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维耀回顾大“風暴”年代

《被勾起的一段 "苦澀的回憶"》

YMC (2020年5月)

漢利兄代筆的這篇《梁維耀回顧大“風暴”年代》(以下簡稱《回顧》，使我不禁想起漢利兄另一篇佳作(註-1)。兩篇文章主要描述他們在西歐留學期間，利用假期“周遊列國”的一些趣事。在英國留學的維耀兄，坐“順風車”輕鬆地遨遊歐洲大陸；而在瑞士留學的漢利兄，則踩著“腳踏車”瀟灑地環遊瑞士。

他們講述的是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故事。那個年代正如《回顧》中點明的那樣，是“大風暴年代”。那個年代的最大特點是：全世界都彌漫著“左傾思潮”的氣息，而在印尼，特別是在印尼華僑社會中，氣氛更加熾烈。

他們的回顧/回憶，勾起了我深藏內心的一段 "苦澀的回憶"。

當時，在印尼華僑社會中，發生了兩件引人注目的事件：

※ 許多滿懷愛國激情的印尼華僑青年學生，被一波又一波的“回國潮”捲走，浩浩蕩蕩地踏著五彩繽紛的浪花，北上“投奔祖国”“回国深造”；

※※ 另有少數印尼華僑青年學生，卻低調地逆流西行到西歐留學。

(1)令人羨慕的西歐留學生活

十分欽佩維耀兄和漢利兄，以及其他到西歐留學的師兄師姐，他們沒有隨大流北上，他們“逆流西行”這條路走對了。他們在西歐考上了理想的大學，在優越的環境中，安心讀書研究學問，假期期間還可以自由自在、隨心所欲地到處旅遊。若干年後，他們順利大學畢業，獲頒博士學位。之後，他們加入所在國國籍，落地生根，成家立業。他們努力工作回饋社會，而社會也給了他們豐厚的報酬，使他們可以過著安全和有尊嚴的生活。他們的人生道路寬敞平順，生活環境安定幸福，實在令人非常羨慕。

(2) 不易適應的“回国深造”的生活

反觀被“回國潮”捲到祖國的印尼華僑青年學生，就沒有那麼幸運。國內的實際情況，與印尼華校左派老師描述的情景，落差極大。

按國內階級分析，歸僑都屬於“家庭出身不好”那一類，因此高中畢業的歸僑學生，高考合格後，絕大多數只可分配入讀二、三類大學。在國內的大學，思想政治教育抓得很緊，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是必修課，校規明確規定學生必須經常參加各種政治運動，還要定期參加體力勞動和軍事訓練。新入學的歸僑大學生，服從命令聽指揮，循规滔矩努力學習，終於順利大學畢業。畢業前，一些人被吸收入團，少數人被培養入黨。由於消耗在政治活動方面的時間精力和資源太多，以致在四、五年的大學生涯中，許多學生實際上並沒有充足的機會，可在安寧的環境中，認真學習鑽研現代科學知識。

至於像維耀兄和漢利兄那樣的“自由行”，在當時的國內是不敢想像的事。因為買火車票住旅館要單位介紹信，到飯館吃飯除要付錢外還必須交糧票，相當麻煩。另外，當時校領導作報告經常提醒，階級鬥爭尖銳複雜，要嚴防美蔣特務破壞搗亂。一些老歸僑，再給新歸僑“解畫”，善意提醒他們注意言行、避免接近保密設施，以免誤入“特嫌疑雲”。因此，這些新歸僑豈敢像維耀兄和漢利兄那樣“到處亂走”？！

當時國內大學畢業生，都由國家統一分配工作，他們被分配到全國不同的單位。來到新的、生疏的環境，他們牢記老歸僑的忠告，在工作中，任勞任怨出色完成任務；在各類活動中，謹言慎行，多看多聽多想、不爭論不抱怨。例如，接到通知要投票選舉人大代表，但現場沒有任何競選活動，連候選人也不見人影，和在印尼所見所聞完全不同，實在不理解，但他們不聲張不評論；又例如，國內糧油食品甚至日常用品奇缺，都要憑票證定量供應，當局說，這是天災和蘇聯逼債造成的“暫時困難”，他們隨大流表示深信不疑，並與全國人民一起忍饑挨餓，逆來順受，毫無怨言。於是，他們平安度過“文革”前的歲月。

1967年“文革”爆發，起初他們也激動興奮地“緊跟”了一陣，但隨著混亂局面迅速漫延，許多不可理喻，甚至是慘絕人寰的事件相繼發生，他們於是滿腹疑惑地主動退居一邊當“消遙派”。但“消遙派”的日子也不好過。他們在驚恐中被迫天天學《語錄》、“鬥私批修”、“早請示晚彙報”、跳“忠字舞”…；還被迫參加各式各樣的“批鬥會”，批判鬥爭從中央到本單位的大大小小的所謂“叛徒、內奸、工賊、特務、走資派、三反分子、歷史/現行反革命、國民黨殘渣余孽、漏網地主、漏網右派、反動學術權威、地主資本家的孝子賢孫…”。當年他們回國時，潛意識中認為“投奔祖國”就是“投奔祖國親人”，因此很自然地把周圍的同學、老師、同事、領導都當成是自己的親人。他們從思想上無法接受自己身邊竟然會隱藏著那麼多的“敵人”和“壞人”，從感情上他們同情被批鬥的那些人。他們逐漸感到自己身處怪異詭譎、醜陋險惡的環境中，下意識地急欲回避擺脫，於是很自然地產生“出國”的想法，最後終於被捲入到，由在北京的歸僑於71年底、72年初啟動的“出國潮”。

在“出國潮”中，從不同國家回國的無數歸僑，爭先恐後地逃離祖國，接著又憂心忡忡地，湧入當時還是殖民地的香港和澳門(註-2)。之後，他們再絞盡腦汁，設法回到各自的出生地，或移居其他國家(美、加、澳、紐、西歐等)，但只有少數人成功，多數人最後都不得不滯留香港、澳門，並在此度過餘生。

當年，滿懷愛國激情“投奔祖國”的許多印尼歸僑學生，由資本主義的印尼，到社會主義的中國，轉了一圈，又回到資本主義的國家/地區。他們最後的結局竟是如此不堪回首，真令人不勝唏噓。

(3)兼聽則明，偏信則暗。

經歷過“兩潮”磨練、如今在香港定居的原印尼歸僑，許多人都已“七老八十”，偶爾相聚時，有時會情不自禁地回顧過去那一段經歷。他們經常議論的問題是：為什麼當時有那麼多人“迷路”，一窩蜂地“北上”？只有少數人頭腦清醒，“逆流西行”，走上“正道”？

有一位學長分析說，印尼獨立後，第一任總統蘇加諾沒有像共產黨主張那樣，去搞社會主義革命，他保留荷蘭人留下的政制架構，發展資本主義民主自由體系，保護新聞自由，推動民主選舉。因此，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左中右報刊雜誌都可以在印尼自由出版發行，不僅有印尼文、荷蘭文、英文等版本，中文版本也有，例如，親北京的左派報刊《生活日報》，和親台北的右派刊物《天聲日報》等。

到西歐留學的那些印尼華僑青年學生，在印尼時就經常瀏覽閱讀各種左中右報刊雜誌，因而掌握大量資訊，加上他們善於獨立思考，因此他們在大是大非問題上，才會清醒地作出正確的判斷和選擇。反觀北上的許多人，卻只聽左派一種聲音，排斥其他聲音，資訊不足，看不清事實，難免被蒙蔽，認錯路跟錯人。

因此，我們一定要牢記：“兼聽則明，偏信則暗”這句中華古訓。

(註-1)：漢利兄寫的有關他踩著“脚踏車”環遊瑞士的報導，曾經刊登在《巴中網站》上。標題忘了，但內容卻深印在我腦海中。
(註-2)：香港當時是英國殖民地，1997年7月1日回歸祖國；澳門當時是葡萄牙殖民地，1999年12月20日回歸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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