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葉印尼歸僑學生在中國大陸的大學生活點滴

二十世紀中葉印尼歸僑學生
在中國大陸的大學生活點滴

（一）前言

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大批印尼華僑青年離開印尼回到中國大陸，其中有不少人考上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全國各地工作；七、八十年代，當他們幾乎都已步入中年的時候，又大批離開祖國湧入香港、澳門，其中部分人再輾轉回到了出生地—印尼，或到美、加、澳、紐以及西歐諸國。

五、六十年代的中國大陸，政治運動不斷：土改、抗美援朝、鎮反、三反五反、批判電影《武訓傳》、思想改造、反“胡風反革命集團”、農業合作化、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反右派、大躍進、人民公社、大煉鋼鐵、反右傾、四清、文化大革命…等等；1959-1962年期間，又發生了導致3600萬人餓死的全國大饑荒；…。人們用各種各樣的形容詞來形容那個年代：毛澤東時代、火紅的年代、革命的歲月、多事之秋、災難連連、…。

在那個年代到中國大陸就讀大學的印尼歸僑學生，如何適應、應付、度過那種特殊的、十分困難複雜的環境，是他們在國外的許多親友都十分關心，也是極想知道的問題。但是多年來，親身經歷者描述的只是零碎片斷，至今還沒有看到有人完整詳細地描述整理。

本人是那個年代在北京就讀大學的印尼歸僑學生之一，我在那裡度過了五年(1959-1964)大學生涯。北京是全國大專院校最多的城市，也是印尼僑生最集中的城市。那幾年，我走訪了許多有印尼僑生就讀的大專院校，接觸過不少印尼僑生。移居香港後，我向一些親身經歷者/知情者收集了一些“口述歷史”。本文根據本人的親身經歷和耳聞目睹的事實，並參閱一些歷史資料，主要描述那幾年在北京的印尼僑生的真實生活，將他們的遭遇，他們的喜怒哀樂和所思所想，盡可能如實詳細述說。

希望這篇拙文能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如今定居港澳的巴中校友，絕大多數都是在五、六十年代到中國大陸就讀大學的印尼歸僑學生。他們當中，有不少人中文根底深厚，對歷史、哲學甚有研究。殷切期盼他們能抽出時間，也寫一些《回憶錄》，描述印尼僑生在全國各地、各個時段的真實遭遇和經歷，從而能完整詳盡地再現那個年代到中國大陸就讀大學的印尼歸僑學生的真實生活。

我們這些當年的大學生，如今都已步入老年，許多人都已是七老八十、有的甚至是年過八十的“長者”了。我們實在有必要抓緊時間，詳細回憶、分析、研究、總結那段經歷，給後人留下真實的歷史。

由於水平有限，這篇文章肯定會有許多不足之處，懇請批評指正補充。

(未完待續)

(二) 《自傳》與《檔案》

(1)《自傳》

寫好《自傳》是每一位想在國內上大學的歸僑學生，在踏上祖國土地後，必須完成的首要“任務”，其他任何急事都必須讓路。

巴中五九年屆第一批回國的同學，在“五九年屆回國同學會”(主席是現居廣州的梁碧強)組織和帶領下，於1959.06.12下午搭乘“芝利華郵輪”，離開雅加達丹絨不祿碼頭，奔赴遙遠的祖國。1959.06.21郵輪駛抵廣州黃埔港後，入住三元里招待所。辦理入境手續、整理行李，並聽取有關部門的幹部作的“國內外形勢”、“各地華僑補校基本情況”等報告後，回國同學分成三路人馬，一部分留廣州，一部分去集美，大部分選擇去北京。我隨赴京的同學於1959.06.29登上火車啟程，1959.07.02抵達北京。早已在車站等候的“北京補校”的老師和同學，把我們接到“補校”，安頓入住早已編排好的集體宿舍，第三天宣佈編班名單，並即刻上課，準備迎戰將於07.23至07.25連續三天舉行的全國“高考”。

班主任跟同學們初次見面講解如何準備“高考”時，重點就是如何寫好《自傳》。他說，如實詳盡寫好《自傳》，不僅關係到個人前途，還牽涉到國家安危。他解釋說，國際形勢嚴峻，美蔣特務機構千方百計派遣特務混入國內搞破壞，如果每個從國外回國的同學都如實詳盡寫好《自傳》，並且積極寫材料，證明一起回國的同學/朋友的情況，揭發可疑的人和事，就可以讓國家徹底瞭解同學們的實際情況，這對每位同學考大學/分配工作都有好處，而且可以防止敵人混入搞破壞，從而保護國家安全。

班主任一席話激發了同學們的愛國熱情，提高了敵情觀念，於是大家即刻行動起來，在班主任的指導下，抓緊時間，加班加點，努力按照要求盡快寫好《自傳》，以便騰出時間補習政治課，準備參加“高考”。

《自傳》除要詳細寫下出生地點和年月日、個人簡歷外，還要詳細描述家庭成員(祖父母、父母和兄弟姐妹)，以及主要社會關係(叔伯姑舅姨等)的情況；還要寫出簡歷中列出的每個時間段，至少一個在國內的證明人。此外，還要求每個人至少為三名同船回國的同學寫證明材料。

這類《自傳》，入讀大學報到後，以至畢業分配工作到新單位報到後，都會被要求重新詳細書寫，交給組織/人事部門存檔保管。

(2)《檔案》

檔案制度是從蘇聯引入的管理幹部，以及管理社會上有影響或有特殊背景和經歷的人的方法。由於改革開放前，中國大學畢業生都被列入幹部編制，而從國外回國準備考大學的歸僑學生，又屬於具有“特殊背景和經歷” 的人群，因此，每個歸僑學生，在踏上祖國土地後，所在“補校”的人事部門，都毫無例外地，會給每個人建立《個人檔案》，存放在檔案室內。《個人檔案》將一輩子跟隨“個人”走，直到去世或出國才封存入國家/地區檔案館或檔案室內。

前述個人在不同時期寫的《自傳》，以及別人寫的證明材料和/或揭發材料，是存入《個人檔案》中最主要的內容。

在大學學習期間，每年每人都要寫思想總結和個人鑑定，在小組會上宣讀並聽取同學們的評論意見(贊同/批評)後，小組長填上“小組鑑定”，班長和團支書再填上“班級鑑定”，經黨小組批准後，上報系黨總支備案，存入《個人檔案》。

到農村/工地/工廠參加勞動鍛鍊，或到軍營參加軍訓，或被抽調參加“四清工作隊”，結束後也都要寫類似的“思想總結”和“鑑定”；有些要求進步，爭取“入團、入黨”的人，隔幾個月就寫的“思想彙報”，以及他們寫的“入團申請書”、“入黨申請書”等材料也都存入《個人檔案》。

參加工作後，所在單位的領導和黨團組織，也會經常要求/鼓勵幹部員工，寫類似上述的“思想總結”和“思想彙報”等，材料也都存入《個人檔案》。

存放在檔案室內的幹部員工的《個人檔案》，由人事/政工幹部負責管理。他們都是黨組織精挑細選、“根正苗紅”、對黨的事業忠心耿耿的黨員幹部。他們熟讀分析研究每個人的檔案材料(他們自己的除外)，從中尋找/發現疑點後，發信調查甚或派人“外調”，調查清楚再寫“調查結論”；無法查清的則暫時擱置(俗稱“掛起”)，被“掛起”的人一般都被列入“控制使用”的名單；這些“材料”也都存入《個人檔案》。他們還負責為他們管理的幹部員工寫“政審意見”，單位領導就根據“政審意見”，決定對下屬的使用情況：重用/一般使用/控制使用。提職、加薪、甚至在分配住房等福利時，也都會考慮“政審意見”。

一般幹部員工是不准查閱自己的《個人檔案》的，因此如果《檔案》中有不實材料(俗稱“黑材料”)，他們是不會知道，因而也不會申辯的。有些別有用心的人，利用這個漏洞，為報私仇甚或只是嫉妒，寫匿名信誣告，致使一些人蒙寃被“掛起”，受到不公平對待。“文革”初期，有些地區為此發生過群眾包圍檔案室、搶閱檔案的事件。有一位當時就讀某大學待分配的歸僑學生，“有倖”看到自己的檔案，在“政審意見”一欄上，赫然寫著“可報讀普通專業”。

(未完待續)

(三) “個人成份”與“家庭出身”

《自傳》上要填寫“個人成份”與“家庭出身”。老師解釋說，“個人成份”指的是個人的職業，我們都還沒有工作，因此填上“學生”即可。“家庭出身”則是家庭(即父親)的階級成分，如何填寫，不同的老師卻有不同的說法：

—— 有的老師叫學生仔細閱讀《毛選第一卷》中的一篇文章：《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再對照文章分析自己的家庭屬於那一個“階級”，於是有些同學就按自己的理解，填上：“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工人階級”、…；

—— 有的老師認為國內外情況不同，要突出華僑的身分，於是有些同學就填上：“華僑資產階級”、“華僑小資產階級”、“華僑工人階級”、“華僑醫生”、“華僑教師”、“華僑職員”、…；

—— 有的老師認為國外華僑是特殊的群體，無需套用國內的政治名詞，建議簡化為：“印尼僑商”、“越南華僑”、“新加坡華僑”、…。

—— 還有少數從馬來西亞和菲律賓回國的歸僑學生填上：“馬共幹部”、“菲共幹部”。他們顯然是按父輩的指示寫的。那些在國外“提著腦袋、出生入死，為實現世界共產主義革命勝利而奮鬥的國際革命家”，熟悉國內國情，知道好的“家庭出身”，可以得到“應有的照顧”。

結果，這些剛踏上祖國土地的歸僑學生，在“家庭出身”一欄中填上了各式各樣、五花八門的名詞，…。

當時，剛踏上祖國土地的許多印尼歸僑學生，對那些生疏的名詞，只覺得有趣，並沒有意識到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到後來，有的人回鄉探親，得知有些遠房親戚在“土改”時，被劃為“地主”或“富農”成分，他們的子女因為“家庭出身不好”，而被剝奪了上大學的機會，才第一次領會到了，不同的“家庭出身”具有的不同的意義與分量，對個人的前途將會產生極大影響。

再後來，上大學和國內同學交上朋友、到工廠農村勞動鍛鍊，以及參加工作後瞭解的許多複雜的社會現象，才終於明白了，祖國的實際情況與在國外時聽到的被理想化的虛幻世界，原來有天壤之別。許多人原本以為，祖國是一片沒有剝削、沒有壓迫、人人平等的自由民主的社會。殊不知，現實社會卻是被人為地無情割裂：階級嚴重對立、城鄉壁壘分明、等級制度森嚴。不同的人群享有不同的權利，承擔不同的義務。少數享有特權的人，占據顯赫的地位，而多數人則處於被統治、被壓迫的卑微地位。

到“文革”爆發，社會上流傳由“第一代革命紅衛兵”創作的一句順口溜：“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

還有兩副傳播甚廣的對聯：

(四)填寫“志願”   “考”上大學

(1) 填寫“志願”

報名考大學時，需要填寫“志願”——即報考的大學、學系和專業的名稱。“志願”分“第一志願”和“第二志願”兩份，每份可寫十個“志願”。“第一志願”中的大學都是重點大學，而“第二志願”中的大學則多數是新建的大學。輔導老師提醒同學們，為增加被錄取的機會，填寫“志願”時要考慮自己的實際情況，“要實事求是，不要好高騖遠”。同學們把老師這段話普遍理解為：“成績好的可填寫一流大學，成績稍差的則最好填寫普通大學”。

真的要感謝一些已在補校補習了幾年，也參加了幾次高考的師兄、師姐。他(她)們及時指出我們上述“理解”是錯誤的，才使我們免於“重蹈覆轍”。他(她)們告訴我們說，軍工院校是不招收“家庭出身不好和有海外關係的歸僑學生”的；有些大學雖不是軍工院校，但當中的學系專業如和軍工有關，或者是屬於高科技領域，也不招收“家庭出身不好和有海外關係的歸僑學生”。他(她)們是根據自身的慘痛教訓，才領悟出當中的“奧妙”：大學招生首要考慮的是“家庭出身、社會關係和政治表現”，至於學習成績是次要的，只作為一般的“參考因素”。

許多同學聽後，既傷心又難過，原來“有海外關係”和“家庭出身不好”是被相提並論並同等看待的。不過，他們最後還是根據師兄、師姐的提示，連夜重寫“志願”，把不招收歸僑學生的院校從“志願”表中，全部刪除。

(五)大學集體生活

(1)作息時間

當時中國大陸大學生過的是半軍事化的生活。早晨解放軍起床軍號一響(校內廣播喇叭中傳出)，所有學生都必須在最短時間內起身，按部隊要求的規格，整理床舖褶好被，接著到指定的地點，列隊立正報數做廣播操，解散後自由活動，之後梳洗早餐，開始一天的各種預先編排的活動。晚上休息軍號響起，全校熄燈 (路燈及走廊燈除外) 就寢，結束一天的活動。

每天除了上課/自修/政治學習/班會活動/黨團生活會時間，以及睡覺時間之外，校內廣播喇叭不停地播出電台節目和學校當局各種通知，以及中國和蘇聯的革命歌曲等，整個校園顯得熱鬧非凡。

作息時間如下：

星期一至星期五：
5:30 — 8:00 起床、廣播操、自由活動、梳洗、早餐；
8:00 — 12:00 上課/自修；
12:00 — 14:00 午餐、午睡；
14:00 — 17:00 上課/自修/政治學習/班會活動/黨團生活會；
17:00 — 19:30 自由活動、晚餐；
19:30 — 21:30 自修；
22:00 熄燈就寢。

星期六：
5:30 — 14:00 同星期一至星期五；
14:00 — 16:00 自修/政治學習/班會活動/黨團生活會；
16:00 — 19:30 打掃除、自由活動、晚餐；
17:30 — 22:00 洗澡時間；
19:30 — 22:30 自由活動/看電影/開舞會；
23:00 熄燈就寢。

星期日及法定假日：
放假(自由活動/個人衛生)。

被形容為“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這種半軍事化生活，對渴望“參加革命”的歸僑學生來說，極具吸引力，是他們回國前就夢寐以求的生活。許多人都把它看作是體驗革命生活、學習新鮮事物的機會，同時也是考驗自己適應能力的機會。因此，他們敞開懷抱，歡天喜地迎接這種半軍事化的新生活。

(六)政治學習  改造思想

大學一年級開設政治課，這是必修課，要筆試考核，不及格不准畢業。

政治課由專職老師講解，教材圍繞兩大問題展開：(1). “馬列主義是放諸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2). “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偉大思想”。具體內容有：“馬克思主義三個來源和組成部分”、“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 “列寧論國家與革命”、“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以及毛澤東兩篇文章《矛盾論》和《實踐論》等。他說，馬克思發現了人類社會存在階級和階級鬥爭；列寧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提出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只有同時承認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才是真正的馬列主義者。又說，毛澤東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列主義者。

老師在課堂上講了許多對歸僑學生來說，是新鮮、古怪、深奧的名詞詞語：世界觀、唯心論、唯物論、歷史唯心主義、歷史唯物主義、辯證法、辯證唯物主義、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矛盾的轉化、一分為二、合二而一、對立統一、存在決定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商品的價值價格及剩餘價值、國家專政機器、…等等。這些名詞詞語像磁鐵一樣，牢牢地吸引住了自詡是革命青年的印尼歸僑學生。

政治課學習目的十分明確，就是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徹底改造學生的思想，使學生學會以無產階級世界觀，觀察、分析、解決問題。課餘時間分組討論，人人要結合實際發言，談學習心得，檢討批判自身存在的“非無產階級思想”，提出今後的努力方向。小組會上各人的表現作為評分參考。

二年級以上不設正式的政治課，但每周都安排政治學習時間，學習中央文件和黨報社論等，也要分組討論人人發言。而聆聽“上級”安排組織的報告會或參加遊行示威等，也是政治學習的主要內容之一。

許多印尼歸僑學生，準備回國前就努力學習政治。他們在輔導老師指導下組織“政治學習小組”、“馬列主義學習小組”等，學習材料取自雅加達左派華文報刊《生活報》撰寫的社論、轉載的國內《人民日報》的社論和文章，以及老師從中國大使館/領事館取得的材料。但當時是為準備“高考”而學，學習內容比較簡單，回國後才知道政治是如此高深莫測，才真正感到自身的政治知識嚴重不足。他們逐漸明白，祖國是政治化的國家，任何事情都離不開政治，要融入國內的社會，必須學習如何適應瞬息萬變的政治形勢，因此必須努力惡補政治知識。

這些僑生，數理化和英語的基礎一般都不錯，因此考上理工專業或被分配到英語系的同學，學專業課一般都比較輕鬆。這使他們可以騰出較多時間學習政治。不少人讀完指定的政治參考書後，還去圖書館借閱馬恩列斯毛的其他著作，以及各類革命回憶錄。還有的同學，利用假期去革命歷史博物館，仔細觀摩閱讀展出的資料，藉以增加歷史知識，提高政治水平。

然而，這些歸僑學生對中國的歷史和中國的現實社會認識得越多，特別是隨著年齡增長、獨立思考能力提高，他們對上述的“馬列主義義和毛澤東思想”，產生的疑問也逐漸增多，問號也越來越大。這是他們的政治老師，甚至他們自己，都始料未及的。

(未完待續)

(七) 仇恨教育

(1)階級矛盾  階級鬥爭

馬列主義者認為，人類社會有如下幾個發展階段：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階級鬥爭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唯一動力。社會上每一個人都從屬某個特定的階級，自覺或不自覺地為該階級的利益服務。每個人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

他們還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是尖銳複雜不可調和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資產階級唯利是圖，每個毛孔都散發出銀圓銅錢的臭味，他們為取得最大利潤，毫不留情地殘酷剝削榨取工人的血汗錢。他們是沒落的階級，是注定要滅亡的，無產階級就是他們的掘墓人。無產階級消滅了資產階級後，資本主義社會就往前發展，進入社會主義社會。

有些印尼歸僑學生，覺得上述說法不可思議，很難理解。僑生C君，家境富裕，他從家族發財致富的艱辛歷程，以及耳聞目睹的許多事實，認識和分析社會上貧富不均的現象。他認為，貧富不均是複雜的主客觀因素造成，主客觀條件變了，貧富可能轉化：窮的變富，富的變窮，也即是說，窮人群體或富人群體，都不是固定不變的群體。人們就是根據社會現實，才作出“富不過三代”的評論。每個人的思想言行純粹是個人行為。因此，說富人一定必然地抱成一團，形成富人(資產)階級，去壓迫剝削窮人；或者說窮人一定必然地抱成一團，形成窮人(無產)階級，去對抗仇恨富人，很難令人信服。

在印尼，他全家都參加同鄉會，在同鄉會內，“窮”同鄉和“富”同鄉相處融洽，相互關心，互相幫助。在他爸爸發達前，得到不少有錢的親友幫助。在發達後，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他爸爸也經常幫助遇到困難的親友，甚至幫助毫不相識的窮人。他爸爸尊重善待僱用的工人，薪金合理，按時支付。如果說所有富人都殘酷無情，顯然不符合事實。

他認為，以擁有財富多寡作標準來判定善惡，或論述對人類社會發展有否作出貢獻，不僅是錯誤的，甚至是荒謬的。古今中外雖有不少富人作惡多端，但也有許多富人是慈善家；同樣地，雖然多數窮人都心地善良，但也有一些十惡不赦的歹徒是窮光蛋。另外，在科學技術、文化藝術等需要腦力勞動的領域，不可否認的事實是，作出偉大貢獻的多數是富人，因為他們不必為溫飽操心，才有時間和精力思考研究、舞文弄墨、吟詩作詞、彈唱作曲、著書立說；當然，同樣不可否認的是，窮人以體力勞動生產的生活必需品，為富人的腦力勞動提供物質基礎。因此，應該說，體力勞動者(窮人)和腦力勞動者(富人)，共同推動社會發展。

他還認為，“每個人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這一段話也不妥。《三字經》說：“人之初，性本善”。人的思想意識不是先天就有，而是在成長的過程中，受外界的影響逐漸形成的，在同一個家庭成長的人，對同一個問題的看法，不盡相同，甚至差別極大的例子，屢見不鮮。有的地主/資本家的兒子，卻是共產黨的幹部/領袖，這樣的事實是無法用所謂的“階級烙印”解釋的。…。

他在小組會上暢談他的想法，結果可想而知，他成為眾矢之的，變成大家“重點幫助”的對象。一位高年級的歸僑學生，在一次跟他閒聊時，悄悄地對他說，歸僑學生政治思想水平低，要加強學習，一時不理解，慢慢想會逐漸想通的，不必急於跟別人講，並暗示他說，1957年有的人就是“亂說話”，結果被戴上“右派”帽子。後來，他在許多人的“幫助”下，作了“深刻檢討”才過了關，但在思想深處，問題實際上並沒有徹底解決。

“文革”爆發後，在“造反派”張貼的“大字報”上，他看到被關進“牛棚”、遭到批鬥的“三反分子”(即“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反革命分子)的罪行材料時，不禁捏出了一把冷汗。他想起他在大學時發表的許多言論，如果上綱上線，都可以被定型為“三反言論”，他也就一定會被打成“三反分子”。幸好他當時已分配工作，工作單位是一個知識份子成堆的大機構，“走資派”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多如牛毛，“造反派”想揪也揪不完，無暇他顧。加上他人緣好，因此雖然有“海外關係”這個“把柄”可供操作，他最後僥倖地安然度過“文革十年浩劫”。

(未完待續)

(七) 仇恨教育

(2) 憶苦思甜  仇恨教育

馬列主義者歷來都是以煽動階級仇恨，來啟發、誘導、鼓勵和唆使被剝削階級反抗剝削階級的欺壓和剝削，進而推翻剝削階級的反動統治，最終達到他們奪取政權的目標的。這是世界級的“革命導師”——列寧和斯大林發明創造的“革命理論與革命策略”，他們在俄羅斯帝國的實踐獲得“輝煌成績”，成功創立了地球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他們也以同樣的方法鞏固新成立的政權。

中共是在共產國際的關懷幫助下成立的，它的組織形式完全照搬蘇聯布爾斯維克那一套，它的革命鬥爭策略也借鑒蘇聯的經驗。從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在閩浙贛地區成立的“中華蘇維埃政府”、三四十年代在西北成立的“陝甘寧邊區政府”，以及1949年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都被認為是證明上述“革命理論與革命策略”絕對正確有效的範例。中共給它取了一個相當優雅的名字——“憶苦思甜-階級教育”。在革命戰爭年代，它是教育戰士提高階級覺悟，激勵他們奮不顧身衝鋒陷陣，英勇殺敵的必不可少的教材。建國後，逐步推廣到大、中、小學。

大學生在下農村勞動鍛鍊期間，學校領導一般都會邀請“苦大仇深”的老貧農，給他們上“階級教育”課。學生們擠坐在農村打穀場或公社食堂，先吃“憶苦飯”(苦澀難嚥的高粱米摻野菜等)，體驗貧僱農過去的苦難生活。然後幾個揹槍的民兵，押解幾個正在接受監督勞動的、步履蹣跚的老地主進來，勒令他們站在前台，面向學生低頭彎腰接受批判。接著老貧農開始講述他們在“解放前”受到地主的殘酷壓迫剝削，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慘狀，講到傷心處，臺上臺下一片哭聲；再講述鬥地主分田地和就地處決惡霸地主的詳情，全場即刻群情激憤同仇敵愾，有人振臂高呼：“打倒地主ⅩⅩⅩ！”“不忘血淚仇！” “牢記階級恨！”…；有人走上前台，狠狠地掌摑混身哆嗦的老地主，那些老地主絲毫沒有作出任何自衛的動作，甚至任由鼻嘴淌下的鮮血滴落地上，只顧反覆地說：“我有罪…我該死…”，接著齊齊跪倒地上，不斷磕頭求饒…；最後講到“解放後”貧苦農民翻身做主人，過著幸福生活，會場氣氛也跟著變成輕鬆愉快，充滿歡樂，這時有人帶領高呼口號： “翻身不忘共產黨！” “翻身不忘毛主席！” “中國共產黨萬歲！” “毛主席萬歲萬萬歲！”…。“階級教育”課在充滿仇恨和亢奮的氣氛中結束。接著的幾天，每個人都要寫學習心得思想小結，小組討論人人發言。

“學習心得、思想小結、小組發言”，都有“正確答案標準模式” ，主要內容有：
——“憶苦思甜-階級教育”十分重要，激發對階級敵人的刻骨仇恨，提高階級鬥爭覺悟和思想認識水平；
——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時刻都在夢想翻天復辟，如果他們的陰謀得逞，勞動人民就要吃二茬苦，就要人頭落地；
——因此，一定要在共產黨毛主席的領導下，和他們進行堅決鬥爭，把他們徹底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腳，讓他們永世不得翻身。

印尼歸僑學生H君，參加了上述在農村舉辦的“憶苦思甜-階級教育”課。他根據提示，寫的學習心得思想小結，以及在小組會上的發言，都是“正確答案標準模式”，因而順利過了關。但實際上，他有許多迷惑不解的地方，他憋不住，跟“信得過談得來”的同學交流看法。他說，批鬥地主時，對地主謾罵污辱、拳打腳踢，甚至未經法庭審判，當場把地主就地處決的做法，既不人道，也不合法。地主過去欺壓貧農是不對的，理應受到譴責，受到法律制裁。但是，我們應該記住古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用地主過去對待貧農的錯誤方式，來對待如今已被打倒的地主也是不對的。不應以暴易暴，不然冤冤相報何時了，…。這些話都是他小時候，父母對他的教導訓誡。出乎他的意料的是，那位同學竟將他說的話，一五一十地向“組織上”作了彙報，以致回校後，系領導特地抽空參加班會活動，不指名地批評“個別同學的糊塗思想和錯誤觀點”，還特別指示團幹部要對“個別同學”加強關心幫助，…。

當時社會上有不少人也有與上述H君類似的觀點，即認為，人人都必須按“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道德規範，來約束自己。中共的喉舌——黨報黨刊，隨即發表文章嚴厲批判。文章在論述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後，有必要實施無產階級專政時，惡狠狠地說，對資產階級就是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就是要“己所不欲，必施於人”。殺氣騰騰，霸道十足。幾乎同時，江青也借她炮製的“樣板戲”中一個角色之口，聲嘶力竭地叫囂：“千年的仇，萬年的恨，要報仇，要雪恨！”…。叫囂聲令人膽戰心驚，毛骨悚然。被點燃的仇恨烈焰越燒越旺，仇恨與復仇的劇毒霧霾，逐漸瀰漫籠罩整個神州大地！

中共向中國青少年灌輸的仇恨教育中，必須仇恨的對象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內容，例如：在國內，在57年“反右”以後、“文革”以前這段時期，是“地、富、反、壞、右”，“文革”爆發後再加上“叛徒、特務、走資派、臭老九”；在國際上(境外)，60年代以前，是“美帝國主義和台灣蔣匪幫”，60年代初與蘇共決裂後是“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包括台灣蔣匪幫)”。中共教育青少年，必須與那些國內外的敵人，不共戴天誓不兩立，必須懷著刻骨仇恨，與之堅決鬥爭，並將它們徹底消滅。

印尼歸僑學生的父母，多數是燒香拜佛的善男信女，還有一些人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基督教徒。他們從小就教育子女要與人為善，要關心幫助周圍的人，要寬恕犯錯誤的人；他們勉勵他們的子女，回國後要努力讀書，學好本領，報效祖國。他們萬萬想不到，他們的子女回到祖國後，竟然會莫名其妙地被拖進仇恨與復仇的漩渦中，使這些子女驚恐萬狀，不知所措。

一些家長說，有兩種方法可以激發人類潛在的巨大力量：一種是以宣揚“人類之間的關愛”的方法，激發出來的是善良、正義和建設性的力量；另一種是以煽動“人類之間的仇恨”的方法，激發出來的是邪惡、非正義和破壞性的力量。他們十分擔心他們的子女在"仇恨教育"的環境中成長，會蛻變成沒有宗教信仰、喪失敬畏心和惻隱心、變成憤世嫉俗、六親不認的“小魔頭”，因而萌生了叫子女申請出國的念頭。

(未完待續)

(七) 仇恨教育

(3)逃避恐懼

印尼歸僑學生H君於63年底/64年初突然申請出國，理由是父親年老體弱，要他協助打理家族生意。但校領導認定他是因為無法適應艱苦的生活環境，才決定出走的，因此組織班上的黨團員，以及思想進步的印尼歸僑學生，給他做思想工作，要他從大局著眼，以國家利益為重，打消出國的念頭，留下來努力學習，畢業後為祖國社會主義建設作出貢獻。但任何勸導都動搖不了他的決心，最後公安局批准他的申請，發給他“赴港澳通行證”。他沒有和同學們告別就悄悄離校，到北京華僑招待所與兄長會合後，接著南下廣州，經深圳出境到香港。

他是1964年春離校的。離畢業考試不到半年，他只需再堅持幾個月就可拿到畢業文憑。但他不想再等了，怕夜長夢多，節外生枝；怕政策突變，不讓出去。他離校後沒幾天，他在家鄉的親戚來校收拾他留下的行李，之後就杳無音訊。

七、八十年代國內掀起歸僑“出國潮”，大批五、六十年代回國的歸僑紛紛湧入香港。真沒想到，八十年代中，在香港人海茫茫的鬧市中，H君竟然巧遇一個大學同學，於是他們邀約相熟的同學聚餐敍舊。 幾杯酒落肚後，H君“酒後吐真言”，詳談了他出國的全過程，在座的老同學這才恍然大悟，當時H君為何連畢業文憑都不要，那麼堅決匆忙地出走的原因。

在H君申請出國前不久，幾個早他幾年回國的師兄(中學校友)，跟他談起1957年大學“反右運動”的情況，當時有的學生響應號召“給黨提意見”，結果被打成“右派”，發配到北大荒“勞動改造”。師兄的話對他的觸動極大。他性格耿直，心直口快，跟許多同學講了許多如今想起來不該講的話。譬如說，“土改時…未經法庭審判，當場把地主就地處決的做法，既不人道，也不合法，…。”；“台灣人民不是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他們的生活水平比大陸人民高得多，…。”；“三年暫時困難時期是大饑荒，不是天災引起的，是大躍進造成的，…。”；“廣東有成千上萬的饑民，衝破邊防線冒死偷渡到香港，解放軍開槍阻止，打死好多人，…。”；…。那些話，他是聽回國探親的親友講的，他不經思考就傳給別人，如果和“右派言論”對比，簡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上綱上線就是“反革命言論”。這麼一想，使他陷入極度恐懼的境地。他回國是想讀大學，畢業後參加祖國建設，他絕對不願像老地主那般被批鬥毆打辱罵，更不願被捕入獄強迫“勞改”。他認定自己處境十分危險。等那些聽他“散播謠言”的人，向領導彙報後，他肯定會被拘捕的。只有儘快出走才是唯一的生路，他必須在被拘捕之前就走。因此，他是在驚慌失措的精神狀態下，匆忙上路的。

他產生出國的念頭，沒有直接寫信告訴父親，因為擔心信件會給公安機關拆閱。公安機關會抽查寄往國外和從國外寄來的信件包裹，是盡人皆知的“常識”，歸僑對這種作法早就見怪不怪，習以為常，因此敏感的話都不會在信中提及。他是通過回國探親的親戚，傳遞他決心出國的信息給父親的。他到親戚下榻的酒店房，乘沒有其他人在場時，懇求親戚務必把信息盡快傳到，還千叮嚀萬囑咐一定要保密。他的父親當初就反對他回國，如今得知兒子終於回心轉意，主動提出出國，自然心花怒放，即刻指派長子專職處理。H君的長兄多次往返國內，頻繁拜訪校領導和市公安局有關負責人，懇求協助放人。歷盡千辛萬苦，皇天不負有心人， 他終於如願以償，獲准出國。

H君到香港後，一邊協助父親打理在香港的生意，一邊修讀大學的工商管理課程。他對在大陸未能拿到大學畢業文憑，始終耿耿於懷，他下定決心爭口氣，在香港一定要拿一張。他在大陸學的是理工專業，如今改行做生意，要重新學起，因此，選讀工商管理課程。但還沒拿到畢業文憑，大陸爆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有關“文革”的種種消息傳來，令人膽戰心驚，他慶幸自己及時離開中國大陸，不然，一定也會被關進“牛棚”，遭到批鬥。

“文革”也漫延到香港。1967年，香港“左派”暴動，他們發起罷工、罷市、遊行示威，高呼“英國佬滾回老家去！”的口號，要求中國政府派遣解放軍“解放”香港；他們在市內大肆破壞，到處放置“菠蘿”(土製炸彈)，炸死炸傷一些無辜市民，還活活燒死一位經常抨擊嘲諷左派人士的行為的電台節目主持人。港英政府出動軍警鎮壓，也造成死傷。社會一片混亂，人心惶惶，一些富人和中產人士紛紛外逃，H君也隨波逐流移居加拿大。

H君在加拿大完成大學課程，獲頒“國際上認可”的大學文憑，圓了一個夢。他特別強調“國際上認可”這幾個字，因為他聽說了有關“港英政府不承認大陸頒發的學歷證書”的事實，他因此卸下了“沒領取大陸頒發的大學畢業文憑”的遺憾。後來他在父親和兄長支持下，在加拿大創辦超市生意(附設亞洲食品部)獲得成功，他為此每年要多次往返香港、台灣和東南亞採購商品，但他不敢去中國大陸，怕惹麻煩。他說，能在香港見到老同學，對他來說，真是一個意外的大收穫。

他們邊吃喝邊閒聊，天馬行空海闊天空，酒後真言無話不說。略帶酒意的H君，突然站起來說，你們是孫悟空，從大陸跑到香港，但你們跳不出如來佛的手掌…，除非你們像我一樣跳到“洋人的地盤”——如來佛是亞洲人，管不了“洋人地盤”上的人和事…。眾人會意，悽然一笑。話題迅即轉到“明天會如何？”…“誰知道？”…“天知道！”…。

那天晚宴很遅才結束。他們依依不捨握手言別，H君每年來港數次，他承諾抵港後一定會和老同學聯繫。他們後來果然又相聚過幾次，每次都有談不完的話題。1989年“天安門事件”，以及隨後的“香港回歸驚魂”，觸發香港人又一次“移民潮”，在那動盪的歲月，他們的聯繫中斷了。據說，進入21世紀後，他逐漸將公司業務交給兒子管理，他也就很少再踏足香港。

(未完待續)

(八)“蘇聯教育模式”與“從舊社會過來的教授們”

(1) “蘇聯教育模式”

“以蘇為師”是中共的“革命傳統”，後來赫魯曉夫搞“修正主義”，“蘇聯”這一名稱被改稱“蘇修”，從此不提“以蘇為師”了。但實際上，在“改革開放”以前，在中國國內各個領域，各種體制以至細則，仍然是“斯大林時代的蘇聯模式”。教育領域也是如此，從院系專業設置，到教職員編制，以至課程教材編寫等，無一不照搬“斯大林模式”。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鄧小平啟動“改革開放”按鈕，才逐漸結束。

在印尼左派愛國華僑學校讀書的華僑學生，不僅接受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思想教育，還被灌輸美化蘇聯的所謂共產主義思想教育：“共產主義是天堂，蘇聯是典範”、“蘇聯老大哥是中國的好榜樣”、“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致使學生對新中國和蘇聯都充滿著美麗的幻想和憧憬，對蘇聯更有一種近乎“崇拜”的心理。幾乎沒有一個中學生沒讀過蘇聯小說《鋼鐵是怎樣鍊成的》；離開印尼回國時，當郵輪徐徐駛離丹絨不祿碼頭時，許多人一邊流淚，一邊唱的是蘇聯《共青團員之歌》：“再見吧，媽媽，別難過，莫悲傷，祝福我們一路平安吧！…”。因此，當歸僑學生“考”入大學後，接觸到的所謂“斯大林模式”：蘇聯老師教俄語、分數5分制(學習成績5分是滿分)，以及從蘇聯引進/翻譯的課本或參考書等等，他們都以歡悅的心情全盤接受，並很快適應。

(2) “從舊社會過來的教授們”

新中國成立後，中共將新“解放”的知識份子，稱為“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份子”，以別於“延安革命知識份子”。在大學任教的教授們，也就順理成章地被稱為“從舊社會過來的教授們”。

報讀“理工專業”的印尼歸僑學生，入讀大學後，最初關注的焦點是專業課和傳授專業課的教授們。這些歸僑學生滿懷愛國激情，離別父母、放棄熟悉的生活環境，奔向遙遠的社會主義祖國，“決心投入到偉大祖國革命建設事業中，為把祖國建設成繁榮富強的國家，貢獻自己的一切。”他們深知，一定要學好真本事，才能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作出貢獻。因此，都很自覺地努力向教授們虛心學習。

那些“從舊社會過來”的中老年教授，都是有真才實學的教育家，思維清晰，邏輯縝密。他們上堂講課口若懸河，滔滔不絕；下堂輔導循循善誘，耐心細緻；學生們得益不小，讚不絕口。但歸僑學生和一些教授初步接觸後，卻很快地隱約感到，在教授和學生之間，存在著一堵肉眼看不見的牆，而這堵牆似乎是教授們自己有意設置的。他們從來不談自己的私事，也不主動詢問學生的私事。偶爾有一次，大概出於好奇心，一位教授脫口而出問一位歸僑學生：“你是福建人嗎？你的口音有點像，又不全像。”當那位歸僑學生回答說：“我是印尼歸僑學生，…。”教授只“噢”了一聲，談話即刻轉回到課本上的問題。那位歸僑學生後來在請教一道力學題的推算方法後，順便自我介紹，講述自己回國的經歷，教授一言不發，仔細靜聽，然而當有人走近，他即刻打斷話題，重復他剛剛已詳細講解過的習題，使那位歸僑學生感到莫名其妙，十分迷惑。

在印尼的許多華僑學校，師生關係融洽，師生間亦師亦友，無話不談；每年假期師生經常一起郊遊聚餐；逢年過節許多學生成群結隊到老師家登門拜年、慶賀節日；…。為什麼國內大學師生關係竟然如此冷漠？真是百思不解。

後來，在和同學閒談時，才聽說教授們的一些情況。有的教授“五七年反右運動”期間，“猖狂攻擊黨、攻擊社會主義”，被戴上“右派” 帽子，後因有悔改表現，獲得寬大處理，摘帽減薪留用，給予戴罪立功的機會；有的“反右運動”中犯有嚴重錯誤，給予嚴重警告處分後，原職原薪控制使用，以觀後效；…。這些人頭頂上有如高懸了一柄“達摩克里斯”利劍，使他們惶惶不可終日。他們因言獲罪，教訓刻骨銘心，“一朝被蛇咬，終生怕草繩”，因此他們一言一行都十分謹慎，生怕重蹈覆轍，…。再後來，才知道上述那些教授的“歷史問題”，是“上頭”佈置黨團員，通過閒談的方式傳播給所有同學的。據說，這是發動群眾，監督犯有嚴重政治思想錯誤的知識份子，敦促他們老老實實改造思想、糾正錯誤很有效的方法，…。

那位歸僑學生度過了五年大學生活，在離校走上工作崗位前，他拜訪恩師們，感謝他們的教誨，聆聽臨別贈言。那位“摘帽右派”教授——在他背後人人都如此稱呼他，“右派”帽子摘掉了，換上另一頂“摘帽右派”的帽子——是他拜謝的其中一位恩師。出乎意料的是，這位恩師講的竟然比其他人還多。恩師勉勵這位歸僑學生努力工作，要記住：“真本事只有在實際工作中才能真正學到”；他提醒他的學生，一定要搞好群眾關係，不要爭功，“這是自保的法寶”；他特別提醒他這位學生，“不要亂發牢騷，避免一般問題轉化成政治問題”；他告誡他這位歸僑學生，要以他“犯錯誤”的慘痛教訓引以為戒，一定要謹言慎行，他透露，他被定為“右派”的主要罪狀之一是“反蘇”，因為他曾經向學生說：“蘇聯的科技水平不如美國”；…最後，他分析當時的政治形勢，他說，在農村正在轟轟烈烈進行的“四清運動”，估計很快就會蔓延到城市，他已做好思想準備再次受到衝擊，…。真佩服他敏銳的政治嗅覺。當時是1964年初夏，兩年後的1966年初夏，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爆發了。“文革”初期，這位“摘帽右派”教授，又被扣上“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高帽，關進“牛棚”遭到批鬥。後來因為沒查出他的“現行反革命罪行”，“紅衛兵造反派”認為他是“死老虎”，勿需再浪費時間批鬥，遂勒令他每天打掃廁所，後來再遣送“五七幹校” 參加勞動，讓他在勞動中繼續改造思想，…。這是後話。

(未完待續)

(九)難忘的“暫時困難時期”

(1) 糧食定量 饑腸轆轆

巴中五九年屆第一批回國的同學，1959.06.21抵達廣州，入住三元里招待所。在三元里停留的8天時間，伙食不好，天天吃空心菜，同學們戲稱“吃無縫鋼管”。七月初到北京補校，伙食也不好。九月到大學報到，原本以為在首都的大學伙食會好一些，但事與願違，伙食不僅沒有改善，反而越來越差。到1960年初，全市嚴格執行“糧食定量制度”後，食堂伙食由“很差”變成“吃不飽”，於是“糧食定量制度”即刻成為許多歸僑學生關注的問題。

自1955年國內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後，全國就實行“糧食定量制度”。城鎮成年居民根據所從事的工作性質和勞動強度，訂定“糧食定量標準”；大中學生的定量為男生每人每月32斤，女生28斤，(1960年中減為男生30斤，女生26斤)；未成年兒童另訂。城市居民要用“購糧簿”每月到國營糧店，購買固定數量的糧食，而大學生由於全部都必須留宿集體宿舍、在學生食堂吃飯，糧油關係都在學校食堂，因此由糧食部門根據學生人數，定時定量供應糧食給各間大專院校的學生食堂。1960年前，副食品供應比較豐富，定量供應的糧食根本吃不完，因此食堂讓學生“各取所需”，保證吃飽。

60年初，全市嚴格執行“糧食定量制度”後，為保證學生有計劃、按定量地吃飯，有的學校特地印製只在本校通用的“飯票”和“菜票”，每張票上印上年月日早/午/晚，開飯時間排隊憑票在賣飯窗口領取飯菜，每張票只於特定日期的某一餐有效，過期的“飯票”可兌換北京市/全國通用糧票，而過期的“菜票”作廢；有的學校則每人每月發一個硬紙片做的“定量卡”，定量卡上有90個小格（大月則是93個小格），每頓飯一個小格，把全月的定量分配在每一小格中，吃一頓飯，劃一小格，賣飯處專有一個人“劃卡”；…。方式方法不同，目的只有一個，就是鼓勵學生盡量節約糧食，至少不要消耗超過定量的糧食。

在今天看來，30斤左右的糧食，應當是夠吃的。但在60-62那三年，每人每月幾兩油(最少的時候只有2兩油)，一年吃不到兩斤肉，其它副食也很少，這點糧食是主要熱量來源。年輕人好動，消耗的熱量特別多，因此剛吃完2-3個小時，肚子就“造反”了。

因為吃不飽，營養不良，學生身體免疫力下降，發病率上升，幾乎人人都面黃肌瘦，有些人得了浮腫病，身體虛弱，行動困難。在這種特殊的環境中，印尼歸僑學生也生平第一次領略了“饑腸轆轆”的滋味，有一些僑生更出現浮腫徵狀，…。

“饑腸轆轆”是形容一個人“饑極”的一句成語。印尼歸僑學生自出娘胎起何曾嚐過饑餓的滋味？更不用說“饑極” 的滋味了。但絕大多數歸僑學生都無所畏懼，有些人甚至認為這是難得的“接受考驗”的好機會。

有一位印尼僑生下決心要“真正徹底”地與國內同學“同甘共苦”，親自體驗“饑極” 的滋味。他將父母親寄給他的餅乾、罐頭食品和“僑匯劵”等，全部轉送給弟弟妹妹，每天就靠食堂供應的飯菜和菜湯充饑。頭幾個星期沒什麼特別不舒服的感覺，因為他體內儲存的脂肪尚未消耗殆盡，後來逐漸地越來越難忍受。數年後他講述了“饑極”的滋味：剛吃完2-3個小時，肚子就餓了，胃部發熱、胃酸倒流、全身乏力、步履沉重、睡眠不好、精神無法集中、心裡發慌、心臟砰砰跳、…。他特別詳述冬夜難眠的苦況，“暫時困難”時期，由於取暖用煤供應不足，熄燈後一小時暖氣停止供應，到起床前一小時才恢復供應，北京的冬季，天寒地凍，氣溫經常徘徊在0℃左右，沒有暖氣那幾個小時，室內溫度最低會接近室外溫度，而走廊的溫度則與室外一樣。由於晚餐喝的菜湯太多，入睡後至少要起床撒尿一次，穿好毛衣毛褲棉襖，跑步衝進廁所，再跑回來鑽進棉被，久久才回暖，剛想入睡，起床軍號吹響了。…。

他堅持了大半年，他的弟弟妹妹見他自我摧殘得“不似人形”，苦勸不果，只好向父母親寫信告狀。他父親寫了幾封信說服無效，於是親自回國勸導，還是不行。他父親是屬於“統戰對象”的僑商，認識當時中僑委的幹部，遂請他們幫忙勸說。中僑委一位幹部向這位印尼僑生詳細解釋，對國內一些特定人群給予適當照顧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又帶他參觀“高幹高知特需商店”。他發現在“高幹高知特需商店”和“僑匯特需商店”內，緊缺糧油副食品和緊俏的生活用品，都一樣琳瑯滿目。不同的是，前者不掛牌子，後者的牌子掛在當眼處；前者商品價格比國內市場價格便宜，後者商品價格比國內市場價格貴。他終於想通，於是結束“體驗生活”，恢復 “正常生活”。

(2) 生活物資極度匱乏  商店貨架空空如也

不僅糧食和副食品供應緊張，其他生活物資也極度匱乏，很多貨品都要憑票劵購買。一般商店貨架空空如也，只有市中心的一些商店，仍在當眼處展示擺滿各種貨品的貨架，顯然是用作宣傳“市場繁榮”的擺設，貨品只是展品，並不出售。

供應給大學生的糧油和副食品以及其他生活物資，都由總務科統一管理，因此一般的學生平時都不瞭解詳情。家住北京的同學，寒暑假可要求將自己的“定量票劵”領出帶回家。1961年寒假前，發給他們的春節特別供應票劵竟有十幾種之多：面粉票、粗糧票、米票、肉票、食油票、雞蛋票、豆製品票、糖票、糕點票、火柴票、煤球票、引火碎木票、香煙票、肥皂票、布票等；回外地的同學則可領回：全國通用糧票，以及糖、糕點、火柴、香煙、肥皂、布票等；假期留校的同學，只獲發糖、糕點、火柴、香煙、肥皂、布票等票劵。這些票劵對歸僑學生來說，是新鮮事物，見所未見，真大開眼界。

黑市票劵市場隨著票劵發行很快就營運而生，“僑匯票”和“雙高特需票”特別受歡迎。有些沒有特權，也沒有門路的市民，為保障年幼子女正常發育成長，翻箱倒篋把可變賣的雜物，包括祖傳的名貴字畫古董，賤賣換取這些票劵，再去購買短缺的食物。本來國家規定禁止買賣這類票劵的，但社會上有需要，因此雖然公安多次出動取締，結果還是禁而不止。據說，有些在補校剛回國不久的僑生，捲入了這類賣買，他們認為賣買雙方你情我願沒有不妥，結果被公安拘留教育，再通知補校派人領回管教。已上大學的僑生比較謹慎，沒聽說有人捲入。

1963年經濟稍微好轉後，多數票劵逐步“消失”，但糧票卻到“改革開放”政策實行若干年後才被取消。原因是“糧票制度”在當時來說，具有便於徵集“備戰糧”的優點，而且是監控“階級敵人”的活動的有效工具，也是調節“流動人口”的數量和流向的有效方法。因此，直到“改革開放”逐漸深入，糧食可以在自由市場上自由買賣，上述優點和功能也隨之消失之後，有關當局才不得已取消“糧票制度”。

(3) 克服“暫時困難”運動

國內經常用“運動”的方式解決問題，克服“暫時困難”也不例外。1960年春，學校黨委書記親自召開師生員工大會，傳達高教部和北京市委聯合下達的文件。首先講當前形勢，指出：由於全國大面積受災，以及蘇修逼債，我們在糧食和副食品供應方面遇到一些“暫時困難”，因此要求所有師生員工積極行動起來，發揚“自力更生，豐衣足食”的奮鬥精神，團結一致共同克服“暫時困難”。接著提出具體的措施：為保障健康，要注意勞逸結合，宣佈暫時取消體育課、勞動鍛鍊和軍事訓練等消耗較多體力的活動；浮腫病人每日免費補貼一杯豆漿增加營養，允許他們臥床休息，不必上自修課，甚至不必上課；總務科和食堂要動腦筋想辦法，用“瓜、菜、代”彌補糧食的不足，還要抽調人手養猪，…；學生要利用課餘時間採摘野菜，開墾校園空地種植生長期較短的蔬菜、紅薯等；…。

當然也不忘提醒所有師生員工，要警惕階級敵人造謠污衊攻擊搞破壞。號召所有師生員工，要在黨的統一領導下，團結一致徹底挫敗階級敵人的任何惡毒陰謀。

於是不久，食堂供應的口糧中搭配不少紅薯；窩窩頭摻入了各種蔬菜、紅薯葉、榆樹葉、酒糟和“代澱粉”，這種所謂“代澱粉”是將花生殼、玉米心或米糠等經壓碎烘乾磨成粉狀製成；過去用作飼料的豆腐渣也變身成佳餚，…。

校園也變了樣，到處是學生新開墾的“處女地”，種下紅薯(地瓜)和各種菜蔬，許多學生每天起早摸黑澆水施肥，肥料是現成的糞肥，在廁所就地取材；有的學生利用下午自由活動時間，三三兩兩到學校附近的野地路旁渠邊採摘野菜，再送交食堂加工處理；還有的學生聽信當時國內出版的《科學雜誌》的介紹說，一種名稱叫“小球藻”的绿色漂浮植物，其營養價值堪比雞蛋，於是在臉盆盛水如法炮製培植，以尿液作養料，…。

在克服“暫時困難”運動中，學生把不滿與怒氣傾瀉到老天爺和蘇修頭上，悶氣怒火得到發洩，精力傾注到運動中，使校園恢復了些微生氣。許多歸僑學生也都十分積極地投入到這個運動中。

(未完待續)

(九)難忘的“暫時困難時期”

(4) “僑匯劵”

“僑匯劵”於1960上半年開始發行。國外華僑匯款到國內時，中國銀行會按匯款的數額，附送一定比例的“僑匯劵”給收款人。該票劵細分為“僑匯糧票”、“僑匯油票”、“僑匯肉票”、“僑匯糕點票”、“僑匯布票”、“僑匯縫紉機票”等等，憑劵可在特定的商店，購買當時緊缺的糧油副食品和其它緊俏生活用品。“僑匯劵”由各省市政府根據各自的條件和需要自行印製發行，限於本地區使用。發行前後由有關僑務部門向國內歸僑僑眷和海外華僑廣泛宣傳。

中僑委派人到一些大學召集歸僑學生開座談會。其中一位向一間大學的歸僑學生說，發行“僑匯劵”體現了黨和政府對歸僑學生無微不至的關懷，目的是使同學們吃得好穿得好，身體健康，心情舒暢，安心學習，信心百倍地與全國人民一起克服“暫時困難”。參加座談會的歸僑學生聽後，反應並不熱烈，有的人甚至說，這是搞特殊化，他們認為歸僑學生應該和國內人民打成一片，同甘共苦，並表示不會要求海外親人寄僑匯來，寄來了也不願用。座談會似乎沒有達到召集人預期的效果，結果不歡而散。

後來換另外一個人講解“僑匯政策”。他說，外匯對國家建設事業十分重要，中國工業落後，只能以出口農產品換外匯，由於受到國際封鎖，只好以低價賤賣爭取買家。僑匯就是外匯。在國內發行“僑匯劵”，允許用“僑匯劵”購買外銷產品，實際上是把“外貿”變成“特殊內貿”，把“外銷”變成“特殊內銷”。這樣做對國家有利，因為“外銷”的價格比國內市場便宜，而“特殊內銷”的價格比國內市場貴，也就是說，同樣數量的出口產品，賺取的外匯數額多一倍以上。因此，多爭取僑匯可以加快國家建設發展步伐，盡快克服“暫時困難”。他還透露，中僑委已下達文件給有歸僑學生就讀的學校，要求有關學校開辦“歸僑學生食堂”，有條件的還要提供小廚房給歸僑學生隨意烹飪煮食。他還說，有關的僑務政策也會傳達給國內同學，消除誤會，避免隔閡。他的講話受到歸僑學生熱烈歡迎，增加了他們對“僑匯劵”的認識，激起了他們的愛國熱情，許多人紛紛表示，一定努力爭取海外親人多寄僑匯，…。

中僑委也派人到印尼，向當地華僑宣傳動員。當時的印尼華僑在下南洋前，許多人在家鄉就耳聞目睹過、甚至親身經歷過天災肆虐的日子，那種可怕的情景，雖然時隔多年，卻仍然記憶猶新。所以，當聽說國內因大面積受災，導致農業歉收，糧食短缺，人民挨餓時，他們即刻千方百計地，給在國內的子女寄餅乾、巧克力、雞精等食品/營養品；如今聽說寄“僑匯”給國內的子女，子女可拿到附送的“僑匯劵”，憑劵可買到糧食和副食品時，根本勿須多作動員，他們早已聞風而動，積極準備匯款。

他們都有給在國內的子女和親屬寄僑匯的經驗。由於印尼嚴格管制外匯，他們都是通過地下錢莊把錢寄到國內。錢莊經營的是非法的“套匯”生意，因此經營者都十分謹慎，只做熟人生意，要有熟人介紹才能連絡到他們。匯款者把收款人的姓名地址、款項數額以及手續費交給錢莊後，過一段頗長的時間，國內的收款人才會收到國內人民銀行的通知，憑通知單可到指定的分行取款。之後匯款者也會收到收款人的信，用事先約定的暗語，報告收到的款項數額。這種以誠信為基礎的交易，不需文件憑證，多年來極少出現差錯，因此能長期秘密進行。

匯款以港幣為單位，因此錢莊經營者的收入，除手續費外，還有匯率差價，利潤相當可觀。高利潤自然吸引許多人躍躍欲試，但只有少數人能夠成功入行。因為經營者收取的款項(印尼盾)，經過隱蔽的迂迴路線後，最終都存入中國銀行印尼分行，有關資料隨即由中國銀行印尼分行傳送給香港分行，再通知國內銀行將僑匯(人民幣)送到收款人手裡。顯而易見，這是十分敏感的行業。據說，經營者都須經過中國駐印尼使領館和中國銀行印尼分行嚴格挑選審查批准，因此，成功入行者，都是一些有人脈門路的、有能力的、可靠的“左派愛國僑商”。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後，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就對新中國實行嚴密封鎖禁運，脅迫世界各國不得與新中國建交。印尼的第一任總統蘇加諾，頂住壓力，拒絕跟隨美國指揮棒轉，在新中國成立的第二年就和新中國建立外交關係；1955年在印尼舉行第一屆“亞非會議”(即“萬隆會議”)，當時與新中國建交的非社會主義國家總共才七個，印尼作為主辦國堅持邀請新中國參加，並成功說服其他發起國同意支持，會議結束後蘇加諾總統又髙規格接待周總理進行國事訪問，有效地幫助新中國突破封鎖、擺脫孤立局面；…。事實證明，蘇加諾總統是中國人民真正的朋友；而在他領導下的印尼共和國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友好邦交國。然而，當時中國駐印尼使領館和中國銀行印尼分行卻竟然鼓勵、支持、慫恿一些所謂的“左派愛國僑商”，在印尼這樣一個新獨立的、貧窮而又和中國十分友好的國家內，從事損害印尼國家利益的、非法的“套匯”活動，實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五六十年代，印尼華僑通過地下錢莊寄到國內的大量僑匯，源源不絕流入中國國庫，填補當時國家奇缺的外匯。有知情人士估計，當時僑匯數額足夠支付我國駐外國(不包括社會主義國家)使領館日常開支，以及支援東南亞(印度支那三國除外)共產黨游擊隊的費用。人民在挨餓，中國政府卻竟然化費巨額外匯去支援國外的叛亂組織，又實在令人不勝唏噓。

七八十年代，歸國華僑中掀起一股澎湃洶湧的“出國潮”，在國內的歸僑人數大量減少，寄回國的僑匯也隨即銳減。八十年代初，國內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市場經濟的導入促進了生產發展，糧油副產品和各類生活用品的產量逐漸增加，“僑匯劵”也隨即逐漸失去吸引力；而港資和外資的大量流入，也使得國家對僑匯的依賴程度大大減低。客觀環境的變化，促使中國政府決定，於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全國範圍內，陸續取消“僑匯劵”。

(未完待續)

(九)難忘的“暫時困難時期”

(5) “僑生食堂”和“僑生廚房”

有歸僑學生就讀的學校，1960年下半年陸續開設“僑生食堂”和“僑生廚房”。所謂的“僑生食堂”，實際上是在學生食堂一角劃出一個範圍，將全校歸僑學生集中在幾張桌子用餐，食堂專開一個“僑生窗口”供僑生買飯菜。僑生的定量照舊，但供應的主糧中，米飯的比例較多，而且沒有摻加菜葉和“代澱粉”的窩窩頭，菜餚則不變。

歸僑學生較多的學校，在宿舍區騰出一間配備爐灶鍋鏟等設備工具的“僑生廚房”供歸僑學生使用；歸僑學生較少的學校，則只騰出一間宿舍房，讓僑生用自備的煤油爐和烹飪工具煮食。於是，每天自由活動時間，就會見到一些僑生在“僑生廚房”忙碌，而一到星期天或假日，“僑生廚房”更擠得水洩不通。愛煮食是女人的天性，因此見到女生在廚房忙碌，實在不足為奇。而過去極少踏足廚房的一些歸僑男生，在那個特殊的年代，也成了廚房常客，有些人甚至學會了一手好廚藝。有些僑生在“僑生廚房”煮好美味可口的印尼菜餚後，會帶到食堂與大家分享。

有少數僑生堅持要與國內同學同甘共苦，始終和“僑生食堂”和“僑生廚房”保持距離，他們的信念和堅持令人欽佩，然而，有些人因長期營養不良，埋下日後頑疾的病根，卻又令人不勝婉惜。

(6) 一個感人的真實故事

“暫時困難時期”國內生活物資極度短缺。糧油和副食品都定量供應，在飯館吃飯也要交糧票，因此，不僅無法在家裡請客吃飯，也不可能到飯館與朋友聚餐，以致朋友之間的探訪來往幾乎絕跡，交情變得疏離冷淡。社會治安也明顯變差，偷盜搶劫事件時有發生。當時，許多人都在焦慮、惶恐、憤懣和壓抑的情緒中度日。但在校園內，在一些年輕的大學生中，互相關心、互相幫助、共同奮鬥、克服困難的精神，卻並沒有泯滅。有些有“僑匯劵”的僑生，不僅和一些沒有“僑匯劵”的僑生一起分享，請他們一起烹飪煮食，一起共享美食，還支援有困難的國內同學。

一位來自山東農村的同學S君，身高1.8米、身體強壯，平時活躍好動，在1961年春節前幾個月，突然經常不上自修課，甚至不來上課，獨自一人在宿舍臥床休息，同宿舍的同學很快發現他身患浮腫病，由小腿開始，逐漸蔓延到全身，在他臉頰輕輕按下，出現的凹坑好久才慢慢平復，經校醫診斷是“營養性浮腫”，憑證每天獲發營養豆漿一杯補身，但一直不見好轉。後來同宿舍的同學觀察到他一些怪異的行為：午晚餐他幾乎都是第一個在食堂門口等待，一開門即刻衝向擺在食堂中央的、免票供應的菜湯大木桶邊，搶取鐵杓後即刻裝滿他那特大的搪瓷碗，大口喝完再舀第二碗慢慢喝，之後才買一個窩窩頭，邊吃邊慢步返回宿舍躺下。他經常只吃半個窩窩頭，剩下的放在窗台風乾後，放入布袋儲存，他向同宿舍的同學解釋說，胃口不好吃不下。後來經生活班委一再追問，是否身體有病，逼他去看醫生，他才含淚說：“家裡斷糧了，…村里餓死了人，…寒假我必須帶點糧食回家救命，…。”原來，他已經有一段時間，每天就靠喝菜湯和1-2個窩窩頭充饑，…。

消息迅速在班上傳開。一些女生表示，可以每月省下1-2斤糧票支援他；男生則搖頭嘆息，表示愛莫能助，班上已有幾位男生得浮腫病，再減口糧，發病人數一定增加，…；僑生L君聽在耳裡，記在心上，強忍淚水，低頭不語，…。

期末考試結束後，外地的同學個個忙著整理行李準備回家。一天下午，S君獨自一人躺在床上閉目養神，L君悄悄推門進來。L君手提一個布袋，內裝10斤大米、1罐(5斤)花生油、5罐罐頭午餐肉、2斤白砂糖、2包餅乾和1包糖果，都是他用“僑匯劵”買的。他輕手放在床頭對S君說：“一點心意，請帶給你父母，…代向老人家問好，…祝一路順風，…。”當L君轉身準備走開的那一剎那，S君突然抓住L君的手說：“請等一等，…。”他艱難地從下層床舖起身，接著突然噗通一聲雙膝跪下，兩眼水汪汪地說：“你救了我們全家的命，請受我一拜，…。”L君被嚇了一跳，頓時慌了手腳，於是一邊連聲說：“不要這樣啦…。”一邊拉他起身，拉不動，最後只好跟著跪下，兩個人淚流滿面跪在地上，激動得說不出話來，…。他們都不願先起身，各不相讓，僵持在那裡。生活班委推門進來，才打破僵局。他被眼前的情景感動得熱淚盈眶，在他勸說下，他們兩人同意起身。他帶來了幾個女生捐贈的10多斤糧票，轉交給S君，…。

L君和S君後來成為好朋友。一年後的1962年春節後，放完寒假的外地同學陸續回校。S君帶了一布袋地瓜餅，分給全班同學“嚐鮮”，以答謝同學們的關懷與幫助。給L君的特別多，L君拿到“僑生食堂”與其他僑生分享。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讚不絕口。

S君說，地瓜是在自家的自留地種的。為解決嚴重饑荒問題，中共於60年底61年初，陸續放寬政策，允許農民在房前屋後、邊角農地，種植少量自留地。1961年家鄉風調雨順，他們家種的地瓜，收成很好，初步緩和了口糧嚴重短缺的問題。秋收後，他的父母親特地挑選了最好的部分，煮熟壓扁晒乾製成地瓜餅，一定要他帶到學校，給同學們嚐一嚐。中國農民樸實、溫馴、善良、感恩的品格，令人感動

(未完待續)

(九)難忘的“暫時困難時期”

(7) “沒有挨餓”的特殊人群

新中國成立後，中共將蘇聯斯大林模式整套移植到中國：政治制度是無產階級專政，經濟體制是計劃經濟，…。在無產階級專政制度下，人民被劃分為各種不同的、相互對立的“階級”；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城鄉被人為地分割，形成所謂的“城鄉二元結構”。

城鎮居民和農民是身份不同、待遇不同、生活方式不同的兩個社會群體。他們各有不同的義務和權利。中共用“戶口制度”，將這兩個社會群體固定化和世襲化。由於這兩個社會群體的義務和權利，差距極大，因此有許多“農村戶口”的人，千方百計想轉為“城鎮戶口”。然而要改變“戶口”極其困難，一般只有考上大學且獲發畢業證書的人，以及參軍入伍入黨提幹、已變身成為“部隊幹部”的人，才可以由“農村戶口”轉為“城鎮戶口”。

農民最主要的義務是將他們生產的糧油副食品以及棉花等經濟作物，貢獻給國家。以糧產區為例，農民必須按時定量將糧食送到指定的收購站，農民稱它為“交公糧”。中國不准糧食自由買賣，強制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政府有關部門，根據不同的地區訂定每畝地統購的標準。農民交的“公糧”中，減去應交的農業稅(以糧抵稅)後，剩下的部分，政府以極低價格“統購”。總產量減去上交的“公糧”，再減去農民的口糧(標準也由政府訂定)後，剩餘的部分叫“餘糧”，原則上農民可自己支配，但不准自由買賣，一般情況下，政府有關部門會千方百計，軟硬兼施“說服”農民將“餘糧”賣給國家，“餘糧”收購價略高於“公糧”。而如果總產量減去上交的“公糧”後，剩餘的數額低於農民口糧標準，除非國家糧倉溢滿，一般情況下，任由農民自行想法解決。如果農民無法自行解決，而政府又幫不了，農民就會斷糧，就會餓死人。在“暫時困難時期”，在農村幾乎人人挨餓(有“僑匯劵”的少數僑眷除外)，在許多產糧區，政府強行統購後，留給農民的一年口糧只夠吃2-3個月，因此生產糧食的農民餓死的人不計其數。

政府由產量區農村“統購”糧食後，大部分“統銷”給城鎮居民和非產糧區的農村人口，還有部分作軍事用糧和工業用糧，剩餘部分出口換外匯。在“暫時困難時期”，糧食短缺，廣大普通城鎮居民的定量被一再調低，多數人都處於半饑餓狀態。饑餓最嚴重的是在街道工廠工作的普通市民，以及在政治上受到打擊而又不是高級知識分子的小知識分子，在校大學生的狀況比普通居民要好一些。總的來說，城鎮居民的處境比農民好得多，餓死的人不多。

在“暫時困難時期”，國內並不是人人都挨餓。有幾類享受特權的“特殊人群”沒有挨餓。這些“特殊人群”是：
1. 解放軍官兵和公安幹警；
2. 國家級和省/直轄市/自治區級運動員；
3. 少數高級知識份子；
4. 少數有特殊利用價值的統戰對像；
5. 擁有較多僑匯的歸僑和僑眷；
6. 高級黨政幹部。

有關部門的幹部作出“解釋”說：
——解放軍官兵和公安幹警肩負著保衛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重任；國家級和省/直轄市/自治區級運動員背負著爭奪獎牌為國爭光的使命。因此國家供應充足的糧油副食品，保證他們吃飽吃好，是必要的；
——少數高級知識份子是“實現祖國現代化的關鍵因素”；少數有特殊利用價值的統戰對像是“對敵鬥爭中寶貴的籌碼”。國家採取“特需供應”的方式，保證他們吃飽吃好，是合理的；
——有些歸僑和僑眷用“僑匯劵”在“特殊內銷市場”上購買生活必須品，不僅改善了他們自己的生活，對國家經濟發展也是有利的；
——高級黨政幹部是“黨和國家最最寶貴的財富”，國家重點保證充足供應，保證他們吃飽吃好，不僅必要，更是合理的。

社會上對上述前五類人群，享有免於挨餓的待遇，基本上沒有異議，但對高級黨政幹部竟然可以享受不挨餓的特權，卻十分不滿。他們認為，全國發生大饑荒，那些高級黨政幹部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們至少應該和全國人民同甘苦，不應該享受如此的特權。北京老百姓恨極了，市面上流傳諷刺民謠：“高級點心高級糖，高級老頭上食堂。食堂沒有高級飯，氣得老頭上醫院。醫院沒有高級藥，氣得老頭去上吊。上吊沒有高級繩，氣得老頭肚子痛。……。”

改革開放後，國內一些有良心的、無懼無畏的記者和學者，冒著遭到迫害的危險，揭露了當時高幹享受特權的部分內容：

——1960年11月9日，中共中央轉發了國務院副秘書長齊燕銘在1960年7月30日擬訂的《關於對在京高級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在副食品供應方面給予照顧問題的報告》。中共中央在文件中指出：“中央認為，這個報告中提出的方案和意見，原則上也適用於全國各地區，現把它摘要轉發，希望各地參照執行。”齊燕銘在《報告》中，將幹部按職位/級別分三類，提供不同的“特需供應”：
第一類，副委員長、副總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政協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和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供應標准是：每戶每天肉一斤，每月雞蛋6斤，白糖2斤，甲級煙兩條；
第二類，人大、政協在京的常委，國務院各部委正、副部長，正、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人大、政協的副秘書長，各民主黨派中央的主席、副主席，在京的高級知識分子中的一級人員，以及黨政群同上述職務相當而名義不同或工資級別在七級以上的其他人員，供應標准是：每人每月肉4斤，白糖2斤，甲級煙兩條，雞蛋3斤；
第三類，全國人大在京的黨外代表和全國政協在京的黨外委員，國務院各部委黨的正、副司局長和黨外的國務院參事，各民主黨派在京的中央常委，在京的黨內外高級知識分子中的二、三級人員，以及黨政群同上述職務相當而名義不同或工資級別在十一級以上的其他人員，供應標准是：每人每月肉2斤，白糖1斤，甲級煙兩條，雞蛋2斤。

——1961年12月，中共中央又發了一個關於“特需供應”的文件。這個文件的按語中寫道: “北京市即可照此辦理。各省、市、自治區可以參照這一辦法執行。”這個規定除了照顧面更寬以外，對高級幹部的“特需供應”，每月增加了5斤大豆。

有了享受“特需供應”的人員，隨之就出現了“特需供應商店”。“特需供應商店”秘密而神秘，一般百姓只知道其存在，不知道它在什麼地方。掌握“特需商品”的人，也享受到特殊利益。這種“特需供應商店”一直持續到文化大革命前，成為中國特權階層的象徵，也是文化大革命的衝擊對象和批判對象。

上述文件，沒有提到深居中南海的頂級黨政幹部/領袖享受的特權。但根據上述文件的精神，可以合理推斷，他們享受的特權必然是頂級的。在“暫時困難時期”，在許多大小會議上，各級領導幹部經常反復宣傳毛澤東和其他國家領導人，如何與全國人民同甘共苦，每天不吃肉，只以青菜辣椒下飯，…。當時信以為真，深受感動。如今回想當時的情景，真令人倒胃、惡心、憤慨。

(未完待續)

(九)難忘的“暫時困難時期”

(8) “大饑荒”的慘烈災情和真正原因

中共當局十分忌諱“大饑荒”、“餓死”等字眼，而用“暫時困難”、“非正常死亡”等字眼替代。關於造成“暫時困難”的原因，則躲躲閃閃地用謊言搪塞，最初說是“天災”引起，爾後加上“蘇修逼債”。但不少大學生並不認同。面向全國招生的大學，有不少學生來自全國農村地區，他們十分關心“大饑荒”的情況，見面時都會相互打聽各自家鄉的災情，絕大多數都說家鄉沒有發生諸如水、旱、霜、凍、風、雹等自然災害，因此認為所謂“天災”造成“大饑荒”的說法不可信，也不相信“蘇修逼債”會引發“大饑荒”。 這些大學生經常聚在一起議論災情，還議論引發“大饑荒”的真正原因，結果觸犯“大忌”。學校當局以“聚眾造謠鬧事”的罪名，將一些首要份子嚴厲懲處，開除學籍，遣送回鄉，監督勞動。

1962年初，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擴大的工作會議，出席會議的有中央、中央局、省、地、縣（包括重要廠礦）五級領導幹部，共7118人，人們習慣地稱這次會議為“七千人大會”。 會上初步總結了1958年“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糾正了工作中發生的部分“左”的錯誤。會後，北京市委向全市幹部和大學生傳達會議精神。聽眾聚集各單位大禮堂，收聽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政治局委員兼北京市委書記、市長彭真的“廣播講話”。聽眾從“廣播講話”中，首次聽到中央領導人公開說，“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是導致發生“暫時困難”的原因之一。彭真在廣播講話中還說，要創造寬鬆的政治氣氛，讓群眾可以暢所欲言，精神舒暢地投入到抗災鬥爭中去；又提出要對講錯話受到處分的人員，仔細甄別，凡屬人民內部矛盾的，一律糾正平反；…。於是不久，被開除學籍的學生獲得平反，他們得以返校繼續他們的學業，…。

改革開放後，國內一些學者不辭辛勞，冒著政治風險，深入調查發生於1958-1962年的“大饑荒”的實情，仔細分析研究引發“大饑荒”的真正原因。其中，自1968年起當了35年新華社記者、如今是北京《炎黃春秋》副社長的楊繼繩，花了十年時間完成了一部巨著：《墓碑：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

這部120萬字的巨著內容十分豐富：
——他仔細分析研究了許多資料數據，確認1958-1962年的“大饑荒”期間，全國餓死人數達3600萬；
——他以他當新華社記者時收集的大量採訪記錄，揭示了“大饑荒”期間發生的慘烈災情：一些地區的饑民，野菜吃光了，樹皮吃光了，就用棉絮、觀音土來“填飽”肚子；在一些地方甚至發生“人相食”的慘狀，死人的屍體，外來的饑民，甚至自己的親人，都成了充饑的食品；有的比較小的村莊，村民死絕，變成空村死村；…；
——他根據全國各地真實的氣象資料，無可爭辯地證明1958-1962年期間，全國根本沒有發生過大面積的自然災害，從而徹底否定了“天災”引發“大饑荒”的彌天大謊；
——他詳細分析研究了中蘇簽訂的經濟合同和債務資料，確證“蘇修逼債”根本不可能引發“大饑荒”；
——他以確鑿的證據和理性分析，令人信服地證明，引發“大饑荒”的真正原因是“大躍進”、 “人民公社”、 “大煉鋼鐵”，…。歸根結蒂，“造成中國幾千萬人餓死的根本原因是極權制度”；
——…。

這部巨著，在中國國內還沒有正式出版就被列為“禁書”，以致沒有一個出版社膽敢接手編印出版。一直拖到2008年5月，才由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初版發行。甫一出版即刻受到讀者熱烈歡迎，如今已再版至少7次，並被翻譯成多國文字。

這本巨著值得仔細閱讀。有興趣的讀者可到香港圖書館借閱，或上網瀏覽，可在Google搜尋引擎鍵入書名或直接鍵入下列網址： https://sites.google.com/site/dajihuanglishi/book/2

(未完待續)

(十) 結語

拙作《點滴》所描述的，只是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到中國大陸就讀大學的、眾多印尼歸僑學生中、一些人的部分遭遇和經歷。這些內容對當年被捲入“回國潮”與“出國潮”的印尼華僑青年學生來說，是“盡人皆知的歷史事實”，但對許多沒有親身經歷過的海外華僑華人，包括現在正在中國大陸留學的印尼華裔留學生來說，卻可能是“聞所未聞的天方夜譚”。

在拙作《點滴》中，沒有包括“反右運動”、“大躍進運動”和“文化大革命”等政治運動中的印尼歸僑學生的遭遇，是因為有關材料十分豐富，需要化許多時間精力來收集整理，而且《點滴》也容納不了太多內容。這些寶貴的歷史資料，需要專題論述分析討論。

要完整地收集整理這些歷史資料，靠一二個人是不可能完成的，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十分可惜的是，有些親身經歷者/知情者，不願動筆寫，怕“惹麻煩”。新中國成立後，“以言獲罪”的例子太多了，至今也還有不少違反人權的事件不時發生，因此，定居國內的人有顧慮和感到恐懼是可以理解的。不過，我們應該看到，中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後，情況發生了巨大變化，如今的中國與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已不可同日而語。例如，“中共十八大”後，宣佈取消多年來為人垢病的、違反憲法的“勞教制度”；以及《大逃港》的作者陳秉安和《墓碑：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的作者楊繼繩，出書後至今仍然安然無恙，都是“發生了巨大變化”的明證。

定居香港特區的人也有顧慮和心存恐懼，他們怕另一類的“以言獲罪”，怕被國內有關部門列入“黑名單”，不准他們回國探親旅遊。香港有現成的例證：一些“中國籍的民選立法會議員”，因為“亂講話”被列入“黑名單”，多年來中國的海關一直不准那些議員踏入自己祖國的國門一步。不過，也要看到，他們沒有被捕入獄，與毛澤東時代發生的許多事例比較，這也是“進步”的表現。

當年那些印尼歸僑學生的經歷，是印尼華僑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很有必要詳細紀錄並保存下來，給後人留下寶貴的、真實的歷史。我殷切期盼親身經歷者/知情者都動筆寫，匯集起來就可以完整地再現印尼歸僑學生當年的真實歷史生活。

歷史是一面鏡子。自古以來，人們就是從古人的經驗教訓中，吸取智慧，發揚優點，糾正錯誤，克服缺點，從而達到輕裝上陣，勇往直前的目的。成語“以史為鑑”，“重蹈覆轍”，就是對重視歷史經驗的精闢概括。

我們寫我們自己在半個多世紀以前的遭遇和經歷，回憶我們自己的真實歷史，本來是不應該有任何顧慮和恐懼的。然而，如果有些校友/網友，暫時無法消除顧慮，無法克服恐懼，我想是否可以採取如下的權宜之計：趁現在我們的記憶力和思維能力仍然良好的情況下，抓緊時間寫好“回憶錄”或“見聞錄”，寫的內容只求真實，至於當事人的姓名可用“代號”替代，以保護有關人士的隱私權。寫完後保存好，不必立即發表，等以後適當時機再公開發表。我真誠希望校友/網友會同意我這條建議。我堅信，這個“適當時機”，是不必等得太久的。

由於水平有限，加上記憶也可能不準確，不足之處歡迎批評、指正、補充。

(全篇結束)

  (歡迎批評、指正、補充)