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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文革五十周年—— 網絡文章選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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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ymchen 08.06.16 9:53




紀念文革五十周年
—— 網絡文章選輯

YMC ( 2016 年 6 月 )

【YMC按:

2016-5-16 是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簡稱"文革")爆發五十周年。許多人在互聯網上發表"網絡文章"(簡稱"網文"),紀念這個周年紀念日。本《選輯》選編了五篇"網文":

1. 人民日报:《以史为鉴是为了更好前进》
2. 解滨:《千古浩劫 —— 五十年后谈文革》
3. 陈石宇:《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为资本主义复辟造势》
4. 红小兵:《为什么有人盼望搞文革》
5. 丁学良:《判别“文革”是否再来的三个路标》

這幾篇"網文"讓經歷過文革的人們重溫文革的歷史,同時初步了解文革後國內局勢發展情況。

荒唐恐怖的文革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極大的禍害,絕大多數人民都對文革深惡痛絕;但有一小撮“極左毛派”卻懷念文革,希望文革再次重演;還有一股強大的勢力極力阻撓民間深入研究批判文革,客觀上起了支持“極左毛派”的作用。

於是,文革會不會重演?文革亂象會不會再現?遂成為當前許多人關注的問題 ......。】



※※※※※※※※※※※※※※※※※※※※※※※※※※※※※※※※※※※※※※


【網文-1】

人民日报:以史为鉴是为了更好前进

发表时间:2016-05-17 00:46:54

資料來源:《百度百科》


 photo 20160517003654668.jpg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新华社发


“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大曲折。应该如何认识“文革”?1980年8月,邓小平同志两次会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以坦荡的历史胸襟和客观鲜明的政治态度回答了当时国内国际都非常关注的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同志和“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一年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作出正确结论,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这个决议对“文革”的政治定性和原因分析,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人民的检验和历史的检验,具有不可动摇的科学性和权威性。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造成的危害是全面而严重的。历史已充分证明,“文化大革命”在理论和实践上是完全错误的,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我们党对自己包括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历来采取郑重的态度,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历史决议》把“文化大革命”时期同作为政治运动的“文化大革命”区分开来,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与实践同这十年的整个历史区分开来,有力回击了借否定“文化大革命”来否定党的历史、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观点。正是有了这种正确态度,我们党从挫折中警醒,重申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伟大历史转折,开拓了改革开放新征程。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的国家日益强大,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不断健全,我们的道路越走越宽阔,不会也决不允许“文革”这样的错误重演。

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我们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目的是以史为鉴、更好前进。“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一定要牢牢记取“文革”的历史教训,牢牢坚持党对“文革”的政治结论,坚决防范和抵制围绕“文革”问题来自“左”的和右的干扰,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要毫不动摇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总结历史、面向未来,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树立和贯彻新发展理念,带领党和人民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党中央确定的目标、方向和任务是明确的,深得党心民心,深受人民的拥护。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越是这个时候,越需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拧成一股绳,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排除一切干扰,聚精会神、埋头苦干,把我们今天的事情办好,把我们的既定目标实现好。我们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上来,坚持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矢志不渝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团结奋斗。


【《選輯》未完待續】





   
古箏曲:往事只能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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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m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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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ymchen 11.06.16 9:37




【網文-2】

千古浩劫 —— 五十年后谈文革

作者:解滨( 2016-05-16)

資料來源:《華廈文摘》



 photo 6401.jpg



上个世纪,我们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发生了三场惨绝人寰的大浩劫。 第一场,死了3500万人。第二场,死了7000万人。 第三场,死了2000万人。  这三场大浩劫分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文革。

对! 文革是上个世纪人类的三大浩劫之一。 虽然其死亡人数没有另外两场浩劫那么多,但其对人类文明的破坏丝毫不亚于另外两场大浩劫。  二次大战结束后,战犯被国际法庭审判,被摧毁的城市很快被修复,人们心灵的创伤慢慢被医治,法西斯主义被世人所唾弃,成百上千个纪念碑被竖立起来以悼念不幸受难的人们以及记住那场悲剧。 而文革不但杀了那么多人,而且对于人类的摧残不仅是肉体和心理的,更严重的是对历史遗迹的毁灭,对人类文明的亵渎,对中国人民思想的毒害,以及对中国文化的灭绝。 这些,有的已经永远无法恢复,有的需要上百年甚至几百年才能恢复。

文革结束后,至今没有任何一座文革纪念碑被竖立起来以悼念千百万冤魂,文革中摧残生灵杀人害命的侩子手和恶魔们全部逃脱制裁,文革思想至今还在官媒上以及官方娱乐场合被公然颂扬,老百姓的思想中文革的阴魂还远远没有散去……

一晃50个春秋过去了。

今天,2016年5月16日,是文革50年的日子。

50年前的今天,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 这个通知开始了中国近代史上长达十年的那场浩劫,也就是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两千万人被迫害致死,一亿人受难,国民经济崩溃,教育大倒退,军队不练兵,政府不办公,老百姓缺吃少穿,青年学生被流放到农村当农民,亿万人民只能读一个人的书、听一个人的话、照一个人的指示办事,……。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既无战争又无巨大天灾还无外敌侵略的情况下的空前浩劫。

50年后的今天,那曾经遭受那场浩劫蹂躏的人民似乎忘记了那一切。 今天,没有一家官方的报纸提及“文革”二字,电视台依旧歌舞升平,歌功颂德,似乎文革从来就不存在似的。 最最悲催的是,甚至那些在文革中遭遇过劫难,挨过整,被批斗过的一些高龄幸存者似乎也不发声了。 那些文革中被整死的人们的家属似乎也忘记了他们惨死的亲人。  这一笔历史,正在中国史书上悄悄地被抹掉……。

然而历史不容抹杀,真相岂可隐瞒。 文革,是中国人永远无法回避的史册上的很黑的一页。 既无法撕掉,也不能改写。 无论需要多久的时间,我们都必须正视文革。


(一)


文革究竟是什么? 在很多文革后出生的年轻人的心目中,那是一场父辈经历过的很遥远的政治运动,跟自己毫无关系。 在一些毛粉的眼里,那是一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是防修反修的伟大实践,是清除党内“走资派”,防止中国共产党改变颜色,永葆党的战斗力的一场伟大的革命行动。 然而在那些“地富反坏右”以及他们的家属的感觉中,那是一场血淋淋的杀戮,那是地狱,那是魔鬼的吞噬。 甚至在很多中国共产党的干部眼里,文革也是一场空前的浩劫——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干部被批斗、关押、毒打,甚至残害致死。 那些共产党干部也许做过不少伤天害理的事情,例如内战中枪杀很多血肉同胞,斗地主,枪毙资本家,等等等等。 但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那些都是党的好干部。  文革中,那些“党的好干部”居然和那些地主资本家以及他们的“狗崽子”关押在一起了,一同接受“大批判”和“改造”,一起被斗的死去过来,一起被吊打、坐“喷气式”、吐口水,甚至一起去“见马克思”。

“五一六”那一年,我一年级的教算术的女老师,姓赵,上吊自杀了。  她家庭是上海的大资本家,但她却一点也不像大资本家的大小姐。 她穿着朴素,说话轻声细语,对我们这些小学生和蔼可亲,从来不刁难、辱骂或责备我们。  我是在她死后从那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上知道她的身世的。  我家大院里的一个邻居,档案科长,因为被查出有“历史问题”,上吊自杀,扔下年轻的妻子和一对可爱的儿女。 俺爹是“根正苗红”的共产党,“苦大仇深”的老贫农出身,13岁就加入了共军,居然也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没完没了地批斗,差点死掉。  俺爹一生中就见过一次“资本主义”,但那是在俺出国留学后的第四年来美国探亲。 文革那个时候俺爹那半文盲甚至不知道资本主义是个啥样子,怎么去“走资本主义道路”?

那个时候,弄死个人就跟死个蚂蚁差不多寻常,根本没人当回事。 弄死100个人不过是让人们茶前饭后增加点谈资。 弄死1000人也不过是在当地的对立的两派小报上又增添一个头条新闻。 弄死10000个人就一定有机会升官,当上地区或省革委会主任。 安排弄死100 万人的,跻身政治局的概率几乎是100%。

文革中究竟整死多少人?  这至今还是一个谜。  那年头没有人口普查,户籍登记也基本上瘫痪。 一个人要是死了,就连个死亡记录都没有,最多是把户口给注销了,其目的是不让家属今后继续领粮票。 即使有那么零星的记录,也没有谁会说那是批斗死的、迫害致死的、武斗打死的、被逼自杀的,等等等等。 就连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被迫害致死后,他的死亡火葬记录上也不过把死因写成“烈性传染病”。   有一个方法是可以大致地统计出文革中被整死的总人数的,这就是进行一次全国性的普查,根据那时的户籍以及那些幸存者还有文革过来的人们的口述,一个一个核实。 日本人对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后被炸死的人员名单就是这样一点一点整理出来的。  可是中国政府有这个勇气调查文革中被整死的总人数吗?

197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说:“文革期间,全国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

叶剑英是中共老人,他在文革中虽然也挨整过,但在913事件后很快又被毛泽东重用。 他说的“2000万人”这个数字,应该是中共内部根据各地层层统计上报的数字所做出的相对靠谱的判估。 那个时候文革结束不久,各地的“老干部”才开始被“解放”,他们知道当地究竟有多少人在文革中被整死,老干部们向上汇报的数字应该不会有很大的水分。 但瞒报数字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这是因为1978年那个时候,“清理三种人”的工作还没有开始,各级政府中还有很多“造反派”或“工农兵”干部仍在掌权,他们有理由瞒报文革中被整死的人数,以逃避其罪责。    总的说来,叶剑英所说的“文革期间,全国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应该不是夸张。

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说“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时,林彪听着不顺耳,插了一句话“秦始皇焚书坑儒”,不赞同毛泽东的说法。 毛泽东立马站了起来,当着数以千计的与会代表,发表了一番惊世骇俗的高论:

“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独裁者,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毛泽东其实也瞒报了,他这一生“坑”的远不止“四万六千个儒”,而是几千万个“儒”! 单单一场文革,就“坑”了两千万!

中国历史上有比毛泽东更凶残的暴君吗?

世界历史上有比毛泽东更凶残的暴君吗?


(二)


二战中死的人,多半是在战争中打死的军人和平民,被打死的绝大多数是敌对国的军民。  国家之间的战争,死亡人口大致都是这个情况

但中国文革不是国家之间的战争。 没人入侵中国。

文革中被整死的人们大多不是普通平民或军人,他们大多数符合以下类型:

——   知识分子: 如大学教授、医生、教师、工程师、学者、专家,等等。 这一类人用今天的术语形容就是“知识精英”。

——  文化名人:如作家、画家、艺术家、评论家,等等。这一类人用今天的术语形容就是“文化精英”。

——  国家干部:如国家主席、省长、市长、党委书记、大学校长、工厂厂长、医院院长,等等等等。这一类人用今天的术语形容就是“党政精英”。

—— 工商人士: 如前资本家及其亲属、前投资人、前小业主、前房地产商,等等。这一类人用今天的术语形容就是“商业精英”。

——  敢言人士:如张志新那样的公开批评共产党的有识之士,等等。这一类人用今天的术语形容就是“寻衅滋事者”。

——  前农村富裕人士:如前地主、前富农,等等。

——  有“历史问题”的人物,如前国民党员、前三青团员、前国民政府职员、曾被国民政府抓捕又释放的共产党员、中共前打入国民党内的“地下人员”等等。

按照古今中外的任何标准,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人们大都应该算是国家的精英、栋梁、思想库、良心、爱国者,等等。  换句话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专门用来消灭国家的精英、栋梁、思想库、良心、爱国者的。

历史上有过这种事情吗? 这不是千古一遇的浩劫又是什么?

秦始皇即便焚书坑儒,也没有那么瞎折腾,他登基以后致力于搞好国家建设。 他建立皇帝制,推行郡县制,实行土地私有,统一货币与度量衡,开凿五尺道,构建交通网,统一车轨,等等等等。 而文革则不光是杀人,而且是国民经济全面停顿,人人靠读毛主席的书过日子,靠跳“忠字舞”上班交差,靠手上的老茧上大学,靠“斗私批修”训练军队。  这还是个国家吗?!

所以,虽然文革中被整死的人数没有一次大战和二次大战中那么多,但仍然是上个世纪人类最大的浩劫之一。 因为和两次世界大战不同,文革是有选择地专杀国家的栋梁和精英!  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浩劫!


(三)


说起历史,在漫长的中华历史中,外敌的入侵曾经数次把整个中国给占领,中华民族由外族统治。 例如元朝是成吉思汗的统治,清朝是满族人统治。 虽然这些“蛮夷”杀人无数,荡平了中华大好河山,但他们打下中华江山后却老老实实地开始学习中华文化,丰富中华文化,弘扬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从未被毁灭。 我们知道,唐诗、宋词、元曲,这是中华古代诗词的三颗明珠。 在元朝,儒家文化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蒙古人敬孔子,元武宗加号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使其美誉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孟子等历代名儒也获得了崇高的封号。 元朝在中国历史上首次专门设立“儒户”阶层,保护知识分子,“愿充生徒者,与免一身杂役”。元代的民众普及教育超过了前代,书院达到400余所,州县学校的数量最高时达到24400余所。

清代皇帝们对中华文化更是推崇备至。 我们知道的《康熙字典》一直到今天还一版再版。 康熙钦定的《古今图书集成》更是浩瀚的中国古籍之集大成,该书正文10000卷,分装5020册。 康熙之后的雍正,是在中国历史上唯一向孔子下跪的皇帝。 雍正组织编纂了《二十一史》,下令校勘十三经。 至于乾隆,他组织编纂了《四库全书》。

即便杀人如麻的日本鬼子,对古老的中华文化也是敬仰有加。  日本人深受中国文化影响,深知儒家思想的精髓。 日军打到山东时,东京大学教授高田真治曾经上书日本军部:“山东作战,如破坏曲阜古迹,日本将负破坏世界文化遗迹的责任。”  日军侵略中国时,日本鬼子一面视中国人命如蝼蚁,却又强调保护中国重要的名胜古迹。 日军在完全占领山东之前,提前派先遣部队进驻“三孔”。1938年1月3日,曲阜沦陷。 日军进入曲阜后,派兵把守孔庙,组织军官和士兵进行参拜。直到1945年8月日军投降为止,曲阜“三孔”在日军占领时期没有受到任何破坏。

今天曲阜的孔庙、孔林、孔府,都是假的,都是文革后重新修建的赝品。 真的孔庙、孔林、孔府,早就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捣毁。

公元1966年11月10日,红卫兵谭厚兰一行二百多人到曲阜,与曲阜师范学院联合成立“讨孔联络站”。 行动前他们请示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禹,戚又请示陈伯达。11月12日,陈批示“孔坟可以挖掉。” 谭厚兰一行便砸掉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查封孔府,扫荡了孔子及其后裔安息的孔林。

下面是当时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讨孔战士”的实录:“由红卫兵和贫下中农组成的突击队,带着深仇大恨到了孔林。他们抡起钁头、挥舞铁杴,狠刨孔老二及其龟子龟孙们的坟墓。经过两天的紧张战斗,孔老二的坟墓被铲平,“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大碑被砸得粉碎!孔老二的七十六代孙令贻的坟墓被掘开了……孔林解放了……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获得新生了!”

1966年11月28、29日连续两天,十万人聚集曲阜召开“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 大会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去致敬电,“汇报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造反了!我们造反了!孔老二的泥胎被我们拉了出来,‘万世师表’的大匾被我们摘了下来。……孔老二的坟墓被我们铲平了,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庙碑被我们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偶像被我们捣毁了……”

孔府、孔庙、孔林,共计有一千多块石碑被砸断或推倒,六千多件文物被烧毁、毁坏,十万多册书籍被烧毁或被当做废纸处理,五千多株古松柏被伐,二千多座坟墓被掘。

孔子遗迹在山东曲阜安息了两千四百多年,躲过了无数场灾难,碰到史无前例的毛泽东时代,竟毁于一旦。  世界文化遗迹中有一个被人工抹掉了。

那一年,正是轰轰烈烈、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年。

砸了孔家店,毛泽东还嫌不过瘾。 文革后期,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又专门发动了一场“批林批孔”运动。不把“孔老二”彻底批倒批臭,毛泽东誓不罢休。

砸烂孔家店只是文革中破坏和灭绝中国文化的行动之一。  全国各地在“破四旧”中捣毁、焚烧、砸烂的古迹、古籍不计其数。 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中国人头脑和心目中的中华文化和优良传统,中国人的美德和价值观被彻底摧毁,代之以流氓文化和斗争哲学。

忽必烈和皇太极以及皇军都不敢做,甚至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伟大领袖毛主席做到了!

今天的中国,还有中华文化吗?

不要看中国今天满大街的文化服装,不要看影院里演不完的古装戏,不要看大学里热门的“国学”课,不要看遍布各地的“古迹”,那统统都是假的,都是金玉其外,都是骗钱的!  人们的头脑中早已不存在一丝半点的中华文化。 尊老爱幼早已不存在了,谦虚谨慎早已不存在了,礼义廉耻早已不存在了。 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知报、精忠爱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忠厚、勇毅力行,这些中国的传统美德统统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剩下的只是赤裸裸的物欲、兽欲、人欲、金钱关系、利害关系、权力关系。

而这一切都是从50年前的今天开始的,1966年5月16日。


(四)


二战结束那年,欧洲和亚洲各成立了一个国际法庭,审判那些纳粹和日本法西斯。 其实要处决那些罪犯是很容易的事情,他们被枪毙一万次也不亏。 但是法官们没有草草办案,而是让那些罪犯请律师辩护,让检察官把那些罪犯所犯下的罪行的罪证一条一条提供给法庭,让成千上万的证人去做证,提供证词。 当年法庭的所有原始证据和证词记录今天仍然完好地保留着,而且要永远保留下去。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只有把那些案子办成铁案,那些罪犯才永远无法翻案!   是的,二战的案确实办成了铁案。 可以说,再过一万年,日本和纳粹法西斯也无法为他们所犯下的罪行翻案!

文革结束后,“四人帮”也被审判。 但谁都知道那是走过场。 而且给他们定下的那些罪行,在今天看来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你甚至可以说他们是当年的大英雄。 而且实事求是地看问题,好些人都是文革的罪魁,都该被审判,但他们却逃脱了历史的审判。 还有一些人所担负的罪责更大,但他们反而却成了英雄,例如周恩来。 说起来,“四人帮”的说法不正确,他们至少是“六人帮”,要加上康生和周恩来。 但他们其实也都不是文革的主谋,主谋是谁呢? 是毛泽东! “五一六通知”是毛泽东一个字一个字亲自定稿的,那里面关于发动文革的那些话是他亲自加上去的。 文革中所有的坏事都是他亲自示意、提出或批准的。

不批判毛泽东、周恩来,光批判“四人帮”,那怎么清算文革呢?  “四人帮”冤枉啊!

二战结束后,东北的以及全国各地很多残留的来不及回日本的日军还是被当地的老百姓给打死了。 德国军队的很多纳粹军官乘乱化名潜逃。 以色列为了追杀那些潜逃的纳粹军官,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 以色列政府派出特工、间谍、暗探、律师、外交人员,到处追杀潜逃的纳粹凶手。 不管他们逃到天涯海角,不管他们已经是垂死的老人,也要把他们绳之以法。

文革中有很多的杀人如麻的红卫兵打手、党棍、工宣队流氓、兵匪一直逍遥法外。 割断张志新喉管的那几个侩子手就连姓名都没有披露出来。 所有的罪状都往“四人帮”那里一推了事。

八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题为《追查迫害严凤英致死的刘万泉》的文章,把严凤英死后那个军代表是如何对严凤英当众开膛破肚的细节披露出来,并号召有良心的人们人肉那个变态恶魔。 那件事不能怪江青,因为即使江青也没有批准整死严凤英,更没有下令她死后将她当众开膛破肚。 那篇文章在国内广为流传,甚至一些公安人员读后都怒不可遏。 很快那恶魔的详细信息被有良心的公安人员披露在网上。  也许那个军代表垂老了,还没有死。 现在审判他还不迟。 但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会那样做吗?

请给我一个理由:为什么不可以依法处置那些文革中罪大恶极的凶犯和恶魔?

就算不彻底清算“四人帮”的罪行,放过那些恶魔,那起码也应该把文革的思想根源和理论基础来一个彻底的否定吧?  文革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专制,在中国有谁敢说这个?  中共中央在文革结束后对那段历史做出了结论。 不管怎样,其基调还是否定毛泽东的“前三十年”的,这是因为文革就是毛泽东的“前三十年”中最重要的阶段。 但是习总书记一上台,马上做出对“前三十年”的正面评价。 这不是在替文革翻案吗?

退一万步,文革死了那么多人,就连共产党本身也遭受重创,整个国家被彻底搞乱了,那中国共产党至少要站出来向那些被整死的人们的家属,向那一亿受迫害的人们,全中国人民道个歉吧?

50年过去了,中共道歉了吗?

党啊,你欠全国人民一个道歉,你欠全党一个道歉!


(五)


文革完了吗?

大多数人会说,文革完了。 自从“四人帮”被抓的那一天起,文革就结束了。

是的,那天我偷听敌台,从《美国之音》里听到“四人帮”被抓的消息,激动的一夜没睡着。 第二天其他插队知青见到我也是神秘兮兮的,说话都怪怪的,都在竭力压抑着一种好心情。  两天后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里正式播出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时,我叫起来了,蹦起来了! 天终于亮了!

电影《芙蓉镇》的最后一个镜头,是一位文革打手疯疯癫癫地敲锣走在村里“运动了,运动了…”。

没人相信那疯子的胡言乱语。

但是文革50年后,越来越多的人却相信: 文革还会再来。

文革真的结束了吗? 没有! 它就像一个疾病被暂时控制住症状,但随时可能复发。 这个道理很简单,文革这个顽疾并没有被根治。 中国的专制依在,文革的思想根源仍在,文革的社会基础仍在。 最明显的一个证据: 今天文革在一些中共高官的眼里仍然是个香饽饽!

今年五一六前的两个星期,在习主席的眼皮下,北京人民大会堂里上演了一场文革回潮丑剧。 文革中最流行的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再次登台上演,文革中的口号再次打在舞台上。 而观众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有什么不对,演出结束时掌声雷动,演员们也个个眉飞色舞。

您敢设想有一天德国的某个剧院里上演一出歌颂希特勒和纳粹大屠杀的节目吗? 您敢设想有一天东京的某个剧院里上演一台歌颂东条英机和皇军圣战的节目吗?  那样的事情在二战结束后就不再发生了,因为那违法。 但在中国,无论如何鼓吹文革是多么伟大和正确,都是合法合理的,不但不会带来麻烦,甚至会受到中宣部的重用和提拔。 有人自作聪明地认为那场演出是对习主席的“高级黑”,受到上面的追查。 算了吧!  习主席看完了录像后肯定激动地热泪盈眶,而彭麻麻说不定也不住地擦眼泪。 不瞒您说,即使我恨透了文革,即使我认为毛泽东该千刀万剐,但是我看到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镜头时,血压会忍不住地升高,心跳会无法控制地加快。 因为小时候如果在那种镜头出现时如果我不去鼓掌欢呼雀跃,可能会有人打我小报告,第二天就要在班里写检查,说不定还会挨批斗,挨鞋底,挨耳光。 久而久之,这热爱毛主席成了一种习惯,假装的表情变成一种机械的行动,机械的行动变成一种宗教式的狂热,就跟今天北韩的情况那样。

可以说,文革的毒,浸淫在我们这两代人的骨髓里面了。 如果换了我当个中共高官什么的,我也想恢复文革中的那一套,尽管我对文革恨之入骨。 原因嘛,上一节讲的一清二楚。

可以相当自信地说,只要条件适当,在中国文革随时可能回来。 几个月前的“文革十日”就是一个小预演。

有的人不是在盼着文革再来吗? 我写五一六,他们也写五一六,但角度和观点截然相反,可结论却一致:文革还会再来。

运动了,运动了,运动了……


【《選輯》未完待續】




ym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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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ymchen 14.06.16 10:03




【網文-3】

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为资本主义复辟造势
——纪念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50周年

作者:陈石宇 (2016-5-27)

資料來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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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距今已经50年。在毛主席逝世后的第五个年头通过的《决议》,将这场大革命完全否定了。但是,当这场大革命被完全否定以后发生的苏东剧变,和中国社会的迅速演变,以不可辩驳的事实,印证了这场大革命的真理性。然而,至今仍有人把这场文化大革命视若洪水猛兽,视若“一个幽灵”,动辄就制造出“文革余孽”、“文革遗毒”等神话,以打击他们认为的这个幽灵。在他们那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他们的命根子,是维护他们根本利益的底线,是他们审视一切社会现象的思维定势,也是他们要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完全复辟的需要。

  2012年春,有一个手握重权的大人物,在记者招待会上以“文革余孽”的神话,彻底否定重庆的唱红打黑,可见,此人立场何其鲜明。在此公眼里,唱红打黑是“文革余孽”干的,而他们这些非“文革余孽”,或者说反“文革”的急先锋又在干什么呢?是最坚决支持黑社会,无情的打击唱红歌的死硬分子吗?这岂不是一次绝妙的自我亮相?

  据说在这以前5个月,2011年11月,美国统治集团的高级智囊基辛格到过重庆实地调查,然后在给美国统治集团的报告中说,重庆正在修复共产党与人民的关系,一旦在全中国推广,将全面恢复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魚水深情,对实现美国战略十分不利。主张进行全力打击。可见“文革余孽”之说,与基辛格的主张何其一致,难道这仅仅是偶然的巧合,没有内在联系?

  今年5月2日,五十六朵花文工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型交响演唱会,在演唱的30首歌中,红歌比重较大,如“社会主义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大海航行靠舵手”、“学习雷锋好榜样”等。被一个叫马晓力的女士上书中央办公厅告黑状,胡说此次活动“不顾党的政治纪律”“演出内容充斥着文革镜头”,是“文革文化再现”,是“开历史倒车的恶劣事件,比薄熙来在重庆搞的唱红打黑更有过之,”要求“追究责任”,“给予严肃处理”。她还说“‘文革’很多做法是反人性反人类的,是中国历史上的大灾难大倒退”。她毫无保留的支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认为这“是光明的声音,正义的声音,也是对党自身不良问题的正视和切割的问题”。还说“文革结束40年,现在还有人不断再现文革企图,需要提防”,“文革遗毒必须彻底消灭干净”。同时,她还不无感慨的说:“极左人士的胡乱发声,对其行为不加以管制,而我们这些人士反而受到限制,这是绝对不可容忍的”。

  《环球时报》曾经发表社评,题目就叫《“文革”错误发动50周年,反思不应偏激》,武断的说“文革”已被《决议》彻底否定,那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反思‘文革’的全面成果”,现在的个体反思不应“改变对‘文革’的政治评价”。最近,该报总编辑以单仁平的化名发文,题目就蛮横地认定“‘文革’已被彻底否定”,依据仍是1981年那个《决议》,并说“几代中国领导人都坚定维持了《决议》的结论。”还说:“持续十年的内乱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灾难”,“十年的浩劫给中国的发展造成了严重损失,也让许多中国人留下了永久的人生伤痛”。他声称“随后30多年的伟大实践,则彻底复盖‘文革’”,人们“对今天所走道路的认同是真切的”,再现“文革”“脱离了中国人的现实关切”。

  《人民日报》也在最近用任平名义发表“以史为鉴是为了更好前进”的评论,竟称《决议》经受了“实践的检验,人民的检验和历史的检验,具有不可动摇的科学性和权威性”,还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道路越走越宽阔,不会也决不允许‘文革’这样的错误重演”。

  看来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手中的一把利剑,牢牢守住和紧紧抓住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一命题,既可以彻底否定毛主席,彻底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又可以顺畅的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还可以堵死亿万工农大众的嘴,把他们紧紧的踩在脚下。因此,他们对拥护毛主席,宣传毛泽东思想,歌颂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任何言行,都痛恨不已,发疯似的随便就扣上“文革余孽”、“文革遗毒”的帽子,给予最严厉的打击。

  写到这里,不由自主便想到在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国民党反动派从其阶级本能出发给共产党和毛主席编造了无数骇人听闻的谣言,如说什么“共产党人都是些长着青面獠牙、三头六臂的人,共产共妻,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把一切可能与共产党有关的人和事都视为洪水猛兽,坚决镇压。还利用他们所控制的舆论工具广为宣传,把许多不明真相的人弄得云里雾里,有的人甚至信以为真。他们是法西斯头子戈倍尔的高徒,深信谣言传三遍也会变成真理,所以他们总是不遗余力的重复那些谣言。

  谁知像斯诺这样不愿盲从的外国人冒着生命危险,也要亲自到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看个究竟,结果与国民党反动派说的完全相反,在共产党那里他看到了中国真正的希望,所以,他回国后,写下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向全世界客观地介绍共产党,揭穿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谎言。

  在当今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势力对文化大革命的污蔑攻击也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揭穿他们的污蔑攻击,是每一个至今还愿意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责无旁贷的任务。那些用最恶毒的语言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无论其地位多高,权力多大,查查他们的底细,他们自己或亲属中很少不是腰缠万贯的富人,手中的财富大多不是自己辛勤努力挣来的,其中不少人本来就是一伙窃国大盗,是利用种种卑劣手段把国家财富据为己有的罪犯。他们的阶级属性,早已背离工农大众,挤进了既得利益集团,成了新的剥削阶级分子。他们口口声声高喊的“民主”、“自由”,纯粹是在为富人,为依附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呼叫,至于普通的工农大众除了能供他们奴役和剥削以外,还能是什么?

  今日中国究竟走在那条路上?公开宣传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又在那里呢,难道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私有制成了经济主体,劳动大众重新成为雇佣劳动者,露骨的剥削和奴役代替了当家作主,两极分化已经名列世界前茅,亿万富翁的数量已经赶上资本主义最发达的美国,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早已介入国家政治生活,人与人的关系成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等等是社会主义?是“我们的道路越走越宽阔”?是老百姓越来越认同?然而这又是怎么形成的呢,不是他们极力鼓吹的“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吗?不是搞丢了共产主义信仰的必然恶果吗?

  1981年那个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到五年就匆忙作出的,而且是在一伙被文化大革命所批判过的人为主宰下形成的,能代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心声,能科学吗?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社会的走向又如何以历史和实践的检验来验证其真伪呢?为了彻底粉碎强加在大化大革命和坚决拥护文化大革命的革命派头上的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很有必要依据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对文化大革命作一个透彻分析,以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本来面目。


一、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在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条件下,反对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伟大壮举。


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告诉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无产阶级在夺取了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和消灭了剥削制度及其基础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度以后,无产阶级的江山并不因此就稳若泰山,从此可以高枕无忧,无产阶级夺取到的政权还有得而复失的危险,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有被资本主义制度所取代的很大可能性。因此,毛主席向全世界无产阶级提出:在无产阶级领导革命人民夺取政权以后绝对不能停滞不前,而应当继续革命,向资产阶级和几千年私有制所遗留下来的私有观念,向革命队伍内部的修正主义发起猛烈攻击,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这是毛主席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者未曾明确提出和回答过的问题,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的独特贡献。

  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实践,他们只能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深入剖析,对未来社会提出一些预想,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一个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列宁具有较短时期的社会主义实践,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一个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必然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因素与成长着的共产主义因素彼此进行激烈斗争的时期。因此,列宁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朿,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中的继续”。

  毛主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在正确的总结了国内外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在夺取了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和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后,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还有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为此,毛主席告诫全党,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他还号召人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毛主席尤其重视总结赫鲁晓夫篡权以后,在苏联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教训,指出:“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巩固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

  正是基于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形势和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深刻认识,毛主席亲自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可见,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解决党可能变修,国可能变色,资本主义可能在中国复辟的问题,使我们的国家沿着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继续走下去。这既是共产党革命的真谛,是共产党人不折不扣完成自己历史使命的需要,又是无数革命先烈英勇牺牲所追求的目标,是使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不致白流的有力保证,有什么错呢?

  为什么一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捍卫社会主义事业的大革命,在一些人的眼里居然成了“历史上的大灾难大倒退”,试问这是谁的“大灾难”?对一切企图在中国复辟剥削制度的人来说,确实可能是一场“大灾难”,因为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发展,将把他们复辟剥削制度的美梦打得粉碎,对于他们来说自然是“灾难”了。至于“大倒退”问题纯属胡说,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正是人类社会由生产资料私有制到公有制,由剥削制度合理合法到彻底铲除剥削制度的一次巨大飞跃,怎么反到成了“大倒退”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就是防止已经建立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倒退为私有制,已经消灭的剥削制度死灰复燃,怎么反倒成了“大倒退”了,这不是胡说又是什么。

  中国和世界历史演变的逻辑证明:真正的历史大倒退,恰恰是那些妄图在社会主义中国彻底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他们所干的一切,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复辟倒退。不管人们对苏东剧变的成因怎么看,苏东剧变已经用无可辩驳的铁的事实,证明在社会主义国家确实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巨大危险,证明毛主席的预言何其光辉灿烂。为什么我国那些身居高位,披着共产党人外衣的人,却硬要把头埋在裤裆里,死个人也不认账呢?硬说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经受了“实践的检验,人民的检验和历史的检验,具有不可动摇的科学性和权威性”?你们的实践和历史在那里,为什么连苏东剧变这么大的事你们却看不见,而要凭你们的主观愿望随意解说,你们的科学岂不成了伪科学,你们还有一丁点共产党人的味道吗。


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明白的告诉大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早在1965年初,毛主席在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中,就已经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就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后来,毛主席在一次淡话中,震耳发聩的告诫全党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那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为什么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对象是党内走资派呢?当时,在党和政府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的人,在革命战争年代大多是怀着凌云壮志投身革命的,立下过汗马功劳,是推进革命的有功之臣。然而,这些昔日的功臣,今日却成了革命的对象,这又是为什么呢?

  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记取,党中央离开西柏坡进京时,毛主席对周恩来副主席说是进京赶考和不当李自成。我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无数次农民起义,其中绝大多数都被统治阶级镇压下去了,而明末的李自成所率领的农民军却打进了北京城,但是,李自成不仅没有砸碎旧的剥削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反而当了皇帝,还放纵手下的那些功臣们腐化堕落,李自成只做了48天皇帝,就被赶出了北京城,以失败告终。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革命,同历史上的农民运动,有本质的区别,但是也难保不出现李自成、刘宗敏那样违反革命初衷的事情。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毛主席才在大家欢欣鼓舞进京的热烈气氛中,那么深沉地对周副主席讲到是进京赶考和不当李自成。毛主席当时首先想到的是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队伍,在全国革命胜利以后,能不能经受住胜利的考验,会不会蜕化变质,能不能继续不断前进,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虽然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毛主席早就告诫全党全军:“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更长,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号召全党全军决不可以轻视“不拿枪的敌人”,要时刻警惕敌人糖衣炮弹的袭击等等。但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由于客观形势的巨大变化和一些不利因素的存在,毛主席十分担心一些曾经冲锋在前的战士仍有发生质变的极大可能性。

  首先,几千年来形成的私有观念的影响,是一些过去的革命功臣犯走资派错误的重要原因。毛主席曾经指出:“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利,较少受害。如果对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同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历史上的任何改朝换代,都是一种生产资料私有制取代另一种私有制,一个剥削阶级取代另一个剥削阶级,从而在意识形态方面使私有观念继续保存下来,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则是要用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一切私有制,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与之相适应的必然是要求用公有观念,用大公无私思想替代私有观念或自私自利思想。而几千年形成的私有观念对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人类社会影响极深。在加入共产党队伍的人中,情况也十分复杂,有的人可能在入党时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愿望,但是,参加革命以后,忽视了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放松了自身思想改造,私欲膨胀,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而犯了走资派错误。有的人本来就是为寻找个人的出路而参加革命的,仅仅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他们的世界观基本上原封未动,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重要市场,是党内走资派的重要来源。

  其次,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是一些人犯走资派错误的重要条件。毛主席指出:“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8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了。”“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这就是说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仅仅只是“所有制变了”而已,在其他方面都还带有它脱胎出来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比如,在社会主义社会,一个劳动者,在作了各种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到的正是他为社会所提供的劳动量,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按劳分配。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因为通行的是调节商品交换的同一原则,即等价交换原则。“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的劳动来说又是不平等的权利。”这种弊病,既“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又将在社会主义社会长期存在,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便可以利用资产阶级法权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

  再次,官僚主义恶性发展,使一些昔日功臣停滞不前,甚至走上了反对革命的路。毛主席特别强调在共产党内产生官僚主义的严重性,明确指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他还说“列宁为什么没有停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以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

  实际上,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由毛主席和党中央发动的每一次整风运动,都把反对官僚主义列为重点,但是,由于他们中一些人当了大官,做官当老爷,严重脱离群众,有的人竟把党反对官僚主义当成耳边风,不联系自己的实际,只反对别人的官僚主义。有人说打天下的人不应该坐天下,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关键不在打天下的人坐不坐天下,而在如何坐天下,为谁坐天下,如果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是为自己升官发财去坐天下,不是競競业业为群众办事,而是做官当老爷,这当然不行,这不是打天下的坐天下错了,而是这些人背离了打天下的初衷和理想信念的必然结果。

  在我国在社会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来自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革命的重点打击对象,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主席正确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透彻地分析中国现实而得出的科学结论,也是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理论宝库最伟大贡献。

  当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讲确实被消灭了,而剥削阶级不甘心灭亡的残余势力还会疯狂的破坏和捣乱,但是,剥削阶级既失去了手中权力,又没有了能够支配他人的资本,在绝大多数人民中已经臭不可闻,威风扫地,在一般情况下他们很不容易掀大浪。而党内走资派则不同,他们有共产党员的身份,不少人在革命斗争中又立过功,在群众中很有欺骗性。

  如今,他们位高权重,一旦他们背叛了共产主义理想,露出了复辟资本主义的真容,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危害极大。如果他们篡夺了部分权力,在他们权力所及的范围内,会暗中推动资本主义复辟。如果他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就会打起共产党旗号公开复辟资本主义,使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有被完全巅覆的危险。

  苏东剧变早已用事实证明了这个客观真理。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以来所发生的质变,也充分证明死不悔改的党内走资派是共产主义事业最危险的敌人。

  当然,犯了走资派错误改了就好,但是这是有条件的,一是要在正确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一些在局部条件下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经过教育帮助有可能改过来。如果是错误路线占了统治地位,一些仅仅只是犯了走资派错误的人,也可能成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而不能自拔,改革开放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是不容否定的客观真理。

  二是共产主义理想尚未泯灭,当他看清了在全国推行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反动本质后,决心回到正确路线上来。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一些曾经支持过那个死不悔改走资派的人,后来决心与之分手就是最好的证明。

  三是充分发动群众揭露党的阴暗面是文化大革命的关键环节。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告诉我们的又一个重大问题是:要不要充分发动群众揭露党的阴暗面,这是文化大革命成败的关键。

  社会主义事业是人民群众特别是工农大众自己的事业,没有广大群众尤其是工农大众的参与,社会主义革命要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则更不可能。一切真心实意要为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而献身的革命者,从来都是与人民群众心连心,最热情的欢迎群众批评,指出自己的不足,从而不断把革命引向胜利。只有那些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他们才最害怕广大群众,反对和敌视最广泛的发动群众。

  为什么毛主席健在时提倡“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下同)并写进了宪法,而以后有人赌咒发誓不搞政治运动,禁止“四大”呢,原因就在于毛主席和他们各自所代表根本不同的阶级利益。

毛主席指出:“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劳动权、休息权、受教育的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把人民的权利问题,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管理下劳动…。”
可见,在毛主席看来,国家的各个方面都要由人民来管理,而不能只由一部分人管理,这才能体现人民当家作主,这样的国家才真正是人民的国家。有的人连人民监督国家的权力都抛之于九霄云外,把发动群众揭露党的阴暗面视为罪恶,这样的人掌握国家权力时,那样的国家还是人民的国家吗?岂不早变成少数人的国家,剥削阶级的国家,法西斯专政的国家了吗?

  一到说充分发动群众揭露党的阴暗面,有人就会怒吼起来,认为发动群众正是文化大革命所以产生混乱,出现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重要原因。

  他们说我们已经吃够了混乱的苦头,文化大革命中的打派仗、武斗、打砸抢抄抓、死人的事,那一样不是在群众发动起来以后发生的?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一些人在绘声绘色编制伤痕文学,控诉文化大革命“罪行”时,总是说这些“伤痕”、“罪行”的发生,就是广泛发动群众的结果。所以,他们一方面把这些账算在毛主席账上,因为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的,认为不搞文化大革命就不会发生这些问题。另一方他们就指责广大群众,认为那些问题都是群众干的。

  这种认识显然是非常错误的。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实现这个目标,在文化大革命过程始终,毛主席都一直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强调要排除一切干扰,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重点整党内走资派。

  所以,文化大革命中出现打派仗、武斗、打砸抢抄抓及死人等事,恰恰与毛主席的愿望完全相反,也不是群众发动起来后必然会产生的问题,而是那伙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为挽救自己即将灭亡的命运,采用种种阴谋手段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必然结果。

  如果人们不是要有意歪曲事实,应当记得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矛头是对准谁的呢?是对准一部分群众,整党外和下层,当时由上到下所派出工作组,就是到基层到群众中去抓右派,抓黑帮分子或黑五类,而依靠的对象就是所谓的红五类或单位领导所喜欢和信任的积极分子,从而在群众中形成了明显的两派。

  后来,由毛主席发动批判资产阶反动路线,被整为“黑帮分子”的人才起来造反,成立造反组织,而那些受到领导信任的人也纷纷成立群众组织,以造反为名保护自己的顶头上司,于是,在相当一部份单位都出现了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这两派组织,为争得社会和本单位认可,都努力表现自己,你要保的我就无情的打,你要打的我偏要死保,这就无形中转移了斗争大方向,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打砸抢抄抓等违法行为也就应运而生。

  虽然毛主席在1967年视察大江南北时强调群众组织要大联合,但是,因为走资派暗中破坏而未能变为现实。所以,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种种混乱现象,既违反了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本意,又非群众真正发动起来后的必然,主要是党内走资派破坏的结果。我们绝对不能因为文化大革命中出过这些问题而否定最广泛发动群众的极端重要性。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过去都40年了,被那个《决议》彻底否定也过去快35年了,为什么社会上呼唤和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声音越来越高?这既是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光辉照亮人们眼睛的必然反映,又是这几十年来资本主义复辟的累累恶果让人不堪忍受而逐渐清醒的表现。这不能不使那些反共反毛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势力胆战心惊,他们发出前述的哀鸣和吼叫也在情理之中,这是阶级斗争的正常反映,也许会持续很久很久。毛主席说,这个世界上,一万年以后还会有蒋家王朝的代表。恐怕那时也还会存在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代表,不足为奇。

  2016年5月27日



【《選輯》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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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文-4】

为什么有人盼望搞文革

(博讯北京时间2016年5月30日 转载)

 來源:微信号“黄剑峰图学”作者:红小兵


    今年文革五十周年,很多老人写文章回忆痛苦的文革经历,不过现在很多年轻人倒是希望来一场轰轰烈烈的文革,他们对文革不明觉厉,似乎只要来文革,自己可以把当官的、为富不仁的人打倒、整死,这样的年轻人在网络上特别多,以前主要集中在乌有之乡论坛上(好像因支持薄熙来被取缔了),现在各种所谓的爱国论坛,也时有赞成文革的言论出现,希望再来一次文革。
   
    这事也差一点来了,任大炮事件后,中国重演了五十年前文革前期的序幕,与当年文革开始打到三家村类似,很多人跳出来杀气腾腾地深揭猛批任大炮,写的文章像的王力、关峰、姚文元一样的语言风格,还要揪出任大炮幕后的黑后台,不了,折腾了十来天,新皇帝没有什么最新指示,新文革就短命地搞了十来天,舞照跳,马照跑,市场上照样卖菜,啥也没有改变。那些跳出来的小造反派被一些老腊肉奚落一番,随后,大批老腊肉铺天盖地写文章,回忆当年文革种种暴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还把习仲勋受批斗的照片拿出来,告诫人们绝不要忘记文革悲剧,不能让问文革重演。最近两个老爸受迫害的红二代在争论,要不要反思,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说不要反思,不过他们说的东西不是乌有之乡脑残喜欢看的东西,乌有之乡的粉丝就是一根筋,就是要崇拜毛主席,打倒汉奸走资派有钱人,反美灭日。
   
    文革当中直接被迫害的老人和受害的家属,无论说什么宽宏,心里还是痛恨文革,当然不希望文革重来,可是,一些文革中的施害者、还有乌有之乡的骨干网友们,他们日夜盼望文革再来,罗点点们还写什么狗屁文章,他们乌有之乡的人要打倒的就是你们这些走资派的狗崽子,他们的政治性质和目的是很清楚的。
   
    实际上文革中大部分群体都受害和受伤的,例如造反学生,最后被下放到农村,唯一得益的是城市大锅饭企业的工人,他们在文革十年中,有铁饭碗,生活水平相对农民保持稳定安逸的生活,文革中一直有好日子过,到了改革开放后,他们相对贫困化,因此,他们是现身说法教育下一代,毛主席如何好,文化大革命如何好,邓小平走资派如何坏,暴发的富人如何坏,国外敌对势力如何坏(国外敌对势力没有见过,是CCTV抗日神剧和反美价值观耳闻目染的)。他们的教材理论基础是毛的文革理论,现在事实确凿,是非分明,所以,他们自己和教育出来的下一代,是无比热爱文革,念念不忘打倒走资派,恢复以前工人阶级名利双手铁饭碗的天堂生活。
   
    那么,毛主席的文革理论是什么样的呢?毛主席说,小生产大批地自发产生资本主义(就是指农村农民种菜养猪自发做小商人),中国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代理社会上搞资本主义的坏分子,他们阴谋谋害毛主席,妄图当皇帝,然后复辟资本主义,劳动人民受二遍苦。按照毛主席的理论,果然,毛主席身边的都是一个个的走资派,毛主席预计得很英明,文革就是要揪出这些走资派,彭德怀揪出来了,刘少奇揪出来了,顺便把他身边的一帮支持者也揪出来,罗瑞卿、贺龙等军方人物是刘少奇的支持者,揪出来打倒,后来又说,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也是坏分子,林彪揪出来后,王洪文、陈永贵等工农出身的干部应该做接班人,可是,老毛有点昏,让邓小平出来,这点让铁饭碗城市工人看不懂了,这不是自找的危险吗,后来打倒邓小平时说得很清楚,走资派复辟的危险很大,毛主席老人家早英明预计了,我死了,走资派可能复辟,这话很对,可是行动呢?让工人阶级大失所望的,你明知道人家要复辟,为何,生前不把人家杀了,还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后效果然很好。
   
    所以,下岗工人崇拜毛主席的有一个悖论,就是毛主席什么都预计到,连身后资本主义复辟都与预计到,可是就是太仁慈了,没有把邓小平杀了,结果人家一个宫廷政变,把工人阶级的王洪文抓了,还抓了毛主席夫人,这真是反革命罪大恶极啊,现在人家走资派复辟了,资产阶级上了天,党内走资派与他们勾结,一个个发大财,然后豪宅美女,为富不仁,搞得国家乌烟瘴气。他们领会的是毛泽东的价值观,但是不懂毛为何不用四人帮用了邓小平。
   
    崇拜毛泽东和拥护搞文革的最庞大阶层就是这个阶层,城市下岗工人和他们第二代,他们要发动文革利益诉求清晰,差就差在没有皇帝号召来造反,他们上井冈山是绝对没有勇气和根本反对的,因为他们赞美毛主席和文革根本原因是过去给了他们铁饭碗,现在反对改革开放的原因是打破了他们的铁饭碗,他们接受的毛泽东思想,不是井冈山的,而是文革造反的理论,所以他们盼望文革,不是49年前的解放战争。城市下岗工人本人以及他们的贫二代发动文革的目的就是要把侵吞国有资产的国企老总杀了,把钱权交易的政府后台官员,也一并扫尽牛棚,当然,他们要打倒消灭的对象可以是除了了皇帝以下的任何贪官,打倒完毕后他们坐上当官的位置,然后搞整齐划一的计划经济。这是他们的伟大理想。
   
    农民阶级的文革理想与城市下岗工人有很大的差别,首先,农民的农二代跟随父母到城里卖菜,遭受城市城管的欺负,他们眼中敌人就是城管,如果文革来了,第一要消灭的对象就是这些凶神恶煞的城管,他们想象毛主席来号召参军上井冈山,然后农村包围城市,杀进城市,把城管全杀了,片甲不留。农民们除了城管外,还有一个敌人就是村里的村干部,他们希望来文革后,把村干部揪出来斗一番,关进牛棚,然后让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嘲笑讽刺城市里的青年不会种地,当然最好讨一个漂亮女知青,她家里出身差一点也不管了。至于村干部打倒了,城管消灭了,知青在家里种地了,造反成功的农民理想实现了,新一代农民下一步是想进城也当一个有铁饭碗的国企工人,或者当一个城市里的官,至于农村嘛,自己也不喜欢,而老一代的农民,就把村里的地分了,至于毛主席的一大二公,也忘记了,反正井冈山革命更适合农民胃口,打土豪分田地,分了地好好种,然后去没有城管的卖菜,心底也十分善良。
   
    除了这两大类文革主力军外,还有其他三教九流的造反派,则目的千差万别了,乌有之乡的理论造反派,他们受当局意识形态的情感诱导,看不懂自由派的经济学,他们直观理解计划经济好处,身上的奴性自然而然全盘接受灌输宣传,那么他们仇恨与当局宣传情感不一致的理论家,他们发动文革的目的就是要把任志强、茅于轼、贺卫方、吴敬琏、许小年等汉奸文人统统揪斗关进牛棚折磨致死。还有一些不入流人渣,也嚷嚷要文革,要造反,长的丑,文革目的是向赵薇泼粪,顺便晚上弄回家,玩一夜,运气好,干脆霸占了,如果霸占不了,那把长得好看的演员全五花大绑揪斗了,趁机摸一下,以前看到看不到了,如今可以任意凌辱,也是大块事。除了这些下流胚造反派外,还有成绩不好的,脑子不好的,就要把韩寒、方舟子、莫言、屠呦呦等这些聪明人打进牛棚,尽管屠呦呦说崇拜毛主席,也不管了,只要是牛人,都要打倒,类似反智主义。
   
    以上人群,人数还不少,面对当今中国为富不仁、贫富差距、权力不公、倚强凌弱,他们不知道民主的公平市场是摆脱困境的较好选择,他们只能路径依赖,从过去的铺天盖地的文革语言中,寻找对自己的有利的思想,作为思想武器,随时等待机会来临,要想造反的地下岩浆汹涌澎湃,随时会爆发,这时,中国的集权专制反而是扼杀这种造反的防线,也算是文革理论的自我的枷锁,要是中国是民主社会,第一大民主势力就是反民主的拥毛文革派。
   
    不过,文革拥护者有天生致命的缺陷,他们不是为自己利益随时随地地抗争,而是要有无限热爱的皇帝号召他们造反,才敢去造反,这很悖论的,皇帝最恨手下造反,这个是常理,皇帝号召底层人造反,这反能造到那里去呢?如果皇帝想不来搞文革,这样导致他们造反的武器毫无用处,且在郁闷中逐渐消解甚至消亡。即使他们遇到机会,也是会在拥护新皇帝的狂热中自相残杀,最后沦为奴隶。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设想一下,中国又出现一个新的像毛主席一样的新皇帝,号召大家造反,有乌有之乡马上响应贴出第一张大字报,那么,那历史是非常相似的,首先,乌有之乡造反派先抓任志强去游街,批斗,折磨致死,显然,还要多两个人,什么茅于轼、许小年、贺卫方都要拉出去游街批斗,整死在牛棚。乌有之乡有长长的一百名左右的汉奸名单,如果文革爆发,他们跳出来先搞这些人。
   
    然后乌有之乡的粉丝暴涨,形成新的红卫兵,全国造反,各地揪斗网络大V、演员如赵薇、杨幂、李亦非、邓紫棋、高圆圆、汤唯、周冬雨······一串,极左粉丝把他们剃了阴阳头、袒胸露背五花大绑整夜批斗,整死了一半、整疯了一半(没死是因为造反派里面有一些粉丝晚上暗中送药送水,重演文革中群众保护走资派一幕,大恶必有大善),粉丝们很过瘾,然后,领袖接见造反新红卫兵,号召大家斗争大方向是党内走资派。
   
    按照历史的版本重演,北京乌有之乡网络粉丝把七个常委中的四个全部揪斗,成千上万的部委办干部全部被上街揪斗,无数人死于非命。
   
    最后,终于挖出了中央第二把手的大阴谋家大走资派,全国一片欢呼。
   
    那么上述文革拥护者目的达到了么?还没有。
   
    这时,乌有之乡、强国论坛、铁血论坛、天涯红卫兵、凯迪左派等几个强劲的造反派组织成立,都标榜自己最正确,武斗开始了,武斗中,各地造反派兼并整合,战斗中,粉丝死伤有一千万。最后,造反派组织剩下两大组织,周小平的铁血帮和花千芳的中国梦帮,都有军队介入支持。
   
    这点,乌有之乡的文革脑残是没有想到的,他们似乎不想成立什么大帮派,他们是无限忠于新皇帝,实现中国强国梦,把美国日本消灭干净,国内都是清一色的共产主义接班人。怎么会弄出两个势不两立的造反派呢?
   
    对了,大部分脑残不喜欢,皇帝也不喜欢,但是造反一定会出现造反头子的,一旦坐上这个位置,就不肯下来了,有想当皇帝了。
   
    那怎么行,脑残们没有这个想法,所以,真正的皇帝很容易把这两派头子抓起来,来一个公审大会,突然宣布他们是坏分子,阴谋家野心家,第五纵队,这样,脑残们欢呼,把他们枪毙了,然后世界一片美好。
   
    然后呢?阴谋家打倒了,走资派打倒了,有钱人打倒了,聪明的大V明星都打倒了,科学家也打倒了,剩下的都是革命者,大家一律平等,在国营企业当革命大官。
   
    都当革命大官?可能吗?谁去种地,谁去工厂做苦力?这就计划安排吧,然后,皇帝一挥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青年一律取消城市户口,到农村广阔的天地种地干革命,那里是没有WIFI的。这时,那些城市下岗工人的贫二代造反派觉得不对了,造了半天反,还要去农村?没有WIFI怎么过日子啊?悔之不及。
   
    农村造反派比较高兴,还娶了几个好看的城市妹纸做了老婆。
   
    这TMD谁想出来的文革,弄了半天,大V、富人、大官都搞掉了,自己也只能去没有wifi的农村,谁会干呢?傻子才会干呢。
   
    确实,喜欢搞文革的智商普遍低下,只能想一步,不能想两步,所以,被人利用,被人卖了,还帮别人数钞票,现在利用这帮傻比的人,不是英明领袖,而是他们痛恨的真正的美国汉奸,居住在美国,到大陆来组织极左势力,因为极左的言论,当局还能看着眼熟蒙混过关,这样,乌有之乡也能组织得起来。文革粉丝智商不高,也相当容易被传销组织吸引,这些组织的头一方面在榨取这些粉丝的血汗,另一方面,给这些人洗脑特别容易,让他们无限崇拜而热爱榨取他们血汗的人,直到击穿。
   
    当局也不是傻子,领袖也不是傻子,发动脑残造反,除了搞乱自己的阵脚外,对于高科技武器毫无帮助,搞高科技武器,还是要用那帮大V、科学家、经济学家,何况,现在的脑残智商没有提高,可是纯度已经不是上个世界六十年代那么单纯了,现在乌有之乡粉丝又全部是黄色网站粉丝,这帮人私心杂念太重,革命动机不存,造反也不是真的造反,一有机会就是抢商店抢美女,还要烧房子,届时,政府大楼和百货大楼都是连在一起的,救火也困难的。
   
    这样,新皇帝不来发动,文革粉丝私心杂念又太重,只能就打打嘴皮子仗,各种欺骗和减压释放变成了治标不治本的常规菜,这样的日子估计还要延续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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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文-5】

判别“文革”是否再来的三个路标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丁学良 为FT中文网撰稿

《FT中文网》(2016年05月09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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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半个世纪前,毛泽东籍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全面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在过去的近四十年里,也就是自中共顶层于1977年8月正式宣布“文革”结束的时候起,就不断地被中国人和外国人问起:它是否会再来一次?每逢“文革”发动和结束的五周年和十周年纪念活动期间,这样的问题总是会更加得到海内外学术圈乃至公众的广泛关注和深思(“维也纳大学著名汉学家S. Weigelin-Schwiedrzik 魏格林访谈录”,成都:《中外文化与文论》2015年12月号)。

今年作为文化大革命发动的五十周年,这个特别的时间点本身,就正在激发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政界、知识界、传媒界和投资界出现讨论的高潮。而如果人们联系到——怎么可能不联系到呢?——最近几年内中国已经发生的和尚未结束的几桩重大事件和文化知识领域里的热点动向,“文革是否会再来一次?”这个问题,便成为现实含义沉重得教你无法一笑置之的拷问。

诚实而言,回答“文革是否会再来一次?”这类超复杂的严肃问题,是不可以信誓旦旦地拍胸脯去预言未来的。有句英语俗谚特别富有智慧:Never say never in politics!(在政治领域里绝不可以说“绝不”!)——政治领域里有太多太突然、太难预测的随机变化,尤其是在尚未建立稳定透明的宪政体制的国家。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凭藉过去的历史经验,辅之以比较政治社会学的视野,勾画出“文革是否会再来一次”的几条边界线。它们有如地图上的路标,帮助我们判别“文革”式的政治巨变再发生的概率之大小。

在笔者根据亲身经验和研习绘出的“事态草图”上,至少有三条边界线最关键(其它较次要的边界线以后再补充说明)。它们堪作为警示性的红路标,如果中国今后的事态演化跨过了其中的一条边界线,对“文革是否会再来一次?”的肯定式判断就将显著上升。当然事先须明言的是,这三条边界线的相对比重并非一模一样,它们的相互关系在以下的讨论中将解释。


第一条边界线是社会管治性质的


这条边界线可以这么表述:如果中国大陆持续地、越来越多方面地压缩中外之间的往来交流——这是一个醒目的路标,“文革”再来一次的可能度就显著上升。

中外之间的往来交流之量和质的巨增,包括各行各界的人员、信息、观念的跨越边界的形形色色互动,是1976年“文革”结束后中国内地本身和中国与全球文明社会之间发生的最醒目、意义最深广的正面变化之一。只要这些中外往来交流的大门大窗还开着,任何个人或组织试图再搞一次“文革”的筹划,无论多么精心刻意,就推展不下去。

五十年前毛泽东能够顺利发动“文革”,其根本保障之一就是,那时候的中国大陆早已经与外部世界隔绝了,因此可以“关起门来打狗!”把门紧紧关起来是必要条件,不仅这使得门里边全面开展打狗的作业成本低,打死打伤了多少让外界难以知道、难以追究、难以救援,而且也使得被打的狗们无处可逃。

毛泽东早在1949年取得全国政权前夕,就步步朝着把中国大陆对西方世界的大门尽快关闭的彻底革命目标挺进,因为他要做的事情太有赖于此一必要条件了。毛于1949年初对斯大林秘密派到西柏坡会谈的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说,中国的屋子太脏了,“垃圾、尘土、跳蚤、臭虫”什么都有。解放后必须认真打扫这所屋子,然后再请客人进来(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79-381页;《毛泽东年谱》,北京1993年版,第3卷第448页)。次年1月13日,毛就赶走美国官员、砍断中美正式关系一事通报苏联外长:“我们需要赢得时间来整顿国内秩序”。紧接着毛发电报给正在苏联会谈的刘少奇:美国撤退在华一切官方人员“对我们极有利”(《毛泽东文稿》,慕尼黑/维也纳1982年版,第1卷第241页;莫斯科AVPRF,卷宗3目录65,案卷364第97页)。到了“文革”发动前夕,中国大陆不但隔绝于西方,也隔绝于苏联东欧,还隔绝于周边地区,蒙昧主义已成社会常态,全国犹如一个铁桶。若无这一完美条件,就无法对几千万的“黑五类”、“黑九类”分子发动持续不断的精神和肉体摧残。

拜改革开放之后续影响,当今的中国大陆每年出境旅游者有一亿多人次(去年1.2亿),入境来访者几千万人次;在海外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年度统计达百万人以上(去年170万);各种各样的现代化通讯渠道多少都有一些。门窗开得这么大,实难再搞一次“文革”。即便有些人不能出境,有些人不能入境,有些人的护照被上交,有些互联网站被封,有时某个地区被断网,那也是定点定线的管控,至多是划块分片的管控,与“文革”前夕的完整铁桶体制相比,是天差地别。


第二条边界线是经济体制性质的


这条边界线可以如此表述:如果中国大陆经济与外部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体系越来越少连接串通、相互依存度大幅降低,“文革”再来一次的概率就大幅上升。

这条边界线作为路标虽然不像上述第一条那么醒目,但也是可以用长时段数据客观测算的。中国大陆的经济体系从1950年代初开始,快速脱离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联接;从1950年代末起,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自我循环体系。官方宣传说它是“自力更生、自足自给”,实际上它是倒退至半奴隶制的准战时经济模式,与现在的朝鲜体制属于同一家族。这样的模式虽然令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却经得起国内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折腾,因为你怎么折腾,也不怕外资逃亡、外贸崩塌、本国货币兑换率狂泻、外币存储枯竭等等。

而当今的中国大陆,已经深深植入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是世界第一的货物贸易国、名列前两位的吸引外资国、快速上升的国际金融运行国、高新技术循环大国,等等。所有这些与国际经济体的活生生串联,都是中国党政军体系的输血大动脉,它们一旦被折腾得萎缩干枯,那就是国民经济沉船的前兆。警铃响几下,船长、大副、二副们就得抢险:船要是给折腾沉了,他们也就当不成船老板了。被称为“小文革”的1982-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刚发作了几个月就停机熄火,原因就是它严重损害了中国的经济开放改革。实际上,它的打击重点是文化知识界,属于上述社会管控领域,可是迫使它下马的却是经济的动因。所以,一个持续对外开放的经济体,是中国抵御“文革”再来一次的主力军。


第三条边界线是权力运作性质的


这条边界线划分的参照点是毛泽东倾力发动“文革”的第一个大手笔,可以这么表述:假如中国大陆发生了以武装力量为直接手段、对数量众多的高层文职官员进行规模清洗的事态,那么,“文革”再来一次的可能度就急剧上升。

此处要害是“武装力量vs.高层文官”这个对子。中共虽然主要靠着武装斗争取得政权,但1949年以后的长时段里,毛泽东治理中国最核心的规则之一,是防止军人随意干政。毛在1950年代初到1960年代初、1970年代中期两度重用邓小平,主要因素之一也是邓坚持贯彻这一规则。因此可以这么说,作为执政党的中共,其权力架构的正常状态是文官主政(参阅比较研究共产党体制的名著对此的解释:Janos Kornai, The Socialist Syste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45-48. 作者特别驳斥以“军事专制”来界定从苏联东欧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突然出现动用武装力量——包括正规部队和核心警力——来对付高层文官,而且不是针对几个,是针对批量众多的高层文官,那么,其含义是极具震撼性的。它表明,在党政高层已经没办法通过正常的权力重组的规则,来达到人事或政策的重大变更,这样的目标受到高层文官多数的反对,于是只好动用武力。

这恰恰是1966年出现的状态——毛泽东在许诺拉拢了林彪集团,同时对首都的军警要害单位作了一系列复杂的结构调整、人员挪动、指挥链变更之后,对刘少奇为首的大批高级文官发动了连续清洗(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香港:田园书屋2007年版第286-362页)。严格说来,毛泽东的这种权力运作并不能和一般界定的军事政变划等号,因为后者通常是一帮职业军官秘密勾结以武力推翻其顶层上司,而毛本人就是文(党主席)武(军委主席)顶层一把手。所以,这只能从破坏党政领导制度和组织原则的角度去解释:毛泽东无法走正当程序改变大政策和高层人事结构,只好以游击战手法先破局再设局(李逊:《革命造反年代》,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章)。1977年后邓小平那一代高层多次提及此一教训,念念不忘。


小结:要素和整体


五十年后的今天,无数中国人和海外观察者还在疑问:“文革”是否会再来一次?这种担忧确有部分根据,1982-1983年的“清污”运动、2008-2012年的“唱红打黑”运动,是曾经发生的最醒目的类似“文革”实例。不过从以上的讨论,我们还是能够比较有把握地说,1976年后虽然中国大陆有的时候、在有的方面或有的地区,发生过“文革”某些要素的回潮,但“文革”整体并没有再来,上文列举的三个警示红路标没有相继亮灯。

展望未来的十至十五年,“文革”要素回潮仍然会发生并造成个人的或局部的悲剧,但“文革”整体再来却极不可能,因为当今的中国大陆已经在摆脱“文革”发动的必要条件之路上走得相当远了,已经形成的从上到下的多重利益结构,使形形色色得益者们不愿或不敢砸碎脚下的大船。即便有些人或帮派做梦再搞一次“文革”,那是虚张声势、力不从心。诸位若是不信,可回顾薄熙来一伙在官场的后20年。

小结:最近一两年来海外无数 “文革又回来了!”的洋文中文言论,是惊弓之鸟的高音鸣放,值得我们警惕,但不能够据此来展望中国的大走势。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選輯》全文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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