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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唐恐怖的“文革”》選輯<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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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ymchen 15.01.14 23:10




荒唐恐怖的“文革”

——網絡流傳資料選輯<四>

YMC(2014年1月)






【YMC 按:

本文《荒唐恐怖的“文革”—— 網絡流傳資料選輯<四>》,選輯了三篇文章:(1). 馬思聰舉家逃亡美國紀實;(2). 劉少奇之女舉家“叛逃”緬甸蒙難記;(3). 紅衛兵逃港與《北斗》雜誌。這三篇文章描述了三種不同類型的中國人:高級知識分子、高幹子弟和“紅衛兵革命小將”,在“文革”期間,冒險偷渡出境,逃離祖國的經歷和遭遇。

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許多在洶湧澎湃的“回國潮”中投入祖國懷抱的印尼華僑青年,在七、八十年代,在同樣洶湧澎湃的“出國潮”中,大多數都選擇了離開祖國,到人生地不熟的港澳(當時是中國大陸的“境外”— 中共當局“管不著的地區”)和國外,從零開始重新艱苦奮鬥。有些生活在“自由世界”的華人,不大理解“那些已跨上中年行列的中年人”竟然會選擇這條“不歸路”。上述三篇文章,相信可以幫助他們瞭解歷史事實,從而理解那些歸僑作出的無奈的選擇。

其實,歸僑還是比較“幸運”的,因為中共當局曾經許下諾言:“歸國華僑可以來去自由”。在“文革”爆發後緊閉的國門,到1971年被推開了一條“門縫”,中共當局部分兌現它的諾言,允許歸僑“通過合法途徑申請出國”、經過當局“嚴格審查、有序批准”,這樣才使歸僑們可以不必“冒險偷渡出境”。

但是,也不是所有申請出國的歸僑都獲得批准,那些“由於各種原因”沒有獲得批准的歸僑,在若干年後鄧小平復出、執行改革開放政策時,都千方百計地將他們的子女,以各種名義送到國外,取得當地居留權,甚至入籍成為外國公民,而他們當中的不少人,則以“投靠親人”的名義,隨後也移居國外。】






(十四). 馬思聰舉家逃亡美國紀實

作者:黃志濤
(資料來源:《網易博客》2011-10-09)





中國首屈一指的小提琴大師馬思聰





馬思聰與妻子王慕理、女兒馬瑞雪在美國費城寓所





1977年2月10日馬思聰和兒子馬如龍在金門遙望大陸





晚年馬思聰全家福





1987年5月20日馬思聰病逝費城,圖為追思音樂會



【馬思聰,一個大家都很熟悉的名字,中國首屈一指的小提琴大師。文革時期竟然逃亡到美國去了。當時這個消息震驚了所有人!大家立刻想到的是:他是一個叛逃分子,要是能夠抓回來,一定要槍斃的。現在看來,那是非常明智的決定,留下來才是死路一條!事實證明,他並不是叛徒,他沒有背叛祖國。他是被逼無奈,還冒了生命危險。當然,他也是幸運的。他有關系,有名聲,有才能,立刻被美國人接受了。要是其它普通人呢,則絕沒有那麼樣的結局。想當年,多少和馬思聰一樣的大師們被侮辱迫害致死,使得我們這個國家失去了極為寶貴的人才,無法彌補!】


馬思聰(1912年5月7日-1987年5月20日),中國廣東海豐縣人,中國作曲家、小提琴家與音樂教育家。被譽為“中國小提琴第一人”。他於1937年創作的《思鄉曲》,被認為是中國20世紀的音樂經典之一。

1966年馬思聰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67年1月15日與女兒馬瑞雪、夫人王慕理、兒子馬如龍乘“002”號電動拖船偷渡香港。1967年4月12日美國國務院公布,北京中央音樂學院院長馬思聰逃出中國大陸,來此避難。馬思聰同夫人及兩個孩子,一起被批准避難。

此後不久,馬思聰在紐約公開露面,在寓所接待外國記者,發表了題為《我為什麼逃離中國——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講話。原文如下:

“我是音樂家。我珍惜恬靜、和平的生活,需要適宜工作的環境。況且我作為一個中國人,非常熱愛和尊敬自己的祖國和人民。當然,我個人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國當前發生的悲劇比起來,全是微不足道的。‘文化大革命’在毀滅中國的知識分子。去年夏秋所發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了絕望,並迫使我和我的家屬成了逃亡者,成了漂流四方的‘飢餓的幽靈’。如果說我的行為在某種意義上有什麼越軌的地方的話,那就是我從中國逃跑了……。”

“文化大革命”的災難

從1966年的春天開始,中國遭受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劫難,文化界、教育界的知識分子首當其衝,遭到了殘酷的迫害和打擊。5月底,被“革命口號”煽動起來的中央音樂學院的青年學生們,給他們的院長貼出了大字報。一夜之間,馬思聰成了“資產階級反動權威”、“三名三高的修正主義分子”。往日熱鬧的馬宅也冷清了下來,學生再也不上門學小提琴。“文化大革命”,這個陌生的名詞,讓他感到惶恐、不可理解。在朋友和家人的勸告下,馬思聰發表了一個聲明,表示堅決、熱情地支持“文化大革命”,願意接受廣大“革命師生”的批判。6月中旬,文化部系統的藝術院校的“黑線人物”500多人,被集中到北京郊區的社會主義學院的校園內,住進了“牛棚”。他們當中,有各院校的領導,知名的教授、畫家、音樂家、導演、名演員、作家,馬思聰也是他們中的一員。在那裡,馬思聰他們被迫每天學習有關“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寫交待材料和揭發材料。

8月3日上午,一輛貼有“黑幫專用”標語的卡車,把馬思聰等10多位中央音樂學院的“黑幫”押回了學院,接受“紅衛兵小將”們面對面的批判。剛下卡車還沒來得及站穩腳跟,一桶漿糊就倒在馬思聰的頭上,接著,一張大字報貼在他身上,一頂寫有“牛鬼蛇神”字樣的紙糊高帽子戴在頭上,脖頸上前後掛上兩塊牌子,前面寫著“資產階級音樂權威——馬思聰”,後面寫著“吸血鬼”。一個“紅衛兵”順手將一只破搪瓷盆和一根木棍塞在馬思聰手中,逼他一面走一面敲。

馬思聰被這情景驚呆了。他同一群“黑幫”一起被“紅衛兵”押著在學院內游街,一群狂熱的青年高喊著口號,向他們身上唾著口水。昔日學院的一排琴房,此刻成了關押“黑幫”的“牛棚”。馬思聰每天早上6時起床,學習、勞動、寫檢查,還要被迫唱著承認自己有罪的歌曲。只要那些“小將們”一高興或一不高興,馬思聰等人就要遭殃,輕則挨罵,重則挨打。馬思聰在中央音樂學院遭受非人折磨的同時,“造反派”又把鬥爭的矛頭指向他的夫人和孩子。8月14日晚,“造反派”湧進馬思聰的家貼大字報,第二天又批鬥馬思聰的夫人。在這種情況下,馬思聰的夫人王慕理和女兒馬瑞雪在她家廚師賈俊山的幫助下,倉促離開北京南下,想暫時避一避,等運動結束再回來。她們先來到南京,投靠王慕理的妹妹,後中央音樂學院的“造反派”得到消息到南京追查,她們又被迫逃到上海、廣州,投靠親友。在廣州,一再被“紅衛兵”追查的王慕理感到十分恐怖,覺得這次的運動沒有結束的跡像,再這樣下去一家人性命難保,危急之中產生了到香港暫避的念頭,就委托她的哥哥王友剛幫她想辦法。王慕理還讓女兒馬瑞雪悄悄回北京一趟,在賈俊山的幫助下和馬思聰見了一面。與此同時,王慕理在廣州加快了出走香港的准備工作。

中央音樂學院名譽院長趙風提供的材料很說明問題:“有一天,馬思聰和我被派到學院裡拔草。一個造反派(瓦工)對馬思聰吼叫:‘你還配拔草!你是匹馬,只能吃草!’說完,真的當場強逼馬思聰吃草。還有一次,我見到一些紅衛兵拿著尖刀威脅馬思聰說:‘你要老實交代問題!要不,我就拿刀捅了你!’過後不久,大約是1966年9月份,馬思聰對我說:‘這樣下去,什麼時候是個了啊!’”馬家原來的廚師賈俊山,看到老院長被折磨得死去活來,生活又這樣困苦,常常冒著危險,送吃送用。看到老院長想不開,還百般勸慰。然而到了1966年年尾,再要馬思聰熬下去,已是相當困難了。

被迫流亡海外

1967年的1月,中國正處於一個瘋狂的時期,海外的輿論都把目光投向中國“造反派”的奪權上,連篇累牘地報道中國大陸的奪權風暴。就在這時,1月19 日,香港的幾十家中英文報紙幾乎用同一標題,報道了馬思聰出逃的消息:《中國著名音樂家馬思聰逃抵香港》。4月,馬思聰出現在美國的紐約,舉行記者招待會,發表了《我為什麼離開中國 —— 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馬思聰這一舉動,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一陣不小的轟動。

馬思聰的秘密出走,是被迫的、無奈的,是“文化大革命”對他殘酷迫害的結果。1966年11月,馬思聰的肝病復發,被“造反派”批准離開“牛棚”,回家居住。此時,馬家的四合院已搬進了四五戶人家,馬思聰只得一人住在一間潮濕的偏房裡。下旬,馬思聰的女兒馬瑞雪秘密回到北京,在廚師賈俊山和馬思聰的朋友、私人針灸醫生倪景山的資助下,馬氏父女化裝離開北京,來到廣州,住在郊區丹灶的親戚家。

當時的廣州、深圳等地,暗中存在著到香港的“偷渡線”,一些“蛇頭 ”為謀取暴利進行“偷渡”。此時,馬思聰的“失蹤”引起了中央音樂學院“紅衛兵”的重視,向公安部門報了案,並在馬思聰的親友中查找。廣州的“文化大革命 ”形勢也越來越緊張,馬思聰的安全難以保證。擺在馬思聰面前的只有兩條路,一是被揪回北京繼續接受批鬥,其後果不是被打死就是像作家老舍一樣自殺;另一條路是偷渡香港,遠離內地混亂局勢,但萬一被抓住則性命難保,而偷渡成功則全家安全,馬思聰進行了激烈的思想拔河。為了保全性命,為了躲避“文化大革命”的災難,馬思聰被迫做出了選擇。

1967年1月15日夜,馬思聰以5萬港幣的代價,帶著其夫人、兒子、女兒,在新州登上了新州漁輪廠的電動拖船“002號”。這次偷渡的組織者為廣州一街道服務站的工人何天爵和原“002號”拖船的司機何炳權,船是他們偷出來的,乘坐者共5戶13人。1月16日晨,拖船在香港大嶼山靠岸。到了香港上岸後,馬思聰把胸前掛的毛像章摘下來扔進黑黑的大海。馬思聰一家在一個岩洞中躲了一天,當天晚上,來到九龍的一個親友家暫住。由於香港的報紙登了丟棄在大嶼山的 “002”號拖船的照片,使馬思聰感到香港也不安全,擔心被引渡回內地。

過反復思考,馬思聰選擇了到美國去投靠他的九弟馬思宏,他要到美國定居,憑著自己的提琴來養活一家。當時中美兩國沒有外交關系,政治上處於敵對狀況,而馬思聰又沒有任何證件,只得通過一個朋友同美國駐香港領事館取得了聯系。1月19日下午,在美國駐香港領事的陪同下,馬思聰一家四日登上了飛往華盛頓的飛機,踏上了一條漫長而艱難的流亡之路。

驚險開端

“002”號被丟棄在九龍油麻地水師塘的岸邊。“狗頭”帶領著九死一生的“乘客”們,趁著晨光熹微匆匆往岸上走。一上岸,“狗頭”把“乘客”們藏進一個廟堂裡,吩咐道:“你們在這兒別動,我去打電話!”“狗頭”在附近一所學校裡,找到電話。“狗頭”給住在九龍旺角道的家人撥了電話。當“狗頭”打完電話,回到廟堂,天已大亮,卻不見了馬思聰一家,據說到對岸的香港去了。

馬思聰一家,到哪兒去了呢?小心謹慎的馬思聰,上岸之後便與“狗頭”分道揚鑣。他不願讓“狗頭”知道他去九龍,更不願讓“狗頭”知道他躲在九龍什麼地方。他生怕“狗頭”走漏風聲。馬思聰一家,躲進了岸邊一個潮濕而又陰冷的岩洞。直到“狗頭”帶領“乘客”們上車遠去,馬思聰這才悄然出去打電話。

馬思聰的妻弟王友健在香港,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可是,馬思聰卻選擇了九龍作為隱匿之處。九龍不像香港那樣惹人注目,何況,那裡有著馬思聰不為人知的社會關系:他的大姐馬思錦和其丈夫徐騰輝,原本借住在上海馬思齊家。一九五七年,馬思錦與徐騰輝遷往香港。一九六零年,他們又遷往加拿大。徐騰輝的侄女徐增純,住在九龍;馬思聰十妹馬思芸的丈夫何維林的父親何焯賢,在九龍也有著寬敞的住房……。

撥通了九龍的電話,卻沒有人接。馬思聰只好回到那長滿青苔的岩洞。出走時赤手空拳,沒有帶一片餅干、一塊面包,身邊又沒有一張港幣。一夜驚恐交加,一天飢寒交迫,馬思聰一家非常狼狽。實在飢餓難熬,向當地人賒了一塊面包,把早飯、中飯、晚飯“三合一”……。

總算在傍晚時分,打通了電話。在濃重的夜色之中,汽車來了。馬思聰一家上車的時候,已經顧不得拍去衣褲上的泥漿了。

身份暴露

就在馬思聰到達九龍的翌日--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香港報紙便刊登了“002”號小艇的照片,報上披露,這是廣州新洲漁輪修配廠的電動拖船--因為小艇上釘著 “新洲漁輪修配廠”銅質銘牌。所幸,記者們還不知道偷渡者為何許人,沒有披露姓名,沒有提及中國的大音樂家……。

馬思聰仿佛覺得腳下的大地在震顫。自從躲進九龍以後,他的一家都未曾出房門一步,就連馬瑞雪好奇地掀開窗廉的一角想看一下窗外的景色,也被他制止。盡管如此,危機仍在向他逼近。如果香港警察抓住了“狗頭”,他供出馬思聰的大名,那就會把他避難的美夢擊得粉碎。而到達九龍的第二天“002”號小艇的照片一出現在香港報紙上,馬思聰就意識到這裡絕非可以久留之地。

選擇美國

除了香港、九龍,他能到哪裡去呢?

去法國嗎?奧別多菲爾教授和畢能蓬教授已經多年沒有聯系,連是否尚在人世都不知道。去英國嗎?除了傅聰在倫敦之外,別無熟人。去日本嗎?舉目無親。

馬思聰選擇了美國。雖說自從九弟馬思宏一九四八年去美國之後,與他聯系不多,而且兄弟倆對一些問題的見解不盡一致,不過畢竟是骨肉同胞,何況馬思宏在美國音樂界已站穩腳跟,頗有影響。到了美國,借助弟弟的介紹,他可以在那裡的音樂界立足,找到工作……。

可是,要去美國,談何容易!不用說他的一家沒有一張出國護照,就連他的中央音樂學院工作證,也在踏上小艇之前銷毀了--他生怕在途中發生意外,工作證將暴露他的真實身份。

眼下,空空如也的他,惟一的財富、惟一的“證明”,是那把陳舊不堪的小提琴。這是出自十六世紀意大利著名小提琴工匠斯特拉地瓦利(1644-1737)之手的稀世珍品。斯特拉地瓦利一生,製作了一千一百把小提琴。他制作的小提琴,雲杉面板木板如絲,背板的“虎皮紋 ”寬而明顯,造型漂亮、美觀。更重要的是,他的提琴的發音格外醇厚、圓潤、優美、流暢,具有穿透性。幾百年之後斯氏小提琴在世界上所剩無幾。美國小提琴大師梅紐因手中所持是一把斯氏小提琴,據說價值五萬美金。由於幾十年前一位名叫哈廷伯的七十多歲的俄國小提琴家的轉讓,馬思聰有幸也得到一把斯氏小提琴。從此,無論馬思聰走到哪裡,手中總是拿著這把彌足珍貴的名琴。在出走時,他拋棄了一切,卻緊緊抱著這把幾百年前的小提琴。他想,倘若在香港從親友處借一筆錢,買四張飛往美國的機票,到了美國,只要他拿出這把琴演奏,音樂會的收入將會償還欠款。

抵達九龍的第二天晚上,馬思聰托親友找到了跟馬家有點瓜葛的南希(Nancy)小姐。

“什麼?馬思聰到了香港?想去美國?”當南希小姐把消息轉告美國駐香港領事,領事先生也大惑不解。美國領事擔心九龍那個自稱是馬思聰的先生,會不會是一位“馬騙”先生?消息靈通的美國中央情報局,他從未探聽到馬思聰前來香港的半點消息。

領事的考察

美國領事挑選了一位酷愛音樂的館員,驅車九龍,面晤那位中國音樂家。

身邊沒有任何證件,短短的平頭,不合身的西裝顯然是剛剛借來的,那個中國人睿智的目光足以表明他是頗有教養的。他操著純正的法語,也能用英語對話,更表明他的文化修養是不錯的。

那位館員吐露了對音樂的偏愛。那個中國人打開了琴匣,拿出那把油漆斑駁的舊琴,輕輕地奏出了舒伯特的《聖母頌》。那琴聲纏綿悱惻,溫柔動人,一聽便知面前的演奏者是第一流的提琴手。

動作迅速的美國領事館當天便已從館藏的中國報紙上,查到好幾張馬思聰照片,毋庸置疑,面前的中國人眉宇寬廣而眉梢下彎,一雙眼睛顯得炯炯有神,嘴角總是掛著淺淺的微笑,跟照片上的形像一模一樣。趁著中國人拉琴之際,閃光燈亮了,那位館員拍攝了照片,說是留作紀念,其實為的是連夜衝洗,讓領事館的特工專家作出最後的判別。

一曲奏畢,這位高鼻梁、藍眼珠的美國人,忽然說起一口流利的漢語,那股“京腔”十分標准:“馬先生,你知道李永剛嗎?”

“哦,我認識他。”對於這個生僻的名字,馬思聰馬上作出反應,說道,“他是我在南京中央大學教書時的同事,現在他在香港?”

“不,不。他在台北任教。”那位館員又問道,“請問,馬先生知道紐頓這個人?”

“知道,當年美國駐廣州的新聞處處長。”

雖然沒有規定什麼“接頭暗語”,也沒有什麼“土匪黑話”,憑著剛才的兩句問話,那位館員對於馬思聰的真實身份,已經確信無疑了。

夜深時,他改口用粵語向馬思聰道別,馬思聰也操著流利的粵語祝他晚安。

馬思聰幕後談判

就在馬思聰進入夢鄉之際,美國駐香港領事館已向華盛頓發去密電,報告中國音樂家馬思聰要求前往美國……。

翌日--也就是馬思聰抵達九龍的第三天,他的一家依然閉戶幽居。馬思聰一點也不知道,一場關於他的談判,正在幕後激烈地進行著……。

香港屬英國政府管轄。手中沒有任何護照的馬思聰一家,要想從香港前往美國,必須征得英國當局的許可。

美國領事向香港政府提出了引渡馬思聰一家的要求。香港有關方面從美國領事那裡獲知馬思聰在九龍,立即責怪香港警察局的無能,居然對這樣重要的情報毫無所知。

香港有關當局建議美國領事,雙方為引渡馬思聰一家進行具體談判。香港有關當局認為,在引渡之前,必須由港方對馬思聰一家進行必要的審查、盤問,而且還要全面檢查身體,以便判定他們從中國大陸出走時是否帶有傳染病菌……。只有履行了這些查驗手續之後,港英當局才能給馬思聰一家發放證件。然後,再與美國領事具體磋商引渡的條件、途徑。

按照有關方面的安排,光是各種審查與體格的檢查,起碼要花費一段時間。

美國領事擔心夜長夢多,希望盡早從香港政府手中得到馬思聰一家。可是,香港畢竟由英國人所管治,大權在香港英國當局手中,美國領事不得不聽命於它。

結局出人意料

不知道是英美磋商走漏了消息,也不知道是美國故意把消息捅給新聞界,還是某方面耍了什麼花樣,總之,在馬思聰到達九龍的第三天晚上,香港新聞界獲知了這一爆炸性新聞。

於是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香港幾十家中英文報紙,都在頭版頭條位置,以粗黑的鉛字刊登醒目標題《中國著名音樂家馬思聰逃抵香港!》。幾乎每一家報紙,都開列了馬思聰的頭銜:“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音樂家協會副主席,全國人大代表,中央音樂學院院長。”不少報紙重新刊登了“002”號小艇照片,說馬思聰於四天前與妻子、女兒、兒子一起乘這艘小艇潛往香港……。

事情急轉直下。正當馬思聰一家閱報後呆若木雞時,門口響起了汽車的喇叭聲。

兩部漂亮的轎車停在門口。進門的是南希小姐和兩位已經來過的美國領事館館員。馬思聰一家鑽進了轎車。轎車直奔溫莎大廈。

一位坐在沙發上的美國官員一見到馬思聰一家,立即站了起來,伸出了長著棕色汗毛的粗壯的手,用一口字正腔圓的普通話說道:“歡迎,馬先生!”他自我介紹說是美國駐香港領事。

領事先生滿面春風,向馬思聰宣布:“馬先生,馬太太,略備一桌薄酒,為你們洗塵、壓驚。午宴之後,我們就一起上飛機場。”

“上飛機場?飛到哪裡?”馬思聰連忙問道。

美國領事放慢了講話的節奏,把每一個字都清楚地送進馬思聰的耳朵裡:“飛往華盛頓!”

馬思聰一下子愣住了!

在午宴上,美國領事一邊熟練地用象牙筷為馬思聰添菜,一邊談笑風生。三杯下肚,他說出了“幕後新聞”:自從今天上午香港各報一片嘩然之後,他給香港政府方面掛了電話,詢問總督先生是否已經看過今天的報紙?他說,這下子,談判該結束了吧?如果讓馬思聰繼續留在九龍,已經無法保證馬思聰的安全,必須立即離港赴美。至於各種審查、體格檢查,可以在美國補辦……。





馬思聰銅像



(《選輯<四>》未完待續)










ym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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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ymchen 20.01.14 16:10




(十五). 劉少奇之女舉家“叛逃”緬甸蒙難記

作者:劉鴻渝
資料來源:《新浪博客》(2011-10-08)








劉少奇之女 —— 劉濤




   瑞麗縣是緊靠緬甸的天涯地角,和緬甸有141公裡的國境線。

  1976年夏天,我在縣委宣傳部任文化干事,應省軍區《民兵文藝》編輯部之約,要寫一篇邊防民兵先進事跡的文章,我來到民兵工作搞得很好的、瑞麗江界河岸邊的頓洪傣寨。

  在這裡,我意外地碰到了准備偷渡出境的劉濤。這位前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女兒,當時和她一家人竟然跳入波濤洶湧的瑞麗江,在奮力游向對岸時,公公、婆婆被激流卷走,她自己和丈夫、小姑被聞訊趕來的邊防民兵救起,押送回京。

行蹤可疑的“地質隊”

   那天晚上9點多鐘了,隊長、也是民兵連長喊板才從允當橋邊的大田栽秧回來,見著我他就說:“允當橋頭賀派寨的樹林邊,有幾個躲太陽的外地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戴著太陽鏡,頂著遮陽帽,還有幾個箱子,幾把雨傘,看樣子可能是地質隊的,我們給他們送了水、送了菠蘿,所以,耽誤到現在才回來。”

  我聽了,馬上表揚他:“地質隊是最辛苦的,成天在荒山野嶺生活,聽說我們瑞麗有鐵礦和錳礦,他們可能就是為此事而來的。你們做得好,我們民兵既要打敵人又要愛朋友,當民族團結的模範嘛!”

  吃完晚飯,喊板給我介紹他們民兵建設的情況:“我們栽秧打谷都帶著武器到田間,從不放松警惕,前不久,我們還抓了兩個想炸允當橋的匪徒,在我們口岸還抓了幾個販賣大煙的壞人。”

  正在這時,基干民兵岩瑞進來向隊長報告:“天黑了,樹林邊那幾個地質隊的人也沒有走,不知是什麼原因,問他們,他們說等一個領導,是不是有什麼問題喲!”喊板聽了,笑著說:“我看他們衣裝都整齊,說話又客氣,像電影中的工程師一樣,這樣好啦,你約幾個女民兵去請他們到我們竹樓上來休息,可能還沒有吃飯,給他們煮點軟米飯吃吃,現在是雨季,下起大雨來怎麼辦?把他們安排好了之後,你披著雨衣再去樹林邊等一等,他們的領導若來了,也一起請到我們竹樓上來住。”岩瑞去了半個多小時,又和兩個女民兵一起回來了,報告說:“那些地質隊員不在了,只剩下幾張墊坐的廢報紙在地上。”喊板聽了後,說道:“那就算了,他們的領導可能來了。”

  晚上,我就住在喊板家,外面下著大雨,火塘邊幾個基干民兵圍在一起,喝著米酒,吃著花生,唱著傣歌,談論著民兵鬥爭的趣事,直到深夜,雖然是大熱天,但竹樓上很涼爽,我睡得也很香很甜。

一家人集體越境

   東方剛剛朦朧見紅,就有幾個女民兵慌慌張張跑來,在竹樓下大喊:“隊長,不好了,有幾個人在江中拼命往對面的木姐方向游去!”

  木姐是離瑞麗最近的緬甸邊境城市,從頓洪過江後,不到一公裡,枯水季節有人從這裡涉江越境,現在,是風大浪急的雨季,哪個人要在這裡越境真是不要命了!喊板一聽,馬上大聲命令:“通知基干民兵,馬上駕船捉拿!”他立刻起床,我也驚醒了,和他一道衝到了江邊。

  第一個發現有人在江中游動的是傣族老大媽牙咪哏。

  每年雨季一到,傣族老百姓都有一個習慣,清晨,到江邊打撈被江水衝下來的木板竹片,拿回家去做柴燒,這比上山砍柴要方便得多,省事得多。牙咪哏一來到江邊,就發現有人在岸邊抓住竹竿往水中跳,她也知道這是想偷越國境的人,但是她沒有想到這樣早,還有女的,還穿著刺目的花衣裙,於是,她趕緊叫一起出來的女兒去報告隊長。

  民兵們在喊板的指揮下,駕著四條細長的竹木船向江心衝去,他們一邊追一邊喊:“抓住他!抓住他!”

  雖然船上岸上的喊聲震天,但湍急的江水一點也不配合,前面兩個黑影很快就被大浪衝到了下游,向伊洛瓦底江滾滾而去,手搖的木船根本追不上他們;幸好另外幾個隔得近一點,被民兵拖上了木船,不然,還沒上緬甸的江岸,他們就會溺死在混濁的大江中,一直衝到印度洋去。

  船靠岸了,大家一看,還有那個穿花衣裙的,都是白天在賀派樹林邊的“地質隊員”。喊板氣慌了,大聲訓斥道:“你們是想偷越國境還是要跳江自殺?我們不是在抓壞人,我們是在救壞人,瑞麗江像巨龍翻滾,怎麼游得過去?你們肯定是第一回來這裡,前面那兩個一定會被淹死!”

  寨子的傣族老百姓都圍過來了,幾個老畢朗(老大媽)一看,還有這苗條漂亮的女孩,她們有的竟然流出了同情的眼淚,趕緊跑回家去,抱了幾床薄毛毯,把他們一個個先裹起來,還問他們吃過早飯沒有。女子傷心地流下了激動的眼淚,有兩個畢朗還說:“我看他們不像壞人,先到我家去吃點豪甩吧(米面制的面條食品)!”

  喊板立刻攔住了,他大聲地問道:“你們是干什麼的?為什麼要跑外國?”水淋淋的越境者一句也不回答,只是望著滾滾下瀉的江水在流淚,是呵!他們那兩個同伴一定被水龍王吞下了。

  我也用漢語普通話問了幾句,那個年輕漂亮的女子驚慌地看了我幾眼,也沒有說一句話。

  這時,一輛手扶拖拉機開過來了,喊板叫了兩個基干民兵說:“把他們都用毯子裹上,不要涼著,走!送到武裝部去!”民兵歸武裝部管,他最熟悉的就是武裝部群工科的同志。

  我也坐上了拖拉機,和喊板一道回城了,路上,沒有一個人講話,到了武裝部,武裝部範部長得到報告後,立即吩咐:“這是集體越境,我們登個記,馬上轉送公安局!”

  但武裝部的干事怎麼問,他們仍然一句話不回答,範部長又說:“這些家伙,又可恨又可憐,他們不說算了,我們把事情記下來報軍分區,現在,立刻把他們送公安局,看他們還敢不敢不交待!”

  我又隨車到了公安局,公安局的趙局長好好表揚了頓洪的民兵,就立刻安排人給他們換了干衣服,送進了預審室,喊板感到任務已經完成,帶著民兵勝利地回寨子去了。

  我回到家裡,心裡很興奮,這簡直是目睹了我最需要的活材料,連文章的題目都取好了:《像剪刀一樣嚴密的國境邊寨》。

飛機押送回京

   晚上12點多鐘,公安局的小陳來敲門找我,他說:“我們局長叫我來請問你一下,你是內地來的參加過文革的大學生,有一個叫劉濤的女人是個什麼人?”

  我感到有些莫明其妙,反問他:“叫劉濤的多得很,你要問的是什麼意思?”

  小陳說:“白天送來的那幾個越境的人,一句話都不回答,那個女的,我們預審股的丁股長審了她半天,她才說了一句話:‘我叫劉濤,什麼都不想給你們講,要講我要向公安部的華國鋒部長講!’你說,這麼大的架子,她是哪裡來的劉濤?”

  我一聽,有點吃驚了,趕緊又問:“她說的是哪個地方的口音?”“普通話口音,”小陳立刻回答,“標准得很!”

  這一下,引起了我的聯想,莫不是劉少奇的女兒劉濤?是呀,她和我的年紀差不多,清華大學畢業的嘛!文革中她不是和弟弟一起寫了一張劉少奇的大字報嗎?鬧得四處風雲,後來聽說是江青逼他們寫的,一直未聽到她的消息,現在又不知是哪股“瘋”發了,要跑外國!肯定是她,只有她才敢說要找華部長。想到這裡,我立刻驚恐地說了:“那一定是劉少奇的女兒,你回去告訴預審股的,肯定不會錯。”

  是的,預審股審了一夜,就只得到這一句話,其他什麼也沒有。

  第二天,公安局根據頓洪寨民兵提供的情況,還專門到賀派樹林中去搜索,結果查到劉濤他們帶來的當時在緬甸最走俏的中藥材杜仲,另外還有衣物和解放前的同濟大學畢業證書之類的東西,都丟在樹林中,但就是沒有證明劉濤身份的任何材料。

  縣公安局立即把這些情況向上級公安部門作了報告,層層上報,當天就報到了公安部,公安部很快就明確指示:對作案人要嚴加看守,不准再審問,保證安全,明天之內把作案人送回北京,飛機由公安部安排,瑞麗公安局明天下午2點前一人一車押送到保山機場,不得有誤。

  他們一伙有五個人,三男兩女,後來才聽說,被水衝走的是劉濤的公公婆婆,還有一個姑娘是她的小姑,男的有一個是她的丈夫,有兩個是他們的親友,但姓啥名誰一個也沒有交待。當時的瑞麗公安局,沒有小汽車,要一人一車押送,怎麼辦?縣委決定把唯一的一輛吉普車從鄉下調回來專用,還是不夠,怎麼辦?

  我知道此事後趕緊向公安局長建議:小招待所停了4輛小轎車,客人可能還不走,就說有緊急外事任務借用一天,請他們支持一下,歸還的時候給他們加滿汽油就行了。我首先就和我接待的賈芝先生商量,他是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還是李大釗同志的女婿,來民族地區深入生活,他一口就答應了。

  當時的小轎車都是領導同志的公務用車,一說有緊急的外事任務,這些領導同志都同意了。第二天中午1:30分,押送劉濤5人的高規格車隊按時到達離瑞麗最近的保山飛機場,那裡已有飛機在等候,機旁還站著幾個公安戰士。

偷越國境,判刑兩年

   瑞麗公安局感到這個案子又大又蹊蹺,劉濤肯定不敢盲目冒險來浮游滾滾界河越境,一看就知道是第一次來中緬邊境,所以公安局更加注意邊境那些可疑人的動向,終於抓住盈江縣一名姓黃的女人,她是專門為越境客牽線搭橋的,她供認了劉濤一事和她有關。

  原來,劉濤的丈夫通過從瑞麗回去的北京知青和這個盈江人的蛇頭組織聯系上了,他們從昆明坐的卡車都是專門安排的,直送到賀派的樹林邊,原定在這裡和一個從緬甸來的男子接頭,晚上在華僑旅舍住一晚,第二天就專門送他們從沒有崗哨的田間小路出境。

  但是,不知是什麼原因,這個男子未按時來,他們在樹林邊,被頓洪背槍的民兵問過幾次,他們心虛,十分害怕,就躲進了密林深處;後來男子來了又沒有見到這幾個要出境的人,也就離去。當時又沒有手機,劉濤他們在林中被雨水淋了一夜,想到再不走,一定會被民兵抓走,又誤認為中緬國境線在這裡只有瑞麗江,沒有陸路,所以橫下一條心,天一亮,就來到江邊無人的地方,一人抱著一根竹筒就跳下水,公公婆婆被大浪衝走了,丟在林中的同濟大學畢業證書就是公公的。後來才知道,落後的緬甸決不是他們的目的地,他們想要以此為跳板到美國或其他發達國家去。

  第二天,我查了一些文革中的數據,得知劉濤和我一樣大,也是1944年出生的,清華的畢業生,同我一樣是文革前的末代大學生,心裡怎麼也恨不起她來,甚至還莫名其妙地有點同情。一個國家主席的女兒,水淋淋地被當“叛國犯”從界河中抓起來,這本身就是一個“謎”,我不相信國家主席的女兒連國家都不愛,肯定有其他原因。

  我聯想到,1976年清明節期間,參加紀念周總理活動的人都成了反革命,鄧小平又重新被打倒,連我心裡也都憋著一口氣,何況她還是最大走資派的女兒。我又想到,文革中,她和弟弟被迫寫了父親的大字報,但仍然沒有得到好報,還只是一個“可教育好”子女,大學畢業才當了個工人。一想到這些,我就覺得她肯定有冤屈,有想不通的事情,才走上了這條絕路。

  我的征文文章最後還是寫完了,我沒有、也不願引用這場最精彩的“活報劇”,但寫了一些頓洪、允津、芒苓幾個村寨的其他生動材料,後來,仍然在《民兵文藝》上發表了。

  劉濤的悲劇總是在我心中時時閃現,我到北京開會,仍然打聽不到她的下落。後來,在她被關了兩年的時候,才正式宣判她以偷越國境罪判刑兩年,押期抵刑期,判決時,她的服刑期正好也滿了,恢復了自由。盈江那位姓黃的女子,當初判了15年刑,送到保山的監獄服刑;後來,警方知道劉濤已出獄了,她也在服刑三年時,被提前釋放了。

  現在,劉濤早已平反了,恢復了黨籍,也落實了待遇,在北京過著平靜的生活,我的心情當然也跟著平靜了,但作為同齡人,我還是把她意外的逃緬之災寫出來,讓大家知道這些意想不到的事情,知道她人生的坎坷,我也願她晚年安康愉快。

(作者系中國作協會員,雲南省文聯專職副主席)    

來源:《鳳凰周刊》2011年28期  作者:劉鴻渝  原題為“少奇女兒逃緬蒙難記”



(《選輯<四>》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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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紅衛兵逃港與《北斗》雜誌

作者:《開放網》記者
資料來源:《開放網》(2011-03-15)








蔡可風(右)1976年1月第三次偷渡,成功抵達澳門。和大姐、妹妹在海邊留影。





由林志毅、蔡可風等逃港紅衛兵1977年主辦的雜誌【北斗】的封面



【金鐘按:文革時期廣東青年逃港風潮最為鼎盛。本文透過蔡可風和他的幾位紅衛兵朋友的逃港故事,重現當年他們勇敢不屈追求自由人生和抵達香港後的奮鬥經歷。】

    聽說文革時代香港有過一份「紅衛兵雜誌」《北斗》,參與者都是偷渡來港的紅衛兵。究竟真相如何?畢竟是三、四十年前的事,如何追尋?在編輯部的安排下,從本刊作者、資深的新聞人許行先生、梁冬先生等朋友那裡找到線索,終於聯絡到《北斗》的主要成員,現居紐約的蔡可風先生,他向本刊回顧了那個風雨如晦的動盪年代,展現文革時期青年一代激越反叛、掙扎求存的一頁。那是今天享受出國自由的中國年輕人完全陌生甚至不可思議的故事。

七○年起珠三角偷渡香港成風

    蔡可風文革初是華南工學院在校學生,廣東順德人,家庭出身不好,父親曾是國民黨時代的小軍官,六二年高考政審放寬一點,才進了工科大學。六八年知青上山下鄉,大學生送到雲南軍墾農場,七○年因病回廣東,七十年代中期經三次艱險偷渡,才逃到香港。

  逃港是廣東人的「特權」,香港和廣東毗鄰,那是寶安縣(今深圳)的外延部份。自從一八九八年新界租給英國後,邊界都份農地相連,邊民可隨時來去新界耕地,無所謂邊防。後來拉起鐵絲網,是英國人防範中國人潛入香港,而不是中國政府不准人民進入香港。老一輩人對香港的印象是,那邊太辛苦,華人沒有安全感。加以中國社會傳統的封閉,去外國人的地方有「寄人籬下」「連根拔起」的困擾與擔憂,據說在五十年代初,還有香港工人返回廣州謀生的現象。

  因此,蔡可風七○年在廣州最初聽到偷渡香港這回事時,還很抗拒,受過紅衛兵運動洗禮的他,對毛主席還存有幻想,覺得逃到資本主義香港去,對國家名聲不好。對一些逃港的熟人則有同情。但是,在廣州待下來,逐漸了解的真相,改變了他的看法。

  他說:「當時文革高潮已過去,富饒的珠江三角洲,從斗門、中山到東莞、惠陽,卻是窮得可憐,農民太苦了,生產隊一天的收入,富裕的七八角錢,窮的才七分錢!而那些跑去香港的人,起碼一個月可以賺七、八百元。一個月寄回家鄉二、三百元。那時一百港幣兌四十元二角二分人民幣,二百港元就是八十元人民幣,已是一個大學教師的工資,大學畢業生才五十一元五角,偷渡簡直是發了財!誰不動心?香港成為我們唯一的出路。」

  蔡可風說,七○年起,跑香港就在廣東成了風氣,尤其在珠三角地區。雖然那時林彪事件發生,文革的牛皮已吹破了,但大家的想法很簡單,只是為了一個更好的生活,沒有政治原因。因政治迫害逃亡的,有,但很少,在紅衛兵這一代中反叛意識還不到那一層。

關山難越,三次偷渡澳門終於成功

    文革後,描寫知青下鄉上山的文學作品不少。二○○九年在香港出版的法國漢學潘明嘯的著作《失落的一代》,是研究一千八百萬知青整體命運的一部重要專著(編按:本刊二○○九年十月號有專文評介)。書中透露,香港政府統計,非法入境者,七○年七千人起,至七四年三萬人,五年共九萬四千人,實際人數則超過此數不少。那時偷渡逃港已是一種地下集體行為。主要成員是年輕人。紅衛兵逃港(他們把香港叫做K城)。早在六七、六八年出現,但高潮是七二年,廣東青年掀起的。逃港被捕者,只當人民內部矛盾處理,關押收容所頂多數月,就放人。但是偷渡逃亡蘇聯、朝鮮、台灣者,便當作叛國處理,判以重刑。

蔡可風詳細介紹他逃港的經過

   原來,六八年下鄉支農的老三屆在惠陽、東莞、中山一帶的,已有半數人跑去香港,每月不止幾百人。邊界的農村青年本來很老實,後來都被這些當過紅衛兵天不怕地不怕的城市知青帶「壞」了。他們聯合起來逃跑,本地人熟悉路線,更易成功。七二年蔡可風妹妹偷渡成功,在香港荃灣電子廠、製衣廠打工,後去澳門姐姐教書的學校讀書,再進澳門山頂護士學校直到畢業。

  當年廣州逃香港以鐵路為界,分東線、西線兩條路。東線從打鼓嶺、沙頭角、鹽田、梅沙、大鵬灣一線,有大山阻隔,且海深、鯊魚出沒,風險大。西線文錦渡、福田、流浮山一線是陸路(現在已是高樓林立)。六二年大饑荒陶鑄將矛盾轉交港英當局,趁英女皇生日之機開放邊境,放走二十萬饑民,走的就是西線(後來英方吃不消,三天後關門,遣返逃港者)。蔡可風打算從此突圍偷渡,但火車到石龍站就要證明,進寶安就要帶照片的特種邊防證,才能進入邊界。他沒有證件,只得另找出路。

  決定偷渡澳門,再轉香港。澳門也以公路分東西線,他七四年初試東線,在中山縣下水,那裡順流而下,一次退潮便可達澳門。中途被截而失敗。第二次在中山故居附近出發,準備在金鼎附近的吉大灣,用自製橡皮艇下水,又被抓回來,關在珠海山場收容所。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來病逝,人們都去開會了,他和關在一個祠堂中的六個夥伴,從挖了三天的一個出口,爬出來,翻山越嶺,來到珠海澳門邊界──渡過五十公尺的小河就是澳門。他們在夜間伺機尋找崗哨的空隙,四個同伴被發現抓走,他終於和一個農民一道遊過界河,到了澳門境內。當時天已亮,還可以聽到對面高音喇叭播放「東方紅」。

  「上岸處是一個垃圾崗,翻過去是一片菜園,菜農趙老伯收留了我,待我很好。」蔡可風沉入回憶中,「我住在他家中。竟發現他孫女是我六二年去澳門的姐姐的學生。我還認了老伯做乾爹,可惜一年多後,老人家去世。我在澳門待了幾個月,搭帆船來到香港,當天就見到在香港接應我的兄長和妹妹。」

到香港和林志毅等辦北斗雜誌

    「你到香港,是不是就打算辦雜誌?」 

  「沒有。我先找了一份工作,在一家瑞士人開的冷氣公司上班。《北斗》的創辦人是林志毅。他是北京人民大學六二年入學的紅衛兵,原廣州二中學生,比我大一歲,三十一,他逃港後當時在新亞研究所讀書,文章寫得好。那年他去台灣,當了反共義士,拿到一萬多港元的基金,決心回香港辦雜誌。邀約劉子川(原廣州紅衛兵司令部兵團司令)和我一道做編輯,我因為編過紅衛兵小報,工餘時間多,便答應了和他們一起做。」

  「吳甿、梁冬參加了嗎?」

  「吳甿,我們在廣州就認識,他父親右派,進不了大學,自學成材。他是幾個月之後,才加入編輯工作,做兼職。還有一位新亞研究所的女生翁文嫻,也是編輯部一員,『不繫舟』是她的筆名。梁冬當時沒有參加。」

  《北斗》這份滿含紅衛兵激情的刊物(「抬頭望見北斗星」是紅衛兵運動中的流行歌詞。來自周恩來主導的大型歌舞「東方紅」),就在幾位三十歲上下的逃港青年的熱情之下,於一九七七年六月一日創刊了。內容有大陸政治、文革回憶和文藝作品。林志毅主寫評論、劉子川寫文革、蔡可風負責文藝副刊。第三期後,原廣州紅衛兵首腦人物宋穎加入編委、全職。第五期以後又有余源宇、蔡志誠(廣州十中紅衛兵)、吳甿加入編輯工作。

  以上人員,只有翁文嫻不是偷渡來港,她已在新亞研究所拿到碩士學位。工作投入、熱情,創刊的編輯部宣言,由她撰寫。

  《北斗》是月刊,篇幅不大,六十四頁。最初反應不錯,創刊號印八千本,賣了五千本。零售二元。吳興記發行。可是,雜誌的成員,有熱情而缺乏經驗,遭遇不少困難,出版九期後,於一九七八年一月停刊。

  停刊一年後,林志毅意欲復刊,他請來梁冬合作,決定組織出版社。梁冬以「冬冬」筆名發表的小說《反修樓》,那時很出名,備受好評,可視為海外傷痕文學的先聲。他們便以冬冬為主編出版一冊文集,名叫《反修樓》,由陳若曦作序,獲台灣中國時報第三屆文學推薦獎。中時副刊選載了冬冬的《反修樓》、虞雪的《廣闊天地》和蔡可風的《  壘寨子》。時任中時副刊主編的高信疆,很欣賞這些脫穎於文革洪流的青年作家,說沒有想到他們在那種環境中還能保持那種純潔的浪漫情義。出版社也後繼無力,出了一兩本書後結業。

舊友常相聚,憶往事感慨萬千

    三十餘年的風雨歲月,飄然而逝。往日的熱血青年今何在?林志毅後來曾去大陸,被捕,判五年徒刑,刑滿返港後消聲匿跡。梁冬和宋穎都移民美國,活躍於新聞界。留在香港的吳甿,學術上專攻中國哲學,成就斐然,曾參與編輯國學大師唐君毅全集,現任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其他成員也有從商致富者。

  蔡可風因感於香港遲早要落入中共掌中,自由堪虞,乃於一九八○年告別香港這個他逃亡生涯的中途站,作難民移民美國定居。曾在紐約NYCC讀碩士,在《中國之春》幫過忙。也任船公司繪圖員,木行公司總經理,從政府福利署辦事員退休。他說,美國生活安定,發達不易,但豐衣足食、有房有車不成問題。他最感欣慰的是,一家合樂,兩個孩子都成年,女兒做律師,兒子為飛機師。

   「他們再不會經歷我們那樣的青春苦難。當年偷渡出來,現居美國的朋友,我們每年都有一兩次大聚會,談起往事,都感慨萬千。」

  他說,人越老,越痛惜過去的逝水流年。他們每個人都忘不了早年一些淒美的故事。不少人的偷渡都和愛情相連。可風最後出發偷渡那次,是女朋友送別,她堅持留下來照顧家人,要他先走,她一定會來澳門和他見面。可是幾個月後,她再出發,就一直下落不明──大海怒濤吞噬過多少響往自由的年輕生命!吳甿是幸運兒,他和女朋友攜手偷渡,在海中暈死幾次,都得女友體貼救助才上了岸......

  蔡可風已著手寫他的回憶錄,他是國際筆會下屬的海外華人作家筆會的本屆會長。


(《選輯<四>》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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