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兄长植荣

    在医院里住了三个多月，我哥植荣于2015年5月9日凌晨四时三十分因心力衰竭抢救无效，在深圳北大医院逝世，走完了他81年的人生路程。植荣哥的不幸辞世，令我十分的伤感，以致最近几天晚晚迟迟不能入眠，许多往事老是一幕幕地展现在眼前，挥之不去。

    我和植荣哥年龄上只相差不到两年，他於1934年出生，我是1936年，因此，从小就跟着他长大，特别是日寇南进占领印度尼西亚时，我们家遭到暴徒抢光、烧光逃难到巴城後，我们两兄弟更是几乎形影不离，因为父亲逃避日寇的追捕到穷乡僻壤隐居，我们两人虽然才分别8岁和6岁，已经不得不每天到巴城的唐人街”班芝兰”开始寻找生計，千方百计挣点钱贴补家用。其实，因为我太小，所有营生都是由他首先一步步探索出来的。就好比当时，在苦难的童年时期，我总是穿他穿过的衣服，只有新年时母亲才给我做新衣。

    他首先在我们居住的家附近一座网球场找到做捡球童的工作，每天下午大约四时热带地方的太阳开始西下减弱，打球的大人们开始来到之前，我跟着他到球场把沉重的球网从储藏室搬到球场并把它架好，到阿弄店买好一壶冰块和糖水配成冷饮，做足人们来打球的准备工作。他们打球时，我们就给他们捡球直至完场后收拾球场。这份工作是我们人生的第一个营生，虽然时间不长，但我们很快就弄懂网球单打和双打的规则。但更重要的是从此初步了解如何和社会上的大人们打交道，如何向他们收钱。我也不知道我哥是怎样就学会了这一套，而我只会跟在他後面听他指挥干活。後来他觉得每天下午只做两个小时”不过瘾”，就开始到班芝兰卖一包包的熟牛肉干，我已经记不起当时卖的牛肉干是哪里来的。

    最后我们两兄弟就专职卖报纸，日寇投降后，中文和印尼文报纸纷纷复版或出版，人们如饥似渴地希望了解战后的资讯，当时卖报不失为一个“朝阳”生意。我哥分配我每天放学回家吃好中饭后直奔位於巴城“孟加勿杀” （Mangga Besar）的《生活报》社和《自由报》社等报纸出版取报；他则直奔位于“阿森加”(Asemka) 的《新报》馆和位於“大南门”(Pintu Besar) 的《竞报》馆等报取报，还要奔到位于“三间土库”(Toko Tiga) 的《天声日报》馆取报，而後两人在班芝兰会合相互交换拿到的各种报纸满街叫卖，真是卖得“不亦乐乎”！冷暖自知！

    哥哥有极强的经营精神，从不怕苦。那时我事事都向他学。他还有很强的好奇心，什么都想试一试，有一次在夜黑风高的夜晚，跟着几个大人到战后接收印尼的英军军营，接买印度雇佣兵偷偷卖出来的罐头食品时，突然被英军军官发现，打开探照灯、开机枪向铁板扫射，发出可怕的金属撞击声，吓得我们拼命奔跑再匍匐在黑暗的草地上不敢动弹，直至枪声停熄多时才敢逃回家。

    那时植荣开始喜欢阅读，大概是因为卖报时常读报纸养成的。他特喜欢读巴金的书，念初中时就已经把巴金的《家》、《春》、《秋》以及《雾》、《雨》、《电》、《春天里的秋天》、《秋天里的春天》、《第四病室》等读完，还读了不少老舍、聂绀弩等人的著作，并常常把他的感想讲给我听。受到他的影响，我也开始读些书，但喜欢的是《水浒》、《西游》、《三国》和《火烧红莲寺》、《江湖奇侠》等武侠小说。后来记得他读谷柳的《虾球传》好像读得十分投入，渐渐地萌生回国的想法。他是电影迷，在他的影响下，我们对电影情有独锺。大凡那时的电影都一一看过。植荣还有一个习惯，每当椰城的各家电影院贴出下期放映的新片海报，他就会十分兴奋，卖报回家後就在家里的地板上，用粉笔把新片广告一五一十地写出来，给全家人做广告，并要求家人不要擦掉，保留一天一夜。

    本来作为在印尼的大儿子，父亲想让他中学毕业后留在印尼，并已经让他到“阿森加”的一家贸易公司当伙计学生意，那时，他接触了更广泛的华人社会，有了社会经验开始有兴趣写作，竟以“小湘”为笔名写了不少文章发表在椰城的《新报》和《生活报》，一经发表，则一发不可收拾，一篇又一篇的，这种写作的冲动一直维持到他最近住院治疗期间，稍好一些时还写了一篇《我们这些老归侨学生》。

    新中国成立後，华侨的爱国热诚日益高涨 ，由于我们父亲从梅县家乡出到厦门就读厦大期间受到国民党清党运动的逼迫而离乡背井，经菲律宾、马来亚而最终到了印尼，後又因支援國內抗日受日寇的追捕、‥‥‥我哥的爱国热情也特别高涨，他迫不及待地辞去在贸易公司的工作，於1951年回到中国，想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父亲也放弃了原来想把他留下的计划，同意他的决定让他扬帆北返。他成为我们家第一个回国升学的成员，在他的影响下，我们兄弟姐妹一个接一个地回归，直至印尼发生1966年的反华事件，连父母亲也回到了中国，离开曾经居住一生并在那里生儿育女，贡献华人教育事业的第二故乡。

    植荣回国时还是解放初期，诡谲的是一向喜欢文学的他，到了北京後被分配去学医，毕业後分配到贵州工作多年。在那艰苦的地方，他从不闹情绪，一直勤勤恳恳地工作，兢兢业业地在医院里治病救人，在那里结婚生子，直至十几年後才有机会调到广东惠阳。在惠阳他既是医生又是卫生学校的传染病学教师，还在改革开放初期在卫校给该校教师开英语课。後来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前哨站，决定兴建一间新型的传染病院，他又被调到那里协助该院的建设工作，待医院建成，他被委任为该院的主治医师、代理副院长直至退休。

    我哥回中国时才16岁，但他对出生和成长的热带故土始终念念不忘，退休后甚至日益思念。他不断地写回忆在印尼时的文章，对少年时熟悉无比的椰城老区如：班芝兰、大南门、大港唇、小南门、五脚桥、新巴杀、老巴杀甚至干东墟(Mester或Jatinagara) 、甘密铺(Gambir)等的大街小巷如数家珍。他也曾在万隆的一家印尼纺织印染学校读过一年书，同样常把万隆的Alun-alun, Braga,Dago等地的景观挂在嘴上，他想像不到那些地方已经大不同於他曾经生活过的60年前，虽然它们的名称并没有改变。植荣还十分关心印尼的情况，每拿到一期《印尼焦点》和《呼声》以及校友会讯等，必仔仔细细逐篇阅读。两个月前当我去深圳北大医院看望他 ，我谈到在香港的归侨举行纪念萧玉灿的研讨会时，他马上就说：“Ah！Siao Giok Tjan! 我见到过他。” ；谈到《生活报》时，他甚至会坐起身来，诉说他卖报纸的经历，说出如：王纪元、黎明、黑婴等《生活报》的人物。虽然几年前他和我嫂嫂曾参加旅行团重回印尼，但他说那次印尼之行没有好好地重游少年时活动的椰城老城区，一直想找机会再去故地重游，可惜他老是健康不佳，终於没有再重访故土的机会，成为他临终的遗憾，也是我们的遗憾！

    我哥哥的一生是典型归国华侨学生的一生、也是十分坎坷的一生，他是华侨在海外和国内艰苦奋斗和热爱祖国情操和人生的缩影。我们悼念他，追忆他走过的人生道路，发扬华侨华人的优良品格，并缅怀上世纪社会大变动时期，华侨在各种困难中始终不渝的真正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切的精神。

     2015年5月12日於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