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拳拳赤子心》作者许琼玲在首发研讨会的讲话

《拳拳赤子心》作者许琼玲在首发研讨会的讲话

香港印尼研究学社 供稿

    朋友们，今天我有机会站在这里和大家见面，首先要感谢组织这个会议的香港几个印尼归侨社团，由于他们对这本书的重视和努力，在很短时间内筹办了这个集会，使大家能与书中写的一些老教练坐在一堂，看到他们的丰采，听到他们的发言。

    我这本书的产生实际上应该归功于一大批印尼归侨体育界的精英们，也就是现在坐在前几排的这些老教练们，他们把自己的青春年华贡献给了中国的体育事业，他们用一生把中国的一些体育项目从无开始提升到世界顶尖水平，他们不畏艰险，在最艰苦的年月里，仍然不放弃自己追求的目标，谱写了一曲曲真实的爱国主义颂歌，因为有了这些感人的事迹，才有我这本书问世，所有的荣光和成就都归功于这些归侨，他们是归侨体育界的精英，也是归侨的骄傲。请允许我在这里向他们致敬。

    这本书所记录的事件和成绩都是真实的，这些事件和成绩大家并不陌生，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体育发展史中竖起了一座座丰碑，我今天要讲的不是这些我们都知道也看得到的丰碑，我要让大家知道的是在这些丰碑的背后隐藏的故事，这些故事少有人知道。他们每个人的经历和故事都深深地打动着我，让我触摸到他们心灵深处的爱和痛，他们不懈努力的动力和理想；使我触摸到他们身上那种高尚的品德和纯正的人格光辉，这种思想道德品行在当今的社会里是很少见到的。他们的故事和经历所反映的内在思想，我把它归纳为三个丰碑：

第一个丰碑：爱国主义的丰碑

    游泳健将吴传玉，王文教、陈福寿和他们的伙伴们

     虽然他们出生的年龄段不同，回国的时间段也不同，进入到中国体育专业队伍中的时间也不同，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回国的目标就是为了要成为专业运动员。他们在印尼都具备了某一项运动的一定基础，他们愿意用自己的特长为中国体育运动添一把火，让中国体育在世界上扬名，这个目标使他们在生活的道路上不论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和艰难都毫无怨言，也始终不放弃那个目标。每个人都有很多很多这种经历和事例。

    最早回国的4位游泳名将，都不会说中国话，他们是从印尼去东德参加世界和平青年友谊联欢节的，结果，没有和家里人打声招呼，就决定回国，直接从欧洲飞北京。50年代初，中国游泳运动还没有发展起来，北京连游泳池都没有，这4位印尼归侨就分散去上海和福建，是他们把中国竞技游泳运动推向前了一大步，最先让中国的竞技游泳走向世界，他们也把一生献给了中国的游泳运动，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吴传玉。

    羽毛球也是印尼归侨发展起来的。王文教陈福寿回国的经历受到家人的种种劝阻，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的父母亲是从中国逃饥荒到南洋来求生存的，怎么能同意儿子重返贫穷落后的家乡呢？但是王文教他们决心已定，他的母亲甚至说：你走吧，不要再叫我娘，我死了，你不用给我吊孝，我没有你这个儿子。话说的很伤心和无奈，王文教还是走了。汤姆斯杯赛从1949年开始创办，马来亚连续3届夺杯，马来亚打汤杯队员到印尼比赛，王文教把他们都打败了，苏加诺在总统府接见王文教。王文教和陈福寿那时候已经是印尼羽毛球界的名人了，他们要申请去中国，印尼政府是不会放他们走的。他们就改变名字的拼音，把用闽南话的Ong Boen Kao 改成用普通话拼读的王文教，每个人还送了三块欧美咖手表给移民厅的人，就不用他们自己去签字，这样瞒天过海拿到护照回国的。他们选择回国面临的困境是：失去了参加国际比赛的资格，再不能与世界顶尖高手交流球技，因为中国当时被关在世界体育大门之外，不能参加国际性比赛；他们还面对着国内没有羽毛球基础、北京都没有羽毛球场地的现实，怎样去发展？这些困难都难不住他们，这我就不细说了，大家看书就知道。后来一批印尼归侨陆续回国，陈家琰、陈玉娘、侯加昌、汤仙虎等人加入到中国羽毛球队中，一些省队迅速发展起来。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十年内打败世界强队”，当时曾被嘲笑：连世界比赛都没有资格参加，还要打败世界强队，这不是空口说白话吗？王文教和陈福寿不理睬这些冷嘲热讽，他们在实践中不断的钻研，研究怎样提高技术，后来逐渐形成了中国队独特的技战术风格和打法，比他们的口号还提前5年打败了世界的所有强队，所有世界冠军被侯加昌、汤仙虎打得稀里哗啦，俯首称臣，中国羽毛球队被称为“无冕之王”。王文教这批归侨奠定下羽毛球坚实的基础是在困难时期，他们在营养不足的情况下，咬牙训练，每天流大汗，消耗的比吸收的要多几倍，那股劲头是从哪里来的？是什么支持着他们不怕吃苦？就是为了要让中国体育攀登上世界高峰的目标。陈玉娘回国时才13岁，她是读印尼学校，不会说普通话也听不懂，是跟着二哥的护照上船的，他们被接去了湖北队，没多久她二哥被调去北京国家队，13岁的陈玉娘就一人留在湖北，可以想像得到，语言不通的她多么孤单，连点名叫她她都听不懂，可是她就那样天天勤学苦练，除了练，就没有别的，那种毅力对13岁的孩子是非常少见的。因为她从小就喜欢羽毛球，就立志要为中国羽毛球奋斗。

    “巴中” 生黄强辉，林慧卿和文革之难

     巴中52届毕业生黄强辉，很早就喜欢健美运动，自己看美国的健美杂志，模仿别人怎样练肌肉，他后来参加印尼的健美比赛，得了冠军，获得Mr.Indonesia的称号。回国后考上哈工大，因为他练过健美，体育课选修举重，代表学校参加东北区举重比赛，得了亚军。当时国家要发展举重运动，体委就派人去哈工大要把黄强辉挖过来，找黄强辉谈话，问他愿不愿意练举重，当专业举重运动员。黄强辉没有犹豫，回答说：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他就这样放弃读大学成为举重运动员了。“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这句话在我们这一代归侨学生回国前，就植入我们的脑子里，所以，我们服从分配，把国家的需要摆在首位。

    乒乓球大家最熟悉的是林慧卿，她是中国第一个获得大满贯的女子乒乓球运动员，大满贯就是在一届比赛中团体是主力，站上了领奖台，单打、双打和混双全夺得冠军，想想看，体力要消耗多大，要用多大的毅力和决心去拼。31届世乒赛，林慧卿接连三天每场比赛都要出场，最后的一天，从上午打到晚上，肚子很饿，可是什么都吃不下了。她说完全是用意志去拼的，让她坚持下来的信念就是：我是为祖国拼搏的。这种精神力量在当今的运动员中可能是难以想像的，如今，他们更多的是想打出好名次，为自己的前途铺路。而在六七十年代，为国争光是首要的！ 那个时期，由于国家交往的需要，重要的体育比赛要服从中央的指令。有的比赛上面说要让对手赢，你比对手强也得打成输给对方。乒乓球、羽毛球、网球都遇到这种情况。羽毛球63年在雅加达举行的新兴力量运动会只拿2项冠军，其他都让东道主拿了，这全是赛前就安排好的，书中写的都是真实的。很多华侨玩打赌，他们赌中国队必赢，结果却输了，很多人当场把电视机都砸了。林美群三次参加世乒赛，每次只得了亚军，媒体从来没有报道过她，因为人们只注意冠军。我在书中就写了为什么她总是只得亚军的背后故事。

    那个时期的运动员把国家利益摆在首位，比赛要你打输，你就得输。这与国家的外交政策密切相连，不能用现在的眼光来评价当时的背景。 正当这批印尼归侨努力把中国体育推向世界高峰时，文革开始了。王文教陈福寿和老队员都被赶去农村当农民，年轻一些的队员也停下不再训练，技术荒废了。从印尼到中国再去农村当农民，这批归侨生活上的落差有多大，可是王文教和陈福寿仍然相信羽毛球不会从中国被抹掉，这是一种多么坚定的信念！从印尼家里寄来的信，他们拿到时，都被拆过检查的，即使政治上这样不被信任，他们仍然坚信祖国不会放弃他们。这就是他们坚如磐石“物美价廉”的爱国主义思想。

    八十年代以后，中国恢复了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会员资格，羽毛球频繁出国比赛，在世界上的名声越来越大，很多国家都来拉拢他们，用高薪和各种豪华的物质待遇作为条件要聘用他们，他们都没有动心。对这种诱惑，他们总是平静地拒绝，说：“如果我为了钱，我就不会回国了。”这与当今的人们的思想境界完全不一样，任何利诱都动摇不了他们献身中国羽毛球事业的决心，那种热爱祖国热爱自己所选择的体育项目的信念是那么牢固地扎根在他们的心里！

    这批归侨老教练在每个时期的言行和处事的准则，显示出他们总是把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乒乓球队是文革后最早恢复训练的，1971年在决定要参加第31届世乒赛时，林慧卿已经30岁了，停止6-7年没有训练，要恢复原来的状况谈何容易！林慧卿想的是：祖国需要我去拼，我舍去一切都必须上！恢复训练的痛苦那不是亲历者是体会不到的，林慧卿咬牙忍住了，训练完，甚至连脱袜子腰都弯不下。比赛的时候，这些运动员心里想的是：为了祖国的荣誉，拼了！那的确是那一代运动员很纯朴的勇往直前的动力。后来林慧卿移居香港，在生活安定下来之后，她还念念不忘尽自己所能在乒乓球界做一点对促进两岸三地的友好关系有利的事情，她参与组织两岸三地的乒乓球比赛持续了十多年。她自觉地去做这些事，是因为爱国主义思想扎根在心中。

    陈玉娘、张光明、候加昌心系国家

     陈玉娘曾经遇到过需要她在去与留做定夺的难题。八十年代初，她和她的先生张光明申请到香港定居，陈玉娘还保留着人大代表的身份，1982年她回北京参加人大会议，万里副总理约她和张光明到他办公室谈话。万里副总理询问了一些他们的生活状况，然后提出要陈玉娘回来继续当教练，他说了句“国家需要你”，这五个字重千斤哪，这是国家总理的挽留，是以国家的需要为理由的，在这五个字面前，你能拒绝吗？万里还问：有什么困难吗？在国家需要面前，谁还能讲困难呢？陈玉娘和张光明克服了小家庭的困难，他们任何要求都没提，陈玉娘又回国家队了。比比现在的人，谁能真正把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我看是太难找了。

     侯加昌也有类似的经历。那年，他父母从印尼到香港来看子女们，侯加昌一家三口申请去香港与父母团聚。因为手续问题，没能及时到达香港，他父亲在前一个晚上突然脑溢血昏迷了，当侯加昌站在父亲面前时，老人家已经睁不开眼睛也不会说话了，隔天，便撒手离去。几个兄弟围着侯加昌，劝他不要回北京了，就留下来，让年老的母亲得到一点籍慰。侯加昌心里非常痛苦，面对风烛残年的母亲期盼的眼光，他实在是无法拒绝，可是，对发展中国羽毛球的责任感比所有的一切都更有力地牵扯着他，他拉着母亲枯瘦的手，非常难过地说：“妈，请你原谅儿子不孝......”母亲什么话都没说......侯加昌和妻子、女儿又回北京了。我写到这里时，鼻子都感到发酸。因为我们归侨都有相似的经历，对父母不能尽孝的缺憾，甚至父母去世时都不能回去看他们最后一面的悲痛，我们只能隐藏在心底。还有好多类似的事例就不再说了。

第二个丰碑：品德高尚的丰碑

     王文教有很多故事表现他的高尚的思想品德。他和陈福寿从小学就认识，每天放学一起去一起回来就一起打羽毛球，两人志同道合决定一起回国发展羽毛球，相互为伴一起研究怎样改革羽毛球技术，几十年相互支持，他们是我所见到的合作了一生没有闹过矛盾没有争吵过的一对事业搭档。我在收集材料写这本书时，都去过他们的家，有的还去过无数次。陈福寿家里的荣誉柜摆放着一层层他所获得的奖杯奖状，他一共有14块体育荣誉奖章，那是国家体委颁发给在体育运动中创下特殊功绩的人，侯加昌也获得过12枚体育荣誉奖章。可是王文教自己只有4枚。按说，他这个总教练的功劳是最大的呀，怎么比他们都少？我问过王指导这个问题。他很平静地说：每次都是上面让我填报，我当然不能报我自己，羽毛球取得的成绩，他们出了很大力，应该报他们。这就是王文教在荣誉面前的态度。所以王文教的体育荣誉奖章比他们都少，只有4块，那是领导指定专门发给他，他才有的。说到思想品德，陈福寿是最受圈内赞扬的一个。不论是运动员还是各省队的教练员，对陈福寿的口碑都很好，满口都是赞扬他的话。他对运动员的教导不仅是在技术方面提高，他处处以身作则，尽管年纪大了，还带着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各种伤病痛，但是他在队员面前，从来不流露伤病，还是坚持带队员跑步出操。他每天给队员训练自己要用力把球打到各个方向，晚上回到家，手臂疼到连衣服都脱不下来，要他的夫人王美宋帮他脱衣服。

     我还想起梁小牧，大家会记得五六十年代那个在羽毛球场上很有活力剪短发的女孩。六十年代初，梁小牧和陈玉娘是女单最强的选手，他们俩随羽毛球队去印尼去北欧，不论是单打还是双打，都是所向无敌，给中国女队竖起了丰碑。文革一来，小牧却遭到隔离审查，因为她父母亲都是印尼归侨，五十年代中期回国，文革时就被怀疑为“特嫌”。受到隔离审查，队里的正常活动就一概不能参加，甚至连队服都不让她穿。1972年4月的一天上午，一辆小汽车开进广州二沙头体育运动中心大门，从车上下来一位首长，人们发现是周总理，人群一下从四面八方围拢来，簇拥着周总理。小牧也看见了总理，但是因为自己受隔离审查，她不敢走上前去，只是远远地站在一边。总理发现了她，63年羽毛球队去印尼参加新运会回国，总理在机场见过小牧还跟小牧说话，总理认出了梁小牧，便走到她跟前，问她：梁小牧，你为什么没有去国家队？那年国家队刚成立，王文教和陈福寿奉命召集队伍，重新组建国家队。但是因为国家经济还没有复苏，名额有限制，要比较年轻的有基础的才能入选，还限制归侨只能占一定比例，国内选手即使技术不如归侨，也必须有，所以有一些技术好的归侨老队员就选不上。梁小牧不敢回答总理的提问，其实她心里有很多委屈，她连队服都没有资格穿，更别说是入选国家队，她哪敢说？晚上，总理在大礼堂看文艺演出，运动队都去，因为白天总理问了梁小牧一句话，队里便允许她也去看演出。但是，她还只是穿便服，坐在最后排。散场后，一位女兵过来大声喊道：谁是梁小牧？总理要见你。女兵把小牧带进一间休息室，小牧只悄悄地靠门边坐下。一些领导围着总理坐着谈话，总理看见了梁小牧，便招呼她：梁小牧，你过来，坐这儿，这个位子是留给你的。总理指着他身旁一个空着的藤椅。梁小牧走过去坐在总理旁边，总理对大家说：这就是梁小牧。接着问她训练情况，梁小牧不敢说自己受隔离审查，不可以训练。她只轻声的说：没有训练场地。总理马上对旁边的领导人说：要恢复训练，没有场地，你们打报告，我来批。那些领导赶忙说：我们省里拨款，我们拨款。总理后来还对省体委领导交代，要给梁小牧创造工作条件，发挥她的特长。从周总理见梁小牧之后，她不再受隔离审查了，她当了少年队教练，培养新苗。我在报社资料库里翻查了七十年代的体育报，找到了梁小牧那个时期写的许多篇文章，是她自己写学习毛著指导小队员训练的体会和思想总结。隔了几十年之后，再读到六七十年代那个时期的文章和报道，心中有太多的感慨。梁小牧的简单经历让我看到一个归侨对祖国忠诚的心，看到他们高尚的品德。现在的人听这样的故事会认为那太傻了，梁小牧受到那么大的委屈和莫须有的冤枉，她有机会站在周总理面前说话，她干嘛不吐露自己受的委屈？这只能说时代不同了，当年的归侨就是那样的单纯和朴实！归侨运动员们心里想的是为国家多做贡献。

     说了梁小牧的故事，她的委屈还不算大委屈，还有一位归侨教练真是受了大委屈，至今都没有解决。是网球教练沈建球。沈建球和父亲沈美镇一个是湖北队的建队教练，一个是广东队的建队教练，1972年沈建球作为国家队教练带队员去美国比赛，发生了“胡娜事件”，注意体育动态的人对这个突发事件一定记忆犹新。当时成了重大的政治事件，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体育队伍中最丢人的事。沈建球是带队教练，回国后虽然没有给他什么处理，但是接下来，他受到了无形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不再启用他当出国比赛的国家队教练，不再任用他训练省的主力队员......这些事实我在书中有叙述，他到退休时还是副高，别人的资历和成就比不上他，却评上了正高的职称。这种情况落在任何人头上都是难以接受的。待会儿沈建球发言，由他自己来讲述。

     我再说林建成。他在一次比赛中一条腿膝盖韧带断裂，做了手术，治疗了一段时间，重返训练，这个过程他忍受了很大的痛苦，就不细说了。后来把他选上去北欧比赛的双打选手，北欧比赛有很多故事，中国队员不但把所有对手打服了，还征服了整个北欧人，你们细看书里的叙述，全是真实的记录。和丹麦选手交锋之前，林建成豪气满怀地说：我拼了，即使断了腿我也在所不惜，革命先烈能抛头颅洒鲜血，我断一条腿算什么。那个年代，讲奉献，讲报效祖国的思想贯穿在这些印尼归侨教练的一生，造就了他们高尚无私、勇敢无畏、奋力拼搏的品格。

     他们的故事讲述不完，每段故事都体现了他们的高尚的品德。

第三个丰碑：人格魅力的丰碑

     2015年国际羽联给王文教颁发了“终生成就奖”奖状和证书（Life Time Achievment Award）,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只有王文教一人获得这项奖。细想一下这个奖为什么称作“终生成就”？终生就是一生献身于某种事业，没有间断没有转移，并且获得了别人无法比拟的成就。想想这个名称包含的意义有多深刻有多难做到!王文教获得这个奖的确是名至所归。他从8-9岁就开始从事羽毛球运动，一生没有放下，培养了无数羽毛球尖子，他们走向世界，又培养新生代的选手；王文教还使羽毛球技术发展到新的高峰，最可贵的是，他认为羽毛球技术是属于全人类的，一位教练或者是一个国家，都不应该保守。七十年代初，亚洲羽联在北京举行一次教练员讲习班，王文教现场讲解中国羽毛球队员的训练方法，让中国教练现场演示，王文教一边解析各种技术动作和打法。这把参加讲习班的各国教练都惊呆了：中国这样公开自己的秘密武器就不怕别人学了再打败他们？王文教却说：大家都掌握新的技术，羽毛球就发展就提高了。在国际羽联的讲习班上，王文教也经常讲解中国队的技术。他认为，技术是要不断发展的，不能一成不变，今天你学了我的这种技术，我还会再发展变化。国际羽联技术委员会主席这样评价王文教：“在发展委员会中，他对教练员提出的指导性意见具有特别的价值......他很愿意把自己的智慧、方法、心得公开地与别人分享，这不是每个教练能做到的。”他还说，“王文教一生的经历反映了中国羽毛球的进步和成就，也许，早在1954年5月，当王文教和他的朋友陈福寿离开印尼梭罗之时，应该成为庆祝中国现代羽毛球真正的产生之日。王文教的奉献对中国羽毛球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着决定性的作用的，从那时起，羽毛球的历史书写了重要的篇章。”这样的评价是非常高的。王文教在接受这个奖项时说：“这个荣誉不只是给我个人，而是给中国羽毛球。”这就是他的思想境界，在荣誉面前，他心中装的还是国家。

     还要说一个人。早期是运动员，后来转为机关干部，岗位不同，仍然干得很出色，她就是许慧玲。在我了解许慧玲的经历中，让我受到感动的是她在机关负责组织全国甚至是很多国际羽毛球赛事的过程。组织一个赛事，她要管方方面面：宾馆、场地、交通、安全、票务、裁判......这些事务的背后还与权力连在一起。大家也知道，现今的中国大陆社会，只要与权力连在一起，就很难防止腐败。许慧玲当了很多年的副处长，组织了无数次的赛事，财务上清清白白，没有以权谋私，这就是归侨的品格。

     我还想起梁小牧说的一句话：“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我努力了，我付出了，我无怨无悔。”这个月初，我在电话里邀请她来参加这个发布会，她因98岁的老妈离不开人，所以没有来参加，小牧最后再说了这句话。这句话代表了这一代归侨的心声，反映了这一代归侨的高尚品德和情操。比比现在的年轻人，有多少人能把国家的需要、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来考虑呢？我们这一代归侨做到了。

    这本书，我写了20个个人篇章，附带同时期的归侨队友，总共近50人。如果看每一个个体的人物，他们并不完美，人人都有缺点和不足，但是，把他们看成一个整体的话，你就看出他们创造的业绩是不同凡响的，这个整体闪耀着一种人格光辉，使我钦佩使我感动。特别是羽毛球这个群体，在王文教和陈福寿等人的带领下，几十年来形成了自己一套完整的技术，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这个群体创造的业绩恐怕是后人很难超越的，特别是这个群体有三个人的个人业绩也是后人难以超越的。第一个就是王文教，他把一生献给中国的羽毛球事业，成就了中国羽毛球的霸业，才获得国际羽联“终生成就奖”。咱们可以拭目以待，看看今后什么人能获得这个奖，中国恐怕是没有第二个了。陈福寿一共获得14枚国家体育荣誉奖章，他也是把一生献给了中国羽毛球事业，以至现在身体非常虚弱，不能出远门，所以不能到会。这14枚奖章纪录着他的成就与奉献，这也是创造了一项纪录，据我所知，目前在所有体育项目中，没有第二个人获得那么多的国家体育荣誉奖章，今后恐怕也没有人能打破他这个14枚的纪录。第三位最突出的个人业绩是汤仙虎。他在两个国家队里培养出奥运会冠军和奥运奖牌获得者，印尼的奥运冠军魏仁芳、亚军叶诚万都曾经由汤仙虎训练，中国的奥运冠军林丹、吉新鹏，还有奥运奖牌获得者夏煊泽，2004年雅典奥运会，站在男单领奖台上的三个人都是在汤仙虎手下训练成就他们的业绩。目前世界上没有第二位能在两个国家队里培养出奥运冠军的教练了，今后有没有，非常难。因为一个教练能在本国培养出顶尖高手已经很不易，去别的国家再培养出顶尖高手，不大可能，因为有种种因素的制约。只有汤仙虎，他对印尼和中国的情况都很熟悉，他具备了能在自己出生和成为经验丰富的教练的两个国家执教的条件，所以，可以断言：世界上没有第二个汤仙虎了,汤仙虎是独一无二的，王文教和陈福寿也是独一无二的。汤仙虎如今身体变得如此衰弱，就是他拼出全力培养奥运尖子造成的。在奥运会前的训练中，他每天要服用很多种药来支撑自己，他常双手交叉在胸前坐在训练场边不动，那是他的心脏负荷太重，几乎承受不了，但是他还要坚持着。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责任感和毅力啊！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以上三位老教练的业绩，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对“后无来者”是否太武断了，那就让历史来证明。为什么我敢说是“后无来者”？因为现在很多教练当教练只是当作一种职业，因为他自己也领了薪金，必须培养出尖子人家才能信服你，否则你就会下岗。这批印尼归侨教练完全不一样，他们是把羽毛球当作一种目标一种追求，他们完全是倾注了自己的全部感情的，所以才能那样的以一种忘我的精神去投入。在我们面前的老教练都很苍老，和他们当年在比赛场上的英姿勃勃、虎虎生威的姿态完全不一样了，除了歲月催人老以外，还因为他们所付出的体力精力比别人都更多，所有这些老教练，每个人都留下各种运动创伤。现在的教练能做到吗？未必。每个人的投入是有保留的。今天，这些老教练们能一起来这里和仰慕他们的粉丝们见面，的确很不易！这也是组织这次集会的香港侨团的功劳。

     （这本书中原来只有4位巴中人，按届数排列是：黄强辉、沈建球、林慧卿、郑纪益，还有两位巴中媳妇：陈家琰和丘玉芳；后来我又发现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做出卓越成绩的楼大鹏，小学是在巴中附小读书的，这样又增加了一位巴中生了，还有沈建球的父亲沈美镇在57届毕业特刊上的全校教职员工花名册上有他的姓名，原来他曾经在巴中任教，这样，巴中人就增加到6位了。这是印尼其他华校所没法比的，是巴中的骄傲。）

    最后我得说点关于这本书是怎样出炉的。开始产生要写这本书的想法就是致读者里所记叙的，因为我是个体育记者，我比所有人都更知道他们的功绩，我也是印尼归侨，在体育总局侨联组织的活动，经常和他们在一起，我比别人更熟悉他们。在我深入地了解了他们，我发现他们除了竖起成绩的丰碑以外，还竖起了刚才我讲述的三个丰碑，我就产生一种责任感，自己感到完成这本书是一种责任，必须写好它。刚才我讲述的三个丰碑是他们这一生凝聚的一笔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应该把它留给后人传承。当前大陆宣传核心价值观，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爱国，这批归侨老教练是最生动的范例，是鲜活的榜样，这批归侨教练给社会留下了很宝贵的精神财富，这是当今社会很欠缺的，我们要宣扬他们树立的丰碑，歌颂他们高尚的品德，讴歌他们光辉的人格。

许琼玲    2017年6月

《祝福祖国》-梦之旅

2017-7-20/zim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