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之歌》流传与冤案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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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之歌》流传与冤案始末
evachan 24.04.14 5:49
《知青之歌》流传与冤案始末
提交时间：2009年8月13日 18:41
口述：任毅（《知青之歌》作者 ） 撰稿：冯乔
口述：任毅（《知青之歌》作者 ） 撰稿：冯乔
一、莫斯科广播电台播出《知青之歌》
1969年7月，江苏江浦发大水，滁河泛滥，大水一直淹到京浦铁路上面。我们知青都在参加抗洪防险，将近七天的时间，没有回知青屋。那一天，我回到知青屋里面，隔壁的邻居就跟我讲，任毅，你有一封信。我就把那封信拿过来了，一看，当时我就闷住了。
我有一个同学叫郑剑峰，由于身体残疾，驼背，没有下农村。郑剑峰的手很巧，爱装半导体收音机。我们下农村的时候，因为在学校的时候大家感情很好，他给我装了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半导体收音机在那个时代，还是比较珍贵的东西。这个半导体收音机有特殊的功能，是可以专门听美国之音和莫斯科广播台的频率，也就是当时的敌台。
有一天，郑剑峰在调试时，忽然听到了莫斯科广播电台在播放我写的那首歌，他感到很意外。于是，他立刻偷偷地告诉了我，任毅，你注意，莫斯科广播电台播你的《知青之歌》了，频率是多少，时间是多少，你留心听一下子，估计要出事了。
那天，我就一个人关在家里面，偷偷地把半导体收音机拨到莫斯科广播电台的频率上。4点多钟吧，莫斯科广播电台广播了，播的就是《知青之歌》，音乐响起来了，已经改成了叫做《中国知识青年之歌》，并采用男声小合唱的形式，配上小乐队伴奏。
《中国知识青年之歌》
深沉、缓慢、思念家乡的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啊！长虹般的大桥直插云霄，横跨长江。威武的钟山虎踞在我的家乡。
辞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入了青春的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多么漫长，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
跟着太阳起，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是光荣而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啊！用我们的双手绣红地球赤遍宇宙，憧憬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
我是不知怎么听完的，反正我听的时候脑袋炸了，紧张得不得了，整个衣服都湿掉了。
在当时的这个时候，你的歌出现在敌台上，这意味着什么？不仅仅是只意味着出一身汗。
而是意味着你的生命已经尘埃落定了，因为什么事呢？那时候，毛主席有一段著名的语录：“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敌人既然拥护了这首歌曲，那我们就要反对，任毅也就小命难逃了。
二、“小红花”扎到广阔天地
我上小学时，曾经在南京市小红花艺术团学习唱歌，中学时又加入南京市中学生艺术团专攻二胡和吉他。1968年12月，我66届高中毕业后，和南京五中下乡知青一起插队落户到江浦县。
我下去的时候将近２０岁，应该讲我们还是学了一点东西的，是那17年教育路线的最大受益者。我们学了完整的教育，知识功底比较扎实，就差高考了。如果不下乡的话，按照我的理想发展，我当时有两个志愿，一个是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一个是北京大学考古系。
现在先去修地球系啊。下农村以后那种艰苦的劳动并不可怕，可怕是精神上的空虚。因为我们下农村是满腔热情下去的。下去以后严峻的现实，使得自己要思考很多问题。
比如说，农民并不欢迎我们，所谓的贫下中农根本不欢迎我们，说我们是上面硬性分配下来的，不收不行。你想想看一个生产队，几十亩乃至几百亩的宝田，几百口人口，大家辛辛苦苦劳作一年，就指望这么多东西。你突然外面来了4个知青，4个知青4个姓，算4户。你要分他的东西，吃人家的粮食。农民生活已经是巴巴结结的了，我们再这么做，他从心里面高兴吗？并不高兴。我们接受贫下中农什么教育呢？完全是他教育不了我们。而且我就相信毛主席曾经讲过的一句话：“严重的问题是我们教育农民”，而不是农民教育我们。
有三个初一的小孩，在学校里面我们都认识他们，很活泼，很可爱的一些小男孩。我去看了以后很心寒。下乡的三个小男孩，蜷缩在一条已经黑的发亮的被子里面，三个人睡一条被子。锅里面没有任何吃的，剩下一些锅巴，一些山芋。吃的菜，是一碗我们南京人叫做大萝卜响，就是用萝卜晒干了以后，用重盐撒在上面，在黑暗里面那个盐会闪闪发光的。就吃那个东西，当时对我们触动很大。
三、吉他最初弹唱起《我的家乡》
看到这种情况，我的同学当时就冒了一句话，就说：“工人有工人的歌，农民有农民的歌，我们知识青年为什么不会有自己的一首歌呢？任毅啊，你回去写一下吧！”那时候工人的歌，就是咱们工人有力量。农民的歌就是贫下中农社员都是向阳花。
我的同学讲了这个话之后，我心里面也没多考虑，说这可以吧。我晚上回去就写。实际上那是情感的表露，是多年来，无数的量变发展到一定时候的一个质变。一个寄托你这种变化的载体，就说我们的醒悟，往往是一瞬间的。
1964年，我们南京五中的一个叫高世隆的同学，插队新疆丰收农场第三分场，带回来的一首歌《塔里木我的第二故乡》，一个四小节的歌词，四小节的曲谱，很简单。当时，我就是在这个曲谱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和加工的。那天晚上，我就在煤油灯底下写了，几乎是没有什么考虑的，很快就写好了。我在歌谱上写下了演唱要求：“深沉、缓慢、思念家乡的”，然后又写下了“南京市五中集体词曲”。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
对家乡的怀念，对未来的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态，是这么一段时间的真实生活写照。我记得我大概也只有两三个小时写的时间，晚上也就糊里糊涂睡下去了。
我会弹吉他，而且弹得很好。第二天，就把这个歌弹给一些同屋的知青听。
当时那个歌名叫《我的家乡》，还有副题《南京知识青年之歌》。以后，大家都叫它《知青之歌》了。
四、《知青之歌》传遍大江南北
祖国大江南北的知青都会唱《知青之歌》，应该讲也是一个奇迹。怎么传的？就是大家口口相传。
一个黑龙江知青说：我们是1970年4月下乡到黑龙江爱辉县的，我们当时已经知道这首歌了。在生产队里就广泛地在唱这首歌。那边有一个知青会吹口琴的，他还吹得特别好，吹着会掉泪。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
一个贵州知青说：火车上有人也这样唱，我们跟他们一起唱，走到什么地方都有人唱。这个歌词有不同的版本。我们觉得歌词，跟我们的处境是一模一样。
我没有发过歌谱小册。你知道审讯我的时候，那桌子上摊了一桌子的《知青之歌》的歌词，油印的，铅印的，手抄的，什么都有，但跟我无关。他问我哪一张是我的，我说哪一张都不是我的。
有人评价这首歌，就是知青当中的《国际歌》。凭这首歌，你到处都可以找到吃的，找到睡的，找到自己亲爱的朋友。也就是唱这首歌，说我是知青就行了，大家都把你当作朋友。
比如麦收期间，麦子堆满了麦场，很多知青又到我们这里来玩了。夜晚，天气也不是那么寒冷，弹起吉他，在那种皎洁的月光下，高高的麦堆旁，这首歌弹起来，一曲唱完，整个知青都哭了，女知青抱头痛哭，我自己也哭。当时让大家找到了一个感情上的寄托，找到一个宣泄的渠道。
从南京回江浦的船上面，就有几个知青在唱这个歌。我听听，好像感觉到有一点不对，就问他们了，你们在唱什么歌？我们在唱《知青之歌》啊！他反问我，你是不是知青啊？ 我说我是知青啊。你是知青啊？你都快变成老二了。
就是说工人老大哥，农民是老二哥嘛。你真变成农民了。你是知青，怎么不会唱这个歌啊？反问我一句。然后我就又再听下去，结果唱到最后，就是“生活的脚步深陷在偏僻异乡”。我一想，我说这事严重了。
我当时的歌词是“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就把两个动词作为名词了。深浅和深陷有什么区别？深陷就是完全陷进去了。
我当时是怎么想的，我们是小资产阶级。我们革命的脚步不会那么踏实的。顺利时，我们的脚步走得比较坚实；挫折时，我们就会不那么坚实了，就拖拖拉拉了。所以，我们的脚步始终是一深一浅。我是用“深浅”这个歌词。
如果你陷进去，是整个人陷进去了，就你上上下下陷进去了，那你不是真的反动了吗？完全跟我的创作意思不同了。所以，我就赶快上去跟他们讲了，我说我是五中的学生，我认识任毅，他创作的歌曲好像不是深陷，是深浅。我已经迫不及待，不顾一切要讲。那两个知青说，深浅，哪有深陷好啊？深陷好。
五、娃娃桥自首之后
莫斯科广播电台播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之后，我意识到这件事情闯大祸了。然后，我就回城了，背了一个黄色的军用包，里面装了几件日常的用品。我就到娃娃桥的南京市看守所去，那里是重刑犯待的，进去以后生命就是一个问题。所以叫南京娃娃桥，小命就难逃。
我就去自首了。当时负责接待我的是一个老公安，他就问我来干什么，我说我是来投案自首的。你为什么来投案自首？我就把我的情况讲给他听。我想，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嘛。我主动交代也许会好一些。我当时开口就讲，我是来吃大锅饭的。所谓吃大锅饭就是来坐牢的。
老公安详细听完我当时讲的事情以后，沉默了半天。然后他跟我讲，你回去吧，没有事的。大锅饭不是那么好吃的。你写了首歌，怕什么，没事的，没事的。
老公安的一些举动，叫我感到不能理解。他把我送出门，娃娃桥看守所在白下路，把我送出门，一直把我送到车站，叫我不要胡思乱想。
我上车以后，他还向我招手。这时候，可能是给我吃一个定心丸，可能上面还没有指示下来，可能还没有到气候。
我回去以后，生产队里也没有任何风吹草动。学习毛主席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公社书记叫我指挥：“任毅，你指挥唱一首《知青之歌》。”我照样指挥唱《知青之歌》
《知青之歌》继续在唱，而且一点动静都没有。但是，我的同学都为我担心。我插队内蒙的同学，甚至劝我到内蒙古大草原躲一阵子去。可我想往哪躲呢？该出事总归要出事，躲是躲不掉的。
我自己做点准备，我就在书包里面摆一些日常用品，毛巾、牙膏、牙刷这些东西，始终挂在我的床边的蚊帐挂钩上。我也把写的这些东西全部毁掉了，包括同学给我来信，我都毁掉了。
六、案情从上海普陀区反映上去
1970年春节前夕，大批返乡的知青回上海探亲，普陀区回乡的知青就在里弄唱起这首《知青之歌》。很快的传到普陀区的一些中学以及其他区一些中学。
普陀区政治嗅觉比较敏感的人，就把这个事情反映到普陀区革委会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就说回来的知青都在唱这首歌嘛，好像阶级动向不正常。
就是把这个事反映上去。上海市革委会行动也很快，把这件事情反映到北京。当时的中央有三个头面人物对这首歌下了批示。
江青的批示是：要抓意识形态里的政治斗争。
张春桥的批示：要上海市革委会成立抓这件事的专案小组。
姚文元的批示：迅速查清作者，予以逮捕
这个就已经完全定性了。1970年2月12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就派专案组到南京。他们也不顾过春节了，风尘仆仆赶到南京，跟南京当时的军事管制委员会进行了联系。
第二天，专案组就到了我的母校，问了这个情况。我的母校反映也很快，迅速把我的整个学生时代以及下农村和这首歌的情况，向当时的《南京报》、《新华日报》做了介绍，因为学校总归知道一些情况。
歌词当时署名是南京市第五中学集体词曲。一开始，我也不是想贪天功为己有，或者说借这个歌词出名。我并不是这么回事，好像随便玩玩的。
很快这个事情，就到了我下乡的江浦县了，当时还是秘密调查，专案组下去秘密调查，准备适当的时机就把我逮捕。
专案组下去一调查，农民都以为我要上调了，以为好事来了。而且，我在农村表现实在太好，没有农民不说我好。专案组一看公开逮捕我不行了。
2月19日，专案组就在元宵节之夜把我逮捕了。荷枪实弹，三个解放军，七八个民兵，早就包围在我的房子四周了。真恐惧。那个强烈的手电筒光束，把我的房子照的通亮。进来以后，几个军人手插在口袋里面，显然是拿着手枪，铐子在口袋里嘎啦嘎啦响。
那天夜里很奇怪，狗也不叫，农民也都不敢开门，门都夹一条缝在看我。我就这么被带走了。
七、《知青之歌》作者陷进了深渊
当天夜里，我又到了南京娃娃桥。逮捕证上签的日期是2月19日。
第二天，我就被押到五中进行批判。批判这个事情太简单了。“《知青之歌》是一首反动黑歌，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中去’的光辉指示的挑衅，也是阶级敌人利用文艺形式向无产阶级进攻和毒害青少年的一种反革命手段……”
南京街头的大批判专栏开展对这首歌的口诛笔伐，它已被定性为“反动歌曲”，“说出了帝、修、反想说的话，唱出了帝、修、反想唱的声音”。
批判我是反动黑歌，描写南京的美丽，热爱家乡，是煽动知识青年不上山下乡，叫他们留恋家乡。说我为１７年的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鸣冤叫屈，说是金色的学生时代。沉重地修地球是光荣而神圣的命运，毛主席上山下乡是多么伟大的革命壮举，你却哀叹我的命运。憧憬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说是我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反正都是分析出来的。主要问题就是这２４０个字。叫我一个字一个字的分析给他们听，反正朝政治上去牵强附会。
我被判刑关押这段日子里，不是没有人敢唱知青之歌了。而是恰恰相反。知青之歌传播得更广。这就是说，越是要被禁锢的东西，它就越是传播得越广。你越是要压制它，你越是压制不住。它符合人们的一种心理，这是一种猎奇。而人为什么要被判死刑，他因为写了一首《知青之歌》。《知青之歌》是什么？我就要想办法把《知青之歌》让人知道，所以这时候越传越广。
八．死里逃生
1970年5月24日，我被当时的江苏省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个死刑报告报请南京市革命委员会批准，南京市革命委员会在1970年6月6日签下了同意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当宣判你死刑并且立即执行的时候，我完全人麻木了，完全没有什么表情，没有什么禁忌了。因为在这以前，我已经看到很多人的死刑。我分别陪了他们去批斗，陪了他们上刑场，也叫陪绑。
那年，我22岁。也该我命不该绝。这件事差最后一道程序。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批准了，南京市革命委员会也批准了。按理讲，这个死刑就是即将要执行了，还有最后一个程序，就是要报江苏省军事委员会批准。
然后，这个死刑报告一直到7月31日才批下来。那份死刑报告一共是25个人。当时江苏省革委会主任许世友把24人都打了钩，惟独把我画了个圈放在旁边。就在最后关头，我活了下来。
许世友将军为什么要给我画个圈，这永远是个谜。我跟他非亲非故，而且那枪毙的24个人当中也有知青，也大部分是反革命，我也犯他们同样的罪，而且我的罪是“四人帮”钦点的，不知道为什么我能死里逃生？
九、许世友将军刀下留人
许世友将军的一个秘书李文卿上将，写了一本书叫《晚年许世友》。他书里面有过一段披露：就说许世友在文革当中，有时候充当白脸，有时候充当红脸，红脸也罢，白脸也罢，在关键的时候他还能把握住。比如文化大革命当中，南京有个知识青年因为写了一支歌，而遭到“四人帮”的迫害被判处死刑。许世友看了这个案子以后，就说该学生个人一生清白，又没有前科，为一首歌判处死刑，没有死罪，怎么能说杀就杀呢？就把我拉了回来。
所以这件事，应该来讲是中国司法史上亘古未有的奇案。25个死刑犯，只有我一个人活了下来。
过了以后，我就不可能再回到娃娃桥了。这个事也很头疼。造势这么隆重的案件，放到群众去讨论，群众一直要求杀。当时就是这么个口号，该斗的斗，该批的批，该杀的杀。然后问群众：任毅该不该杀。底下一条声：杀，就这样子。你不喊不行啊。我们同学曾经为我打抱不平，讲隔壁的一个老太，要是你家的儿子，你喊不喊杀啊？老太就没话说了。
然后我这个事，就没有教育意义了。该杀不杀，就把我送到那个建邺区看守所，最后由建邺区军事管制委员会判刑的。以现行反革命判刑，判了十年。现行反革命判十年，那绝对是轻的，那个时代就像现在坐出租车一样，一个起步价，最轻最轻的。
我那时候以为我听错了。我问旁边一个同时宣判的一个知青，那个知青是因为诈骗罪。我就问他，小潘，我判了几年啊。他说，判十年啊。我说，听清楚没有啊。没错，绝对没错啊。在宣判大会上，我就笑起来了。那个法官讲，你严肃点。我说，我严肃什么东西啊，捡了一条命回来，是那个时代的幸存者。
十、雪夜里唱起了《知青之歌》
我在溧阳监狱，服刑时间长了，干部就问，你到底什么事啊？问过我以后，都叫我唱《知青之歌》给他听。听过歌以后，他们也感觉不到什么问题。甚至有的干部第二天跟我讲：任毅，你真冤，你知道你付出多大代价啊？你240个字，你为一个字坐14天的牢。他居然回去替我算这个东西。
我还遇到一个特别的事情。有一天晚上，外面下着鹅毛大雪，我们窗子是朝里开的，不能朝外开，外面是铁杆，一个人敲我的窗子，就问。我一看有人敲我窗子嘛，我把窗子打开来了，鹅毛大雪，那个雪把解放军战士的全身打扮得像雪人一样。刺刀闪闪发光的，他问我，你怎么还不睡啊？
解放军战士又问：你犯什么事进来的啊？我说：现行反革命啊。不问你这个，具体点。具体做什么进来的。我写歌啊。写什么歌啊。我说《知青之歌》。唱点给我听。我说我不敢唱。没关系啊，班长批判。那我就唱给他听了。
这是我在监狱里面第一次从头到尾唱给他听，他一直没有任何表情就在听。我唱完以后，看见他眼泪下来了，我看到解放军战士眼泪下来了。其实，我也茫然不知所措，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把自己的眼泪唱出来。
然后，他走到一边对我说：“我也是知青。”
当时我百感交集，我眼泪也就下来了。
他跟我说，别把窗子关上，不可能不关窗子的，寒风刺骨，我又不敢关窗子，因为他讲了这话。一会儿，他又过来了，手里面拿了一包馒头包子，还有一瓶酒。他说你把它吃掉吧。
因为那个年代的犯人，哪个不是饿着肚子过一天啊？
然后，他转个身走了。我就看见雪地上那个长长的影子，像那刺刀直向我刺来，百感交集。牢房里关的是沦为囚徒的知青，而窗外是看守囚徒的知青，我们都是一样的身份，都是知青。
我就凭着这首歌，到哪都有饭吃啊！
十一、我要上诉翻案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了。随着知青开始返城，1977年高考的恢复，就给了我一个信号。虽然，我还关在这里，还在监狱。我返不了城，高考我也考不了。但是起码给了我一个信号，说明文化大革命或者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已经到了寿终正寝了。
我就感觉到我要出头了。1978年1月，我就决定要上诉，要为自己翻案。
我把这事跟监狱里的干部讲了。那个指导员对我很好，监狱里面最大的干部。他跟我讲了，他从事监狱管教工作22年，没有看过一个犯人翻案出去的。再说你也别糊涂，我们老早就想好了，就是你坐了九年，我们就放你回去。
但是我跟他讲，谢谢指导员的好意，我说我如果九年坐完了，你把我放回去，我提早一年回去，虽然你从判决书上写的很好，由于表现很好，提前释放一年回家。但是对于我来讲，我今后的生活道路上还得戴着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人不人，鬼不鬼，还得夹着尾巴做人。
指导员完全不能理解这些事。他说，你如果要这么做，你自己后果自己负责。但是你要写翻案，我给你几天假期，你就不要出工，你就写翻案书。
在那几天的时间里，我一共写了七到八份翻案书，每份翻案书大概有十几页。为什么要写这么多份，比如说我要给最高人民法院，要给江苏省最高人民法院，要给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要给音乐家协会，要给作家协会。我认为既然是意识形态的东西，这牵涉到作家协会的事情，牵涉到音乐家协会的事情。
要请专家给一个评定，因为当时审讯的最后一场，是三个教授级的人来审讯我，就想从音乐的角度上来分析这个歌。分析出来了，专家最后讲了，你这个歌属于阴暗的，下流的，黄色的城市小调。给我加了三个定义，我说我不懂。专家然后也讲，似乎还带点靡靡之音。
反正在学术上的专业性的问题，解放军看守的战士也不能理解，他要抽烟，就到旁边去了。这个教授突然站起来，把眼镜朝底下一弄，小家伙，你怎么想起来干这事，这年头我们躲都躲不了，你还出这个纰漏，你好自为之吧。
十二、信从地下渠道寄出
然后这些信，交给指导员的信，直到我平反那天，他都没寄出去。
我寄出去的那些东西，全是从地下渠道走的。比如说托附近的老百姓。
我那段时间坐监牢比较宽松，我可以早上出监房，晚上回来，没有人管我，倒像是在一个农场里。因为时间长了，他认为你没有逃跑的技能，逃跑出去，你也没有生活的本领。所以完全对我放松管教了，再说我表现也不错。
干部对我也放心，早晨你出去，出去以后不管你，到晚上你自己回来睡觉。就这样，我跟附近老百姓就混得很熟，信也通过老百姓寄出去。
甚至通过管教干部的子女，给我发信出去。因为干部的子女，我那段时间经常教他们语文和数学。我帮助他们复习功课，这些小鬼成绩提高很快。他们回去以后跟爸爸妈妈讲。爸爸妈妈都是管教干部，一问谁啊，任毅教我们的，人家干部更放心了。管教干部跟我讲，你不一定六点钟回来，反正你回来就行了，意思就说，他不好讲你多教我小孩一点，反正回来就行了。信就这样从各种渠道寄出去了。
信寄出去了以后，最主要的一份是我母亲收到的。我母亲那时候被驱赶到农村，我母亲是教师，被下放在江苏省泗洪县。时间长了，当地的知青都知道她是我的妈妈，知青很放肆的，早晨出工就围绕着我母亲的房子四周唱《知青之歌》，吓得我母亲都不敢开门，就这么公开唱。
等以后，我母亲把这件事讲出来之后，说任毅要翻案了，现在上诉书要写，我一个老太婆，最多一个晚上写几张，但太多了。
知青讲，没人写啊，我们都是干什么的，我们全部来帮你写，任毅是为我们而坐牢的，我们来写。一下子来了十几个知青，帮着我母亲写申述材料。
十三、公社书记赔我一把吉他
1978年1月，我写了上诉书。5月，全国开始了真理标准大讨论，6月，就来人对我进行外调了。首先是北京的最高人民法院知道这个事情，然后迅速下了批示，就说，迅速查清此人，予以平反释放。
然后把这个案例，作为受“四人帮”迫害的典型案例。因为我当时是被江青他们作为意识形态里的一个典型抓的。现在，又把我作为受“四人帮”迫害的典型案例。一个青年学生，仅仅是写了一首《知青之歌》，而遭到“四人帮”那么残酷的迫害。
1979年1月4日，建邺区法院宣判任毅“无罪释放”。至此，我服刑还差45天，就满9年了。
我出来以后，心里面还是有那么点不甘，我就回到了下乡的永宁公社。我是没好气，就一脚把永宁公社党委书记的门踢开了。踢开了以后，那党委书记坐在里面，他很生气的样子。
我说，我是任毅，原来红旗八队的，你们赔我那把吉他。
党委书记心想怎么回事，九年过去了，党委书记换了几茬了。他说，你别急你别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一会儿就下去问了一下，但很快就进来了。啊，对不起，对不起，那个吉他，是我们前任书记，那天晚上抓你的那些民兵和解放军，他没把吉他毁坏，他是把吉他的弦给拉断了，尤其是A弦，拉断很沉闷的声音。
党委书记说，我们赔你一把吉他。然后问我，这个吉他什么牌的。我说，吉他是红棉牌的。那一年买来是三十几块钱。他说现在就不是这个价格了，说赔你八十块钱，你看够不够？我说够了。
后来，我干脆跟他讲，我不是为了这八十块钱来的，我是为一口气来的。好在那个书记比较讲道理，要是不讲道理的话，那天肯定要吵得一塌糊涂的。
有些东西不是金钱能补偿的。
回到南京后，纺织公司所属的丝绒厂热情地接纳了我，我被安排到总务处工作。天降奇缘，五中的老同学上门提亲，提亲者是女孩的哥哥。她出身于工人家庭，对我印象也很好。哥哥也是知青，因此这门亲，更是亲上加亲。
如今，我的儿子也出国留学了，我已退休在家，生活和睦美满。
evachan- 文章數 : 510
注冊日期 : 2012-12-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