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唐恐怖的“文革”》選輯<二>

遇罗克早年与家人的合影

● 坎坷曲折的生活道路

遇罗克生于1942年，北京解放时他才六岁。新中国成立后，他是第一批戴上红领巾的少先队员。他从小喜欢读书，爱思考问题。小学四年级时，同学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小学究”。

1954年，十二岁的遇罗克，考入了北京市二十五中学。一踏入中学的大门，他就向组织递交了入团申请书。他信心十足地向更高的目标迈进。

但是，金色的少年时代，很快就消逝了。

1957年曾在水电部任工程师的父亲，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打成“右派分子”；母亲是北京市工商联委员、全国妇代会代表，也因为替一个“右派”辩护，同时成了“右派分子。”从此以后，家庭问题就象一块沉重的大石头压在遇罗克的身上。

1960年，遇罗克高中毕业，他渴望上大学深造，便信心十足地参加了全国统一高考。考后核对答案，他知道自己考得不错，上大学是不成问题了。但是，发榜时，遇罗克收到的却是一张未被录取的通知书。这对遇罗克是很大的打击。他怀疑高考不被录取是因为学校的老师给他扣上“白专道路”的帽子造成的，于是就向教育部写了一封申诉信。几天后，北京市教育部门给了他一个答复，说他没有考上大学是因为“不合标准”。究竟不合什么“标准”呢?复信没有说明。但北京市教育部门给教育部写的一个报告中，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遇罗克没有考上大学“主要因其政治条件不够录取标准”。但他不甘心，决心有机会再考一次。为了迎接第二次高考，他几乎用全部业余时间，全副精力复习功课。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把大学一、二，三年级的有关课程全部学完。1962年高考后，他认为各科考题都答对了，每门都有九十分以上的把握。他想这回录取该没有问题了。那些天，他憧憬大学生活，越想越高兴。可是发榜时仍然不见他的名字！

无情的现实终于使遇罗克明白过来了——像他这样家庭出身的人，是得不到公平待遇的。政治上、学习上都不允许他上进，他的前程将是无比艰难。但是，要求学习、要求进步的遇罗克，总是勇往直前。在第一次高考没被录取之后，他就决心在实践中踏出一条自己的路。他报名到郊区人民公社去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对于他来说，这是上社会大学。

1961年春节前夕，遇罗克接到了批准他到大兴县红星公社农场去落户的通知，当天他就办好了去农村的手续。那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副食品供应很紧张，姥姥希望他等母亲下了班再走，晚走一天还可以多买一份春节及二月份的副食品（那时很多食品是要凭户口本等按人配购的）。但是他说：“去农村是我盼望已久的，我马上就走。”当天下午他就兴冲冲地赶到农场落户了。

在农场，他自觉地锻炼自己，他的体力并不强，干活跟不上别人。队长要给他换轻一点的活儿，他拒绝了，坚持和壮劳力一起干。

对农村生活的熟悉和热爱，激发了遇罗克的创作热情，他利用每天的劳动之余，创作了许多文艺作品。1962年《北京晚报》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蘑菇碉堡和菜花老人》； 1963年《大众电影》登了他的《评影片<刘三姐>》，1964年他写了《焦裕禄演戏》的梅花大鼓词，由北京曲艺团演出。

但是，除了这几篇作品得以发表外，大部分作品都以作者“出身有问题”被卡住了。当时，《北京文艺》有一个编辑从来稿中发现了这个青年的才华，想培养他当“业余作者”，后来因为遇罗克的“出身不好”，被迫取消原来的打算。遇罗克很想在文艺方面作出一些成绩，然而他的作品一篇接一篇被退回来的现实，使他失望了。他更没有想到，这些充满着生活气息的作品，后来竟成为他“反革命罪状”的一部分。

1964年，遇罗克回到城里，干了整整两年的临时工,才由劳动部门分配到北京人民机器厂当徒工。这时十年动乱的烽火已经燃遍了全国。他还来不及体验工厂的生活，就被卷入这场动乱的漩涡之中。


● 敢向姚文元叫板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抛出了《评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发出了“文革”十年动乱的反革命信号。遇罗克看看姚文元的文章，觉得很不对劲，简直是乱扣帽子颠倒黑白，立即起而迎战。他写了《从<海瑞罢官>谈到历史遗产继承》，批驳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错误观点，把稿子寄到《红旗》杂志社。接着他又写了《和机械唯物论者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寄给《文汇报》。

寄给《红旗》的稿件没几天就被退了回来。遇罗克在当天的日记上嘲笑姚文元一伙时写道：“报纸上的一些无聊文人大喊：‘吴晗的拥护者们态度鲜明地站出来吧!’今天有一篇态度鲜明的文章又不敢发表。”1966年2月13日寄给《文汇报》的那篇文章发表了，从版面编排，遇罗克立刻看出编者的用心。他在当天的日记上写着：“整个版面安排对我纯属不利……我的文章俨然是工人和农民的反面教材了。”但是，他毫不畏惧，他为自己“敢道他人之不敢道，敢言他人之不敢言”的精神而自豪，充满着必胜的信心。他在日记中写道：“真理是在我这一边的。”

5月8日，林彪，江青一伙公开向北京市委开刀了。满城的报纸都用工农兵的名义连篇累牍地声讨所谓的“三家村”了（指北京市的三位领导）。遇罗克一眼便看出了这里的诡计，他在6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文化革命闹得不可开交，都是工农兵发言？都是一个调门？我想这次假使不是反对邓拓，反对的是姚文元，只要报纸—说姚文元是反革命，那么，这些工农兵的发言用不着修改，就可用在姚文元身上了。”遇罗克对盗用工农兵名义以达到自己目的的人进行了无情的鞭笞。

但是，斗争的序幕刚刚揭开，遇罗克已经意识到这场斗争的严重性，而且自己决心要投入这场逆风恶浪中去经受考验。他在日记中郑重地警告自己：“努力够了吗? 吃苦够了吗?挫折够了吗?读书够了吗?修养够了吗?都不够。可以休息吗?能够自满吗?前途还漫长着呢！”

果然，形势越来越严重了。一些青少年在某些别有用心者的煽动和指使下，有的上街“扫四旧’，有的到处“抄家”、搞打砸抢，有的公然提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到处围剿所谓“狗崽子”。一些无辜的公民被活活打死，恐怖的气氛笼罩着全中国。

正在上中学的遇罗克的弟弟妹妹，对这种侮辱人格、摧残大批青少年心灵的反动论调，困惑不解，就去问哥哥。遇罗克对他们说：十几年前，咱们国家曾演过一部印度电影《流浪者》，用事实控诉了“法官的儿子一定是法官，贼的儿子一定是贼”的荒谬观点。没想到几十年前被外国批判的东西，现在在我们这里又出现了。


● 拿起笔来，批判反动的血统论

那时，遇罗克感到血统论在青年中，在社会上的严重危害，萌发了写《出身论》的念头。

1966年12月，开始自上而下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此同时，可笑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也受到了群众的抵制和批判。但是，在极左路线下，出身决定一切的思潮，经过改头换面仍在继续泛滥（实际上这种实际状况一直延续到粉碎四人帮后的很长一段时间—— 编者注）。在这种情况下，遇罗克不顾个人安危，以极大的勇气，写下了一万多字的论文——《出身论》。

他在这篇文章中沉痛地指出：“左”倾路线影响的时期，出身不好的青年“往往享受不到同等的政治待遇”。特别是所谓“黑五类”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经成了专政的对象。他们是先天的“罪人”。这—时期，有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面对这样一个严重的问题，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

在《出身论》中，遇罗克有力地批驳了反动血统论。他认为：一个孩子“稍懂事就步入学校大门，老师的话比家长的话更有权威性，集体受教育比单独受教育共鸣性更强……领导的教导，报纸、书籍、文学、艺术的宣传，习俗熏染，工作陶冶等等，都会给一个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影响。这统称为社会影响。这都是家庭影响无法抗衡的。”因此，他认为：“总的来说我们的社会影响是好的。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制度是无比优越的，我们的党是最重视年轻一代成长的，我们绝大多数人民是热爱新社会的。”但是，也不可否认，“由于社会影响是无比强大的，但又不见得全是好的，所以不管是什么出身的青年放弃思想改造，都是错误的。”如果“你真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正确的……你就不应该认为老子的影响比什么都强大。”对那些制造血统论和支持血统论的人，遇罗克断言，他们不是马列主义者。如果“依照他们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共产主义永远不能成功。依照他们的观点，父亲怎样，儿子就怎样，不晓得人的思想是从实践中产生的，这不是唯物主义，而是唯心主义。”

当时遇罗克是个学徒工，每月只有十八元生活费。他把生活费压缩到最低限度，挤出一部分钱买了蜡纸和白报纸，把《出身论》工工整整地刻写出来，并亲自油印了一百多份，在北京街头张贴，还给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寄了去。由于《出身论》宣传了真理和正义，文章贴出后，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干部和群众争相传抄翻印。很快，北京和许多城市的街头围绕着《出身论》这篇文章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为了更广泛地传播这篇文章的观点，北京市一些中学生办的小报《中学文革报》第一期全文刊登了《出身论》，先印了几万份，一抢而光，又加印几万，又是一抢而光。此后，这个小报一共出了六期，大约有一半以上的文章是遇罗克撰写的。《出身论》等文章发表后，几千封热情支持他的信件，从全国各地飞到北京，由《中学文革报》转到遇罗克手里。有的也许会问：这些写信的人是不是都出身不好?从当时有关部门留给“遇罗克反革命案”作罪证的几百封信件来看，写信的有知识分子，有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和青年学生，相当一部分都是所谓“红五类”出身的。

真理的声音，得到正直的人们的响应，同时也引起了一伙法西斯魔王的恐慌。他们视《出身论》为异端邪说，不能容忍。1967年4月17日，当时的“中央文革”表了态，说《出身论》是反动的。消息传来，遇罗克气愤极了。他立刻给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信，批驳他们的政治诬陷。但是，信寄出后如石沉大海。遇罗克接连又写了几封，还是杳无音信。显然，这些信都被扣压了。

遇罗克的不屈斗争终归不能扭转不利形势。在北京凡是赞成《出身论》观点的人，几乎都遭到批判，有的甚至因此被打成反革命。而遇罗克本人，本来就是被称为“狗崽子”的，现在又被定为“反动文章”的作者，日子自然是难过的。一批又一批受蒙蔽的人，以辩论为名，对他进行批判，实行残酷的“群众专政”。

恐怖和威胁没有使遇罗克失去斗志。他仍旧每天继续写文章。但是，遇罗克发现，每当他外出时，总是有人在跟踪。他预感到他将要遭受到最残酷的迫害。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他说：“我只有一半的自由了，我的身后总有人跟踪，我的朋友开始受到讯问，我的信件都被进行检查了。”“尽管我们并不是阴暗角落的跳蚤”，但是，“整个一部历史也并非一册因果报应的善书，罚不当罪的决不是没有的。”他在对另个朋友的信中还说：“围绕《出身论》的斗争，我是失败的一方，但也许是光荣的失败……我相信这个问题终究是会解决的。”

在他被捕的前几天，他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我自欺了，或屈服于探求真理以外的东西，那将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事。我要坚持真理，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遇罗克就是这样为了探求真理，在处境危难的关键时刻，作好了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准备，来迎接一场更加艰苦的战斗。

遇罗克写的文章之一:《出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