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一人救五人的公義

【iMoney智富雜誌—荷馬學人集】 社會貧富懸殊厲害，開始有聲音要求開徵「富人稅」，甚至是「首富稅」，即是把最有錢的人的財產一部分，瓜分給社會上有需要的人。

最近網上流傳着這一副圖畫，認為社會公義，是指連結果也須一樣。放在現實社會，政府所能動用來資助有需要的人的資源，皆是要透過徵稅，而稅收通常都是由小部分人負擔。根據這幅圖的邏輯，開徵「首富稅」，把首富一部分的財產轉移到最有需要的人身上，似乎更合情合理。

剝奪一人權利非公義

用另一個比喻，假設在醫院的急診室裏，有六個病人，其中一個極為嚴重，如果醫生花時間醫那一個的話，其餘五人也會失救去世。在此情況下，醫生會怎樣做？一般而言，大概不會為了一個人，而放棄拯救五個人的生命；於是，五個人給救回，一人就犧牲了。

少數服從多數，是否社會公義的唯一標準？從首富的財產拿取1億元，可能只是零錢，對他們不痛不癢，但把這1億元分給幾百個露宿者，就很好了。這1億元的轉移，令整體社會的Utility增加，是否就彰顯了「社會公義」？

這個邏輯，其實和Utilitarianism（古月語註：所有的哲學術語都是來自西方，學者也僅僅是根據它的定義來鑄造相關的漢語詞彙，有時候為了消歧義，把西文寫出。這個術語過去譯為功利主義，近來大部份學者認為這個譯法是貶義，因此改譯為效益主義）的學派的鼻祖Jeremy Bentham所提倡的可謂一脈相承（當然，Bentham同時也是自由經濟和民主政制的支持者）。不過，換另一個畫面，或者我們會有不同的看法。

假設在醫院裏，有一個進來做身體檢查的人住院，同一時間，另外有五個病人患上重症（舉例分別是心、肝、脾、肺、腎出了毛病）。如果能取得健康的內臟作移植，這五人便可活命；換句話說，只要把那個做體檢的活人麻醉了，移植了他的心、肝、脾、肺、腎，一個便可以救五個，整體社會的Utility增加，而且符合少數服從多數；但相信沒有人會同意這是一個公義的做法。

財富分配不能針對性

因為這牽涉了法治精神的兩大支柱：人與生俱來的基本權利（Inalienable Rights），和同意（Consent）的自由。自由主義之父John Locke在幾百年前已將這個概念發揚光大，也成為美國立國的獨立宣言的一個重要基石。為了眼前的社會利益，犧牲了任何人的Inalienable Rights或者是Consent的自由，都非法治社會所願意見到的。稅收和重新分配並非完全不可以，但一個Arbitrary或者是針對性的稅收，無論對象是一個人或是一班人，都非一個公義社會應當追求的。高舉「社會公義」，追求公平的結果，但過程卻不尊重社會上每個人的權利和自由，其實才是對社會的公義，破壞最大的行為。

撰文：黃元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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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學者對當前香港的工潮的觀點

理大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鍾劍華認為，碼頭公司外判商高寶宣布結業，相信會對工潮造成壓力，令其他外判商的罷工工人憂慮，亦可社會製造其他輿論，而外判商藉此向組織罷工的工會，作出政治性批評，相信今次是一種策略性回應。
鍾劍華說，外判商在談判過程中一直「懶懶閒」，態度消極，在以往工潮中罕見，反映資方利用外判工序，令自己運作靈活，有事時更容易「甩身」，亦可令勞工成本壓低。他說，值得關注，高寶日後會否以另一間公司名義重新經營，重聘新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