大家都好。中国人为什么不明白这个道理呢?”
我能给你拍照吗?对于这个请求，小吴拒绝了，而沙巴餐厅老板阿里反问：如果我同意拍照，你能帮我获得中国绿卡吗?
【本文选自武云溥作品《生如逆旅》，中信出版社出版，各大电商有售】
来源：武云溥《生如逆旅》 作者：文：武云溥 摄影： 程泉
摘要
安娜是个漂亮的黑人姑娘，来中国四年了，对这个神秘的东方国度，她至今有很多困惑。比如，为什么广州的黑人小伙子都想追求中国女孩，却没有中国小伙子追求黑人女孩?比如，中国人居然没有信仰，天啊，上帝教人行善，那么没有信仰的人，不是很容易做坏事吗?
“广州是个大城市，有很多外国人。”在白云机场开往广州市区的出租车上，司机阿强指着路牌向我介绍：“这边出去是三元里、广园西路，往前走到环市中路、小北路，都是黑人的地盘。”
阿强说的这片地方属于越秀区，聚集着大量来自非洲和中东国家的客商，他们大多肤色黝黑，身形壮硕，几乎都从事同一种职业：国际贸易，通俗说就是倒买倒卖。珠三角拥有中国最庞大、密集的制造业，黑皮肤的商人们在广州林立的商贸城里穿梭，批量订购服装、电器、日用品甚至汽车和摩托车零配件，运到非洲去卖，通常获利不菲。“因为这里的货物足够便宜，在非洲很畅销。”一个尼日利亚商人说，“我来中国就是为了赚钱。我不知道北京在哪里，在我看来，广州才是中国的中心。”
他的中文名字叫“小吴”，2008年来中国，现在汉语说得很流利，这在广州的黑人族群里不多见。但是除了谈生意，小吴也没什么机会运用他的汉语技能，“本地人不和我们打交道。”在宝汉直街的城中村，每当夜幕降临，霓虹亮起，街头几乎全是黑人，宛如非洲市集。
“我们晚上都不去那边，全是鬼佬。”在的士司机阿强看来，即使取个中国名字，黑人也还是“鬼佬”。这个带有歧视意味的称谓背后，是外来移民和本地居民之间难以弥合的心理鸿沟。“我们的房子一般不租给黑人。”房产中介简姐说，“他们太吵，又脏，我不会讲外语，管理很麻烦。”黑人一般睡到中午才出来吃饭，下午逛市场、谈生意，然后和朋友聚会、喝酒到深夜，本地人的作息时间则刚好相反。这种此消彼长的景观，导致黑人聚居的街区被形象地称为“巧克力城”——广州人眼中的城中之城。
——黑色爱情——
在珠江新城附近的“Sports”酒吧，李秋丽翻着酒水单，点了一瓶红酒。“这是我最近的爱好。”她熟练地开启瓶塞，“没准哪天有机会做做红酒生意呢。”珠江新城地处广州的CBD，紧邻繁华的天河北，酒吧里坐满了老外，很多人认识李秋丽，过来跟她打招呼：“嘿，萨米拉!”他们叫她的英文名字，李秋丽也热情地和对方握手、拥抱。
“看不出来吧，我是潮汕人。”李秋丽说，父母从小教育她，女人要以家庭为重。在民风保守的潮汕地区，同龄的女孩们通常都在家相夫教子，很少有人像李秋丽这样外出打拼。“你知道我们家乡的传统有多恐怖吗?”李秋丽说，“潮汕人家一定要生男孩，我有个表姐嫁了人，已经生了三个女儿了，还在拼命生，非要生个男孩不可。她现在一怀孕就跑去香港检查是男是女，女孩就打掉，现在已经打到第七胎了，吓死人。”李秋丽有三个弟弟，都在潮汕老家呆着，“二十几岁了还活在我爸的翅膀底下。”这种“被掌控”的生活方式让李秋丽“随时受不了”。
所以等到在广州读大学时，她终于有机会离开父母的视线，过自己想要的生活。“裙子能穿多短就穿多短!”李秋丽暗暗发誓，要彻底改变已经被长辈铺设好的人生轨道。“在家里我妈妈从来不让我穿超短裙，从来不让我穿吊带背心，从来不让我化妆，从来不让我做的好多事情，我到大学里都赶紧做。”
她在华南理工大学攻读国际贸易，每天打扮得很摩登，在校园里招摇过市，梦想做个成功的女商人，靠自己努力赚很多很多钱——这是当年她能想到最出格的生活，现在看来已经实现了：李秋丽在珠江新城的高档小区买了房，经营一家电器贸易公司，晚上收工后可以到酒吧里喝酒，和来自世界各国的朋友们聊天。
“只要你想改变生活，你就能做到。”李秋丽说。
而她生活最大的改变却连自己都没想到：嫁给一个黑人。
李秋丽的丈夫大卫来自坦桑尼亚，31岁，2002年拿到中国政府的奖学金来广州留学，两人是在学校里的派对上认识的。黑人表达感情往往很直接，在小北一带黑人聚居的街区，中国女孩子很容易遇到黑人小伙子搭讪。“他们经常开口就问你要电话号码，或者直接说我喜欢你，你能不能做我女朋友之类的话。”李秋丽说，她和身边的女伴都知道不能轻易答应黑人的邀请，否则被纠缠起来很麻烦。
大卫追求李秋丽用了三个月，起初没少碰钉子。“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很活泼、漂亮，就问她能不能做我女朋友，她回答不行。后来我才知道，东方女人喜欢含蓄，追她们需要多些时间和耐心。”
大卫开始动脑筋，在校园里处心积虑地制造“偶遇”。吃饭的时候，李秋丽能看到大卫，买东西的时候又能看到他，站在宿舍阳台上看风景，这个黑黑的小伙子还是会出现在视野里，李秋丽开始对他有了兴趣。“当时我以为他是有女朋友的，因为有次去他宿舍的时候看到门口有女孩子的鞋子。”有两个广外的女孩经常去找大卫，李秋丽以为其中一个是他女朋友，心想黑人果然不可靠，有女朋友了还说喜欢我。
“听说非洲黑人可以娶四个老婆，你当心被骗哦。”女伴提醒李秋丽。
说起青春往事，大卫哈哈大笑：“穆斯林才可以娶四个，我信基督，只能有一个老婆。”再次表白的时候，他很慎重，先请李秋丽去酒吧喝酒，然后请她去宿舍坐坐，放浪漫的音乐，两人又喝了点酒。估计气氛差不多了，大卫说，请你相信，我真的没有女朋友……
好吧。李秋丽回答。
——吃在广州——
天秀大厦矗立在雨中。
这座三十六层高、镶满绿色玻璃的大厦，是小北路的地标建筑，也是广州最著名的中非贸易集散地。大厦里密布的几百家商铺和写字间，大部分经营者是非洲人，剩下的也是和非洲人做生意的中国老板。
天秀大厦门前是三条主干道的交叉口，高架桥和铁轨纵横交错，有个造型扭曲的天桥连接各个路口，天桥上有举着“PHOTO”牌子的摊贩。很多黑人来到广州，第一件事就是站在天桥上，以天秀大厦为背景拍张照片，寄给远在非洲的家人，告诉他们广州有多么繁华，遍地是金，发财指日可待。
不过2000年天秀大厦落成时，业主大都是中国人，广州还没有现在这么多黑人。“我是天秀大厦最早的租户。”沙巴餐厅老板阿里·伊士麦尔莱自豪地说，他已经在中国生活了十五年，如果可能，他希望永远不要离开中国，“我会在这里呆到死为止。”
阿里来自也门，这是阿拉伯半岛西南端的国家，隔着狭窄的红海和亚丁湾，与非洲大陆毗邻。在广州，因为各种机缘巧合，阿里本人也像他的国家一样，成了阿拉伯世界里连接中东和非洲的枢纽——在天秀大厦一层的沙巴清真餐厅里，四百多平米的空间坐满了边吃东西边谈生意的穆斯林，除了几个中国服务生，餐厅里几乎全是黑皮肤。
“这里是黑人的据点，很少有中国客人来吃饭。”阿里的助手卢小姐说，“但是我觉得我们餐厅的食物很好吃，你也可以尝尝看。”餐厅的菜单上有几十种地道的清真菜品，价格不便宜，但确实很受附近的黑人欢迎。从开业至今，沙巴餐厅的生意一直很红火。
阿里原本经营一家国际贸易公司，曾经在印度尼西亚呆了十年，十五年前第一次来广州，在陶瓷大厦租了一间档口批发服装。2002年天秀大厦的商铺开始营业，距离陶瓷大厦只有五百米，阿里敏锐地意识到了商机。
“陆续有一些非洲商人到这边来做生意，因为在广州拿货比香港更便宜。做生意的人需要一个见面谈话的地方，需要一起吃饭，有饭吃才能稳定下来。”越来越多的黑人客商来到广州，而能满足他们基本生活需求的服务业链条还未建立起来。当时整个广州的清真餐厅都很少，阿里就因为找不到习惯的食物而备感痛苦，他决定自己开家餐厅。
大卫和李秋丽也选择天秀大厦作为生意的起点，两人租下了大厦里的一间档口。那已经是2007年了，随着黑人的大量进驻，天秀大厦的本地业主开始纷纷搬走，以前定位商住一体的高档楼盘，逐渐变成非洲商人的贸易中心。
围绕着天秀大厦的小北路、登峰街、环市中路等街区，一直延伸到三元里、广园西路一带，聚集了无数黑皮肤的商人。“2008年以前最多的时候，常住广州的黑人大约有两万人，流动人口可能还有六万人左右。”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李志刚是研究广州外来移民问题的学者，但他也无法准确统计黑人的数量，因为很多黑人并没有在中国的出入境管理部门登记备案。坊间流传着另一种未经证实的说法：广州有大约二十万黑人。
有需求的地方就会有市场，如今在小北一带，大大小小的阿拉伯餐厅有几十家。在天秀大厦、登峰宾馆、陶瓷大厦之类的商贸城里，还能找到很多为黑人提供家政服务、机票预订、货币兑换、美容美发等常用业务的店面。
“我可以跟你说说这些黑人的来历。”大卫说，“有一些黑人是像我这样的留学生，在中国读完书以后发现有赚钱机会，就留下来做生意。更多的是很早就在非洲做生意的商人，他们以前在迪拜、东南亚和香港拿货，大概2004年到2005年的时候，很多人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发现了中国内地的市场。”而按照阿里的说法，商人们发现有利润的地方同时有吃有喝，就会蜂拥而至，迅速建立起各自民族和种族的商业圈。
“哪里有钱赚，我们就到哪里去。”阿里已经在浙江义乌开了新的餐厅，他雇佣的中国员工超过一百五十人。
——淘金年代——
大卫是跟着他的非洲同胞学会做生意的。在华南理工大学读书期间，经常有坦桑尼亚商人来找大卫，请他做向导，一起去市场里看货。大卫讲中文很流利，能帮这些非洲商人和中国人讨价还价，老乡爱找他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对同胞的信任感：很多非洲商人都吃过中国人的亏，在他们看来，中国人太擅长骗人了。
“本来在市场里看好的货，交完定金，等货发过来发现换成了另一种，或者是发过来的货物数量不对。甚至有些中国商人收完定金迟迟不发货，等你再去看的时候，他的档口都不见了。”类似的事情每天都在市场里发生，大卫慢慢也长了心眼，“我不再单纯相信档口老板的话，大额生意成交之前，我一定会去看他们的工厂，如果那个工厂看起来不够好，我就不做生意。”大卫说，但是有些貌似可靠的供应商也会出问题。有一次他订购了两千台电视机，因为是熟悉的厂家，大卫没有认真验货。两千台电视机运到非洲才发现，“最多有四百台能用，其他都是垃圾。”
“出现这样严重的质量问题，厂家不负责赔偿吗?”我问大卫。
“他们根本不会承认这种事，反而会责怪我为什么不验货。”大卫很无奈，说在非洲做生意，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并不会签订规范的合同，双方都是基于淳朴的互相信任来合作，这种商业习惯到中国来很容易吃亏，有了麻烦也无法诉诸法律。那笔生意让大卫亏了不少钱，最后厂家同意提供一些电视机零件给大卫，让他一边维修一边折价清货。
“这就是为什么非洲人来中国，还是要找非洲人合作。”大卫帮了同胞的忙，那些老板也不亏待他，经常会给大卫几百上千美元作为酬劳。有些人建议大卫，既然你这么熟悉中国市场，为什么不自己做生意呢?
在2007年的天秀大厦，刚刚毕业的大卫和李秋丽赚到了第一桶金：这是来自坦桑尼亚政府的订单，为一条正在修建的几十公里长的公路提供路灯。大卫在广东中山找到了符合要求的厂商，这笔生意为他打通了与非洲国家政府合作的门路。后来碰到总统大选，大卫还接了一单订制几十万件宣传T恤和围巾的生意。
“像这样的项目，交易额都在几千万美元的级别。”大卫眨眨眼睛，“我不能告诉你我赚到了多少钱，这是商业秘密。”
2005—2007，那是最好的时代，在对中国意义非凡的2008年到来之前，云集在天秀大厦的商人们快乐地数着口袋里的钱，每个人对未来都信心满满。“一条牛仔裤进货价两美元，运到非洲卖五美元，利润是150%，我认识的很多客户一单就订几万条。”大卫说，生意最火爆的时候，每天上午10点钟，商人们要排队进天秀大厦买货，每个档口前都挤满了人。“一个二十平米不到的档口，要租下来你猜多少钱?”李秋丽伸出两根手指：“二十万人民币——这是转手费!租金还要每个月五六千块。”
天秀大厦由三栋楼组成，中间一栋是商用，两边两栋本来是住宅楼，后来都被高价租出去开公司用了。即使这样，当年想在天秀大厦租间档口也非常困难。喧闹的市场，汹涌的客流，是广州的中非贸易极盛时期的景观，也是黑人移民“挤走”本地业主的商业能量。
——隔阂难消——
简姐在宝汉直街守着一个中介摊位。这条街上的房产中介都没有门面，只是在路边竖块硬纸牌子，上面写满出租房的简介和价位，城中村的房子较为老旧所以价格低廉，比如“宝汉直街二楼二房一厅家俬齐1250元”、“村前街一楼单房有床独厨500元”等等。简姐的摊位比别的中介还要豪华些，有两块大牌子，一块写着“租房找简姐”，另一块写着“租房找简姨”。我问她：“外国人来租房子，有什么麻烦吗?”
“没有麻烦，给钱就可以。”
“可是你说过不租给外国人。”
“房子不是我的。”简姐或者简姨说，“我只是中介无所谓啦，是房东都不愿意租给外国人。”
“那这满街的黑人都是从哪冒出来的?”
“我们这里都是民房，有钱的黑人不住这里，他们都住好点的小区里啦。”
大卫和阿里应该属于“有钱的黑人”，能够脱离聚居状态，有自己的家庭，和中国人做邻居，努力融入本地社会，他们是黑人移民族群里的成功人士和逃逸分子。更多的黑人则是像小吴这样，在聚居区租个房子暂且安身，并随时准备拎包离去，奔向下一个“有钱赚”的地方。登峰宾馆的客房几乎永远客满，但住客们总是来去匆匆。我在宾馆里转了几圈，看到一些敞开的房门，里面是堆积如山的编织袋，黑人们拿着手机大声讲话。小北甚至广州，都只是他们的仓库，不是家。
阻碍移民和原住民沟通的因素，不仅有语言和地域文化的天然差异，有时还来自一些莫名其妙的猜疑、恐惧和妖魔化。在搜索引擎里用“广州黑人”作为关键词搜索，很容易看到许多耸人听闻的传言，“贩毒”、“抢劫”、“轮奸”、“传播艾滋病”……诸如此类的负面消息好像都和黑人有关。
“以前我看这些帖子也觉得好害怕，其实了解情况后就知道很多说法都太夸张了，哪有那么危险。”蔡晓纯说，“我经常一个人去小北那边和黑人聊天，请他们填写调查问卷。大多数黑人都很热情、友好。”蔡晓纯是暨南大学新闻学院的大三女生，为了参加学术竞赛，她和几个同学一起准备了名为《在穗国际移民的生活状况和文化认同调查》的调研课题。这个课题主要的研究对象，就是生活在广州的黑人族群。
从去年10月开始，蔡晓纯和她的同学们在广州市内几个主要的黑人聚居区随机发放了几百份问卷，这样的田野调查做了四个多月。“从结果来看，相当多数的黑人表示，他们在广州的生活缺乏安全感。”蔡晓纯说，“就像我们害怕他们一样，他们也害怕我们。”
“确实有一些黑人在广州会惹出麻烦。”大卫说，“非洲的五十多个国家几乎都有人住在广州，可是尼日利亚人的名声就不大好。他们很早就跑到中国来，有些人很穷，以为只要到了中国就有生意做，来了以后才发现要从零开始。没办法，这样的人可能就会做些非法的事情。结果在中国人看来，黑人长得都是一样的，他们就认为黑人都不好。”
“广州人好像很不喜欢黑人，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尼日利亚人小吴说，“很多中国人觉得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赚中国人的钱，错了，我们是帮中国人赚钱，把你们生产的货物卖到世界各地。”这个说法得到了广州社科院城市管理研究所所长黄石鼎的认同，“广东作为世界制造业中心，有很多过剩的产能和库存，被天秀大厦、陶瓷大厦这些中非贸易集散地消化了。”黄石鼎认为，中非贸易繁荣事实上有利于中国的产业升级。
“你们新的国家领导人前不久刚去非洲访问。”小吴问我：“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会对非洲更好?”
他指的是2013年3月下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坦桑尼亚、南非、刚果三国的访问，习近平给非洲带去了多个重要的经贸合作项目。我倒想知道，小吴对在非洲工作生活的大量中国人有何看法。
“我的同胞都很喜欢中国人。”小吴说，“中国人在非洲修建铁路和通信设施，对我们帮助很大。当然，你们也会拿走我们的一些东西，比如石油，这很正常。”他的想法让我稍稍有点意外，小吴解释说，非洲有很多石油和矿藏，比起给美国人和欧洲人拿走，他倒更希望给中国人。“虽然我有个兄弟在美国，但我不喜欢美国，因为美国人喜欢打仗。而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这点和非洲一样。我在非洲的时候以为中国人都很友好，来到广州却发现不是这样。”小吴举例说，假如我和他同时站在路边打车，的士司机一定会选择我而拒载他——这我相信，刚到广州那天，我就问过的士司机阿强：“为什么你们不喜欢黑人乘客?”
“鬼佬很多麻烦啦。”阿强说，“有些人坐车不给钱，还有些人会砍价，说我多收他们钱。拜托，广州会堵车啊，我怎么敢保证每次都走最近的路?”
“我告诉你非洲人的习惯。”李秋丽说，“在非洲，人们认为每样东西的价钱都是固定的。今天买了一条裤子五十元，那好，以后每次买裤子都是五十元。要是有人卖六十元，非洲人觉得那是骗子。要是你敢降价到三十元，哇，非洲人会想，以前卖五十元的都是骗子。”她说现在很多中国商人到非洲去做生意，也打价格战，结果把市场都搞乱了，谁也赚不到钱。
——签证!签证——
听说我是记者，沙巴餐厅老板阿里很激动，他紧握拳头，无名指上的戒指闪闪发亮。谈话开始之前，他先用几分钟时间表达了对中国签证管理制度的抱怨：“在广州我有两套房子，两辆车，三个小孩都在中国出生，我全家都在这里，我给中国政府纳税，可是政府却不给我绿卡，这是个大问题。”阿里说，“我很不高兴。”
虽然依旧声称自己热爱广州，阿里现在却花更多的时间呆在义乌。“广州警方对黑人签证的检查太严格了，同样的签证，在广州只能呆一个月，义乌却能呆一年。”一旦被警察查到签证过期，阿里就得千里迢迢回到他的祖国也门去办理续签，对商人来说，这样的旅途浪费的不止是时间和金钱，还有很多潜在的机会。
针对外国移民的严格管控，始于2008年，这一年也是天秀大厦由盛到衰的转折之年。“那时候很恐怖的，警察在街上见到黑人就要检查护照，发现问题就会抓到派出所去。”李秋丽说，“甚至有些本来没问题，还有几个月时间才到期，警察拿过去用笔一划，七天!给你改成七天，到期必须出境，没有任何理由，警察就是希望赶你走。”
大卫有个黑人朋友当时因为签证过期被抓了，在拘留所里蹲了一个月。“出来以后他说，中国的拘留所不是人呆的地方。”2008年，大卫也经常在街头遭遇警察，即使检查不出什么问题，他也觉得，在生活多年的广州，自己一夜之间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只是因为身上的黑色皮肤。很多黑人在2008年离开了广州，天秀大厦也不复往昔繁荣。
大卫和李秋丽都记得，曾经有个非洲富商，每年都到天秀大厦拿货。他来的时候，整座大厦都会轰动。“这个老板总是提着整箱的美金，从一楼开始，挨个档口转过去，一边看货一边付现金。天秀大厦里所有人都认识他。”李秋丽说，“2008年之后，他再没来过。”
签证，成为广州黑人族群的隐秘伤痛。2009年7月，位于广园西路的矿泉街派出所被上百名非洲黑人包围，这次群体性事件让广州的黑人再度成为敏感话题。事件起因就是警察检查护照，一些黑人慌乱逃跑，在猫捉老鼠一样的追逐中，有个黑人坠楼身亡。
做调研的时候，蔡晓纯最喜欢去石室圣心天主教堂，在这里她能遇到最友善的黑人。每个礼拜天的下午，广州黑人中的天主教徒会聚集在石室教堂，虔诚地做祷告。等他们祷告完毕，蔡晓纯就过去找人聊天，请他们填写问卷，她就这样在教堂巧遇了同在暨南大学读书的坦桑尼亚留学生安娜(Anna)。
安娜是个漂亮的黑人姑娘，来中国四年了，对这个神秘的东方国度，她至今有很多困惑。比如，为什么广州的黑人小伙子都想追求中国女孩，却没有中国小伙子追求黑人女孩?比如，为什么中国人能做出以假乱真的山寨iPhone，却懒得自己努力创新?还比如，中国人居然没有信仰，天啊，上帝教人行善，那么没有信仰的人，不是很容易做坏事吗?
“我有一些建议给广州市政府。”蔡晓纯给我看她特别收藏的一份调查问卷，在卷尾的空白处有歪歪扭扭的圆珠笔字迹。填写这份问卷的黑人叫科恩(Cohen)，他认真答完了所有的选择题，还用英文额外写了一封信，希望蔡晓纯能把他的意见转达给政府。“我在广州呆了一年了，由于我的家乡正处于危机之中，我无法回家，但是我在广州遇到了签证过期的问题。”科恩写道，“我去移民局向他们解释，请求延长我的签证。可是他们拒绝了我，要求我回非洲去办理。但是我没钱回家。请你们记住，假如政府延长我们的签证，那么黑人在这里就不会继续犯罪。”科恩认为，签证问题事关广州的治安。“因为我如果犯了罪然后跑到移民局要求延长签证的话，你们就会立刻把我抓住。”
——理想生活——
对于大卫和李秋丽，2008年的回忆还有更多的甜蜜。这一年，李秋丽怀孕了，他们决定结婚。
女儿领回来一个黑女婿，这让李秋丽的父母一度很难接受。论家境，大卫的妈妈是坦桑尼亚政府公务员，爸爸在大型国企工作，按照中国家长的考量标准，这些都是加分项。“大卫和我家人的矛盾主要还是因为肤色，其次是生活习惯。”李秋丽说，“没办法，只能慢慢说服父母。我去非洲也一样要面对这些问题。”非洲人生活节奏慢，大部分人没什么时间观念，如果非洲人告诉你见面时间在“午饭后”，就意味着“等我什么时候吃完饭再说”，搞不好就到天黑了。尤其让李秋丽纳闷的是非洲人的审美观：中国女人崇尚“以瘦为美”，非洲女人却刚好相反，“非洲人的标准就是，女人的体型要像阿拉伯数字8。你长得怎样无所谓，只要有个8就行。”苗条的李秋丽跟着大卫到坦桑尼亚婆家，坐在一群说斯瓦西里语、胖得像个8的非洲女人中间，感觉莫名的自卑。
婚礼是李秋丽自己筹备的，在潮汕老家的父母没来帮忙，李秋丽就在广州找了间酒楼，摆了十几桌，夫妻俩分头去请自己的朋友。“那个婚礼我一生都不会忘记。”李秋丽说，当天来的全是年轻人，因为大卫的朋友很多，来自非洲各个国家的黑人们，把婚礼当成了欢乐的派对。他们喝着酒唱着歌，跳起非洲的传统舞蹈，直到午夜都不愿散场。
“最后酒楼要打烊了，服务员来催我们走。”李秋丽记得，那天喝了几万块钱的酒，还有个黑人喝多了，拉着服务员问：“你们是不是把酒藏起来了?”
现在，让我们回到现在，大卫已经成了被潮汕家庭接纳的女婿，他和李秋丽的混血儿子都上幼儿园了。幼儿园的小朋友觉得这个黑黑的小孩子跟别人不一样：“你的皮肤好黑，你好脏。”儿子回家委屈地告诉妈妈，别的小朋友说我脏。李秋丽说，乖孩子，你的爸爸是黑人，所以你的皮肤就是黑的，黑皮肤并不脏，再说了，难道黄色皮肤就干净吗?
儿子说，小朋友们还说我是外国人，应该说外国话。
李秋丽说，你告诉他们，你在中国长大，当然就是中国人。
写完了调查报告，关于广州黑人族群的研究也告一段落，蔡晓纯还是对科恩写在问卷上的信印象最深。“一个月内我的签证就要过期了。”信的末尾，科恩写道，“我真的想在中国多呆一段时间，拜托了。”
你的理想是什么?我问尼日利亚商人小吴。他沉吟了一会儿，大概在想词。最后他看着我说：“我想成为一个好人。”
什么样的人叫好人?
“就是善良，富有，Open(开放)。”小吴说，“我对你好，你对我好，大家都好。中国人为什么不明白这个道理呢?”
我能给你拍照吗?对于这个请求，小吴拒绝了，而沙巴餐厅老板阿里反问：如果我同意拍照，你能帮我获得中国绿卡吗?
【本文选自武云溥作品《生如逆旅》，中信出版社出版，各大电商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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